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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桥:略论汉藏语系佛教之异同及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更新时间:2021-07-19 21:24:16
作者: 陈星桥  

  

   编者按:2018年10月30日,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分论坛”在福建莆田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反邪教协会常务理事、原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杂志副主编陈星桥先生作题为《略论汉藏语系佛教之异同及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主旨发言。发言全文如下:

  

   一、汉藏语系佛教的传承与相互交流

   佛教诞生于印度的五六百年间,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盛行,主要尊奉《四阿含经》等小乘经典与别解脱戒,并南传到斯里兰卡及缅甸、泰国等南亚、东南亚各国,因经论所用语言为巴利语,故这一系佛教又被称为巴利语系佛教,又名南传佛教。大约公元一世纪至七世纪,印度大乘佛教盛行,主要尊奉《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胜鬘经》《解深密经》《楞伽经》和《中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唯识三十颂》《唯识二十论》《成唯识论》等大乘经论及大乘菩萨戒,形成了以龙树菩萨为首的中观派和以无著、世亲菩萨为首的瑜伽行派,此两派盛传于我国中原地区,并传播到日本、韩国等东亚各国,因经论所用语言为汉语,故这一系佛教又被称为汉语系佛教,又名汉传佛教。公元七世纪至十三世纪,印度金刚乘佛教盛行,主要尊奉《大日经》、《金刚顶经》及密法仪轨等经论,并盛行于我国西藏、内蒙古地区和蒙古国,因经论所用语言为藏语,故这一系佛教又被称为藏语系佛教,又名藏传佛教。印度三个时期形成的小乘、大乘、金刚乘佛教,后后含摄前前,虽然都名为佛教,但教理教义和修行方式等宗教形态迥异。这是佛教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面对迥异的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形态和严酷的宗教竞争作出的自我调适,这符合佛教的缘起法则和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三大语系佛教在各国各地区的生存、发展,同样也经历了一个演化或异化的过程,但总体上不离印度三期佛教的格局。

   随着印度教的复兴和伊斯兰教的入侵,印度佛教自公元九世纪渐趋衰微,到了十三世纪便彻底消亡。

   佛教大约于公元前后开始传入中国内地,复于公元七世纪,分别从印度和我国内地传入西藏地区,大约同一时期,巴利语系佛教从泰国、缅甸传入我国云南地区,这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三大语系佛教传承的国家。

   自唐朝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王松赞干布,带去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佛教文化,开启了内地与西藏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当时既有大唐往印度求法途经吐蕃的汉僧往还,亦有就在吐蕃传法、译经的和尚常住。公元八世纪下半叶,汉地的禅宗即传到了吐蕃,且深受吐蕃信众的喜爱,几乎所有重要的早期禅宗经典都曾被译成藏文。而自十一世纪初,藏传密教开始通过西夏、回鹘等民族在汉人中间传播,到了蒙元王朝以后,西藏和蒙古及各藏区由中央政权管辖,藏传密教更进一步深入到中原腹地,汉、藏高僧亦曾合作进行过勘同汉、藏法宝(佛经)这样的大工程。元、明、清中央政权为了安抚和辖制西藏政教合一之地方政权,对西藏佛教各宗派活佛尊封有加,使藏传佛教对内地有了更大的影响,而在宋明理学排佛的背景下,进一步促使汉传佛教风光不再,趋于山林化、民俗化。由于汉藏语系佛教形态迥异,地理和语言阻隔,民国以前,藏传佛教主要在内地京城皇宫、贵族、官员中和藏传佛教寺院流行。而从民国至今,随着交通的便利、藏文佛典汉译增多,以及许多汉人到藏区学习、传承藏传佛教,众多活佛、喇嘛到汉地传授密法,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交流更加密切。新中国成立后,藏区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大大增强。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贯彻落实,汉藏语系佛教各层次的交往增多,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总体来说,内地对西藏和四省藏区及内蒙古影响全面而深刻,但汉传佛教对藏传佛教影响相对较小,而藏传佛教对大陆和港澳台的汉传佛教的影响要大得多。深入研究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之异同,正视二者交流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制定相应的合理政策,对于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和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汉藏语系佛教之异同

