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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梁启超的国际观与晚年思想转向——梁启超著《欧游心影录》的思想新解

更新时间:2021-07-19 21:15:24
作者: 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所以我们在论争的前两个阶段看不到他发表相关文字。1920年3月,梁启超欧游归国后,他因为新的欧洲经验而获得介入东西文化论争的底气,在《时事新报》《晨报》连载《欧游心影录》,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新文化界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成为五四以后东西文化论争的新议题。过去人们在谈及五四以后的东西文化论争时,喜欢将梁启超与梁漱溟并列,习称“二梁”。这种把梁启超与梁漱溟相提并列的做法,我以为并不恰当。梁启超对中国文化抱有信心是一回事,他是否应被看作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又是另一回事。阅读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们会感到越是没有西洋经验的作者,胆子越大,纵言放论,无所拘宜,怪不得胡适私下批评梁氏:“梁漱溟既不曾到过西洋,又连电影戏都不屑看,他那配谈东西文化!”梁启超提倡以中国文化补救西方时弊,同时又主张思想解放要从“研究西洋思想入手”,他的眼光不同于杜亚泉,也明显与梁漱溟有别,他的思想孕育着某些新的元素,出现了新的转向。

   1918年底欧战结束之际,梁启超率团赴欧考察,这是他思想的一次再出发。丁文江曾提示:“先生这次与同行诸人的游欧,原在他们将来的整个事业上抱有极大的目的和计划。”对此次出访之目的,梁启超有一个逐渐放大的过程。行前在各种公开场合,他数次强调访欧之行的私人性质,言词比较低调。之所以冠以“私人名义”出游,一则低调,二则便于对外发言,诉诸公开舆论。与亲朋好友言及此行时,梁启超则明白交代底细:“此行全以私人资格,(经费殊不充,公家所给仅六万,朋旧馈赆约四万耳。)不负直接责任,然关系当不小。近数日来陆使在日本闹笑话,舆论哗然,复有将我资格化私为公之议,然吾殊不欲也……然万一到必须化私为公时,仍当借重希哲,届时则惟设法先送汝归耳。”从各方面的舆论呼声来看,梁启超自感有“化私为公”之责。从其出游所获资助的经费(公费占六成)、从法国等国给予梁启超一行的礼遇,都可看出梁启超一行实难脱公务之干系。

   到达欧洲后,梁启超对自己的访欧之行,又别有一番新的表示,显示他雄心勃勃的怀抱:“出游之主要目的,在考察战后世界文明变迁之迹,以归饷国民。”在参观巴黎和会后,梁启超更是自感责无旁贷:“仆此行虽以私人考察,然苟可以为国家雪耻复权者,不敢辞匹夫之责。”他的这一表态,甚至对时任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陆征祥构成压力。梁启超对访欧之行的这些不同说明,表明他的认识随着时空的转换,有一个逐步拓展的过程,这与国内张东荪等人的要求也有一定关系。

   《欧游心影录》写于巴黎西南的白鲁威(Bellevue)。1919年10月11日以后,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徐新六等人把白鲁威当作深山道院,闭户读书与写作。11月5日,梁启超《与令娴书》说及当时的生活:“吾自十月十一日迄今,未尝一度上巴黎,且决意三个月不往,将此地作一深山道院,吾现在惟有两种功课,日间学英文,夜间作游记……吾日记材料,由百里、君劢、振飞三人分任搜集,吾乃取裁之,现方着手耳。此亦非同居不可,在此多住数月,亦为此也。”这里所说蒋百里、张君劢、徐新六“分任搜集”日记材料,表明这三人至少参与了《欧游心影录》的准备过程。该信还透露10月中、下旬他曾大病一场:“双十节之次日,吾从意大利返巴黎,新从热带入寒带,在车中已冻了一夜,归寓无煤无薪,大伤风,半月乃愈。”这立即令人想起当时蔓延欧美的大流感,疫情定然对梁启超的身心产生某种冲击。《欧游心影录》对当时写作境况的描述也会勾起我们类似的联想:“巴黎是绝迹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桌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这便是我们这一冬的单调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个反比例了。我的功课中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这一年中所观察和所感想写出来。”这样一种闭门的集体生活,对梁启超的写作自然会产生影响,《欧游心影录》的思想虽不能说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但包含同室他人的思想影响应该是确定的:书中对“科学”的议论,似有张君劢思想影响的因子;而对“德国失败之原因”的分析则直接附录蒋百里的《德国败战之诸因》一文,即可为佐证。与梁启超1903年所写《新大陆游记》的游记体裁不同,《欧游心影录》更像是一份考察报告。