   汉藏语系佛教有许多共同点,首先,它们都源自印度,同属北传大乘佛教,在显教及部分密教的教理教规层面上基本一致;其次,它们都曾得到当地统治阶级的引进和大力扶持,传入本土后都与本土固有文化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而且均发生过若干次“法难”,但经过调适、吸收本土文化因素, 得以民族化和区域化;第三,不同于印度大乘佛教只有中观、唯识两学派的是,二者都在吸收本土文化、发挥佛教教义、厘订戒律和修行法门的过程中创立了许多宗派,对印度佛教有所创新发展,并传播到域外。

   相对而言,汉藏语系佛教的差异不仅巨大,而且广泛,若要细分,可多达千百条。概括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入时代与吸收内容的差异。汉藏语系佛教传入中国的时代不同,落差达六百年之久,因而从印度传承的佛教形态有着显著的差别。如前所述,佛教传入中原开始于公元一世纪,正值印度大乘佛教兴起,初期虽然有小乘经论的翻译,但由于早期译文文字不流畅,且小乘教义比较朴素,没有高深玄妙的理论,戒律要求与中原风俗大异,所以并没有引起中土精英人士的重视,只有少量的官员和部分民众把佛教视作神仙方术和祭祀礼仪来信奉。随着大乘经论的陆续译出,佛教的般若思想及禅观理论与魏晋玄学相结合,吸引了士大夫的广泛关注,同时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与佛菩萨慈悲度生的故事等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迨至隋唐,大乘佛教八宗创立,表明汉人学习吸收印度佛教的努力基本结束,佛教中国化的格局业已形成。期间及此后虽然都有后期金刚乘佛教经论、仪轨的翻译,但由于与中原儒家伦理观念严重相左,其繁琐的仪式与中原民众好简略与直觉顿悟的民族习性格格不入,所以唐代密宗传承几代之后即绝响,金刚乘佛教经论或被修改,或被束之高阁,或者被其它宗派部分吸收。

   而佛教传入西藏始于七世纪,正值印度金刚乘佛教兴起,于是三期佛教经论一并传入西藏,而以金刚乘为主。藏译佛经始于七世纪,盛于十世纪以后。因西藏与印度相邻,彼此宗教与经贸往来便利,特别是九世纪至十三世纪,印度佛教不断受到伊斯兰教军队的毁灭性摧残,众多印度金刚乘僧人避难至尼泊尔、西藏等地,这成为西藏全面吸收、传承印度佛教文化的一大契机。西藏因此成为了全面保留印度金刚乘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修习法的地方, 并在所重经典、修行第次、仪轨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二)面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佛教传入之初,中原地区早已进入封建社会,农牧业发达,已形成比较完备的儒家道家和诸子百家等文化传统,而西藏位于高原,以畜牧业为主,长期处于农奴制社会,其固有的文化以发源于古象雄文明的原始宗教本教为核心。佛教在传入两地的过程中,必然要不断适应这一迥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调适得如何,直接决定着佛教在该区域和民族中的演化路径和最终形态。本教相对比较原始一些,经过激烈的冲突,佛教适应和吸收本教的许多东西之后,最终成为藏族最核心的民族文化,而中原固有文化比较先进发达,根深蒂固,佛教经过与它们的激烈冲突、调适,最终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三大核心之一。

   (三)在各自区域内政教关系上的差异。汉地世俗政权自秦代以来即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无比强大,而儒家成为最重要的统治思想和工具,佛教和道教等都不得不争宠或依附于王权,成为其统治的辅助工具。而西藏人口相对其地域可说稀少,属于游牧民族,政权由各部落首领和贵族把持。经过本教两次毁灭性的灭法灾难之后,吐蕃王朝崩溃,由藏传佛教各宗派联络各地部落首领把持政权,在外部政权的影响下,西藏从元代开始即实行了独特的政教合一制度。这进一步促使藏族和蒙古族全民族信奉佛教,从僧侣到民众生活的重心和意义几乎全部以佛教的行善积德、出世解脱为目标。内地中央政权对这种政教合一制度也是充分的扶持利用,如乾隆皇帝在《喇嘛说》一文中谓: “ 盖中外黄教, 总司以此二人( 指达赖、班禅) ,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

   (四)活佛转世制度上的差异。为了保持政教合一制度的延续性和各教派自身利益与法脉传承的稳定,藏传佛教引用佛教的六道轮回和菩萨发愿度生的理论,从元代开始实行了活佛转世制度,形成了大大小小众多的活佛转世系统,活佛成为一个宗派及其寺院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绝对领袖。而无论是南传佛教和汉传佛教都没有这种制度安排。

   (五)在宗派特点与作用上的差异。汉传佛教的宗派主要表现为义理阐释和修行方法上的差异,融合性强,僧人行为规范基本相同,没有根本的矛盾和利害冲突。而藏传佛教由于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各宗派及其大寺院都由活佛统领,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矛盾冲突大,历史上屡屡发生宗派战争和杀戮。各宗派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经典和仪轨传承,而且僧人的行为规范不尽一致。例如各宗派僧侣的服饰就不相同,有的宗派甚至允许僧人结婚成家。

   (六)在经典来源与数量上的差异。《藏文大藏经》收录佛典4569部,其中包含了绝大部分印度大乘佛教经典的完整翻译,其中密法仪轨、修法数量巨大、门类繁多。藏文大藏经并不像汉文大藏经一样按经、律、论三藏分类,而是分成“甘珠尔”(佛语部)和“丹珠尔”(注疏部)两大部分。其中的“甘珠尔”汇编了藏译三藏、四续部的所有经典,其内容和数量远超于汉文大藏经中的经、律二部,特别是属于“四续部”的密宗经典,其大部分不见于汉文大藏经中。与此相应,收集于“丹珠尔”中的大量注疏密教本续和修行仪轨的著作亦不见于汉文大藏经的“论”部中。藏文大藏经中只有少量来自汉译。

   汉文大藏经数量上远少于藏文大藏经,《大正藏》中仅录2920种佛典,且重译甚多。不过,汉译佛典中早期资料较多,许多不见于藏译佛典中,或根据的是不同的梵文原典及其他西域胡语佛典。

   (七)在佛教教育、修证体系上的差异。藏传佛教由于整体吸收了印度佛学体系,加上政教合一制度,各宗派尤其是格鲁派构建了完整严密的理论和教育、修证体系,讲师承、有次第、贯穿于身口意三业,操作性强,包括男女双修等各种修持法门名目繁多。相比之下,汉传佛教各宗派虽然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但融通性强,重在心法,实践操作性不足,缺乏次第,传承乏力。受儒道文化及世俗政权的影响较大,且由于内地民众有好简略、重视直觉顿悟的民族习性,唯有禅宗和净土宗的简单直接的修行法门及服务信众的各种经忏法事盛行。下面仅从三个方面作分析比较:

   1、依师上的差异。藏传佛教中,佛教徒将自己皈依的亲教师尊为“上师”,要求视上师的身口意如佛,在皈依和念诵仪式中,通常是首先皈依礼敬上师,然后才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们强调因为有上师和上师的加持,你才有缘接触佛法僧三宝,排除魔障。在修法中也要求时常忆念、观想具德上师的恩德,把尊师依师的重要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也是藏传佛教宗派传承不绝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汉传佛教虽然如同儒家一样强调师道尊严,视师如父,但绝对不会将之凌驾于佛法僧三宝之上。王诩《鬼谷子?忤合》:“世无常贵,事无常师。”陶弘景注:“主善为师,故无常师。”因此汉传佛教徒通常会拜多位法师为师,或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法师们也不会要求弟子把自己身口意视同如佛一样完美化。

2、佛教教育上的差异。藏传佛教教育以寺院教育为核心,有悠久的传统。公元十一世纪,噶当派高僧俄勒贝喜饶创建桑浦乃托寺,以弘扬藏传佛教因明学及佛经辩论而著称。其四大弟子进一步开创和丰富了桑浦寺教法体系,形成了因明学和辩经学为核心的教育体系。1409年,格鲁派开山宗喀巴大师创建甘丹寺,并在该寺推行严守佛教戒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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