   1920年3月2日,《欧游心影录》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连载,至7月18日止。3月6日,它又在北京《晨报》连载,至8月17日止。之所以先在《时事新报》刊出,可能与梁启超寄发稿件先达上海有关。《时事新报》《晨报》为研究系主控的两大报纸,如此连篇累牍地刊登,显然有舆论造势之用。1922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梁任公先生近著第一辑》,上卷收入《欧游心影录节录》,均为《晨报》《时事新报》已发表的文字。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林宰平等编辑的《饮冰室合集》又将《欧游心影录节录》原版收入。既然题名《欧游心影录节录》,就意味该著并未写完,这可能是梁启超生前未出版该著单行本的原因。丁文江等编著年谱时对此也有说明:“先生在欧游期中,其随时随地所经历观察和感想都有记述,他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整理出一部分来,回国以后就因为百事待理,无暇及此了。所以结果全书迄未完成,行将出版的《饮冰室合集》里有《欧游心影录节录》数篇,便是全书的一部,也就是先生归国后在《近著第一辑》上卷中所发表的几篇。”1937年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欧游心影录节录》,实为林宰平等编辑《饮冰室合集》的副产品。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梁启超全集》删掉“节录”二字,而直用《欧游心影录》书名,易给人该著完结的错觉,这样处理并不恰当。

   三、《欧游心影录》的思想取向与挑战

   《欧游心影录》现刊八篇,为东西文化论争提供了新的成分。其一,为东西文化论争增加了新的“欧洲经验”。梁启超一行刚从欧洲考察归来,带回了欧洲现场的最新信息,如《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之“大战前后之欧洲”、《伦敦初旅》对战争现实影响的披露,《巴黎和会鸟瞰》报道巴黎和会的实际情形,《西欧战场形势及战局概观》《战地及亚洛二州纪行》两篇对欧战遗迹的观感,都为国人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其二,为东西文化论争补充了新的内容。如《国际联盟评论》《〈国际劳工规约〉评论》两篇,都是以往较少或根本没有涉及的话题。其三,为东西文化论争提供了新的宏阔视野。梁启超曾以如椽巨笔驰骋报界,是舆论界的大家。《欧游心影录》以新的气势纵横捭阖、驰骋中西,对访欧之行作了深度报道,并借题发挥,表达自己对中西关系和世界前途的感想。梁启超归国即发表此文,志在重振雄风,其意是争夺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权。过去人们谈及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争,常将梁启超与杜亚泉、梁漱溟的作品相提并论,这并不确当。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首先透露了他对战后欧洲的观感。在《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中,他先从欧战前后的残破局面说起,视欧战为“人类历史的转捩”,“觉得这回大战,还不是新世界历史的正文,不过一个承上起下的转捩段落罢了”。战后国际上的隐患依旧存在,虽然“如今战事停了,兵是撤了,和约是签了,元气恢复,却是遥遥无期。永远的平和,更没有一个人能够保险。试就国际上情形而论,各民族情感上的仇恨,愈结愈深。”国际上的这些危险情形,在梁启超看来“真乃令人惊心动魄”。而各国生计及财政纷纷破产,社会革命暗潮汹涌,贫富矛盾所造成的阶级分化,“绝非前四年来国际战争可比”;工业化国家内部劳资矛盾,“早晚总有一回短兵相接拚个你死我活”。自19世纪以来,生物进化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盛行,影响所及,“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19世纪末的欧洲社会,“都是阴沉沉地一片秋气”。梁启超造访欧洲,到处听到人们对前途“悲观的论调”,美国记者赛蒙氏(Frank Simond)甚至对梁启超悲叹“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整个欧洲弥漫着一股悲观的气氛,西洋文明破产的“世纪末”情绪充斥着人们的心理。梁启超对欧洲的这些观察和印象,并不是渲染“西方的没落”,而是本诸于自己的亲身体验,有其现实的客观依据。梁启超对战后欧洲残破景象的报道,在国内产生的反响不一,那些曾视西欧为现代化样板的人们可能因此会产生失落感,转而将希望的眼光投向新大陆美国,或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俄国。

   通过自己的观察,梁启超重新估价科学在欧洲近代文明中的作用。既不承认科学破产,又批评“科学万能”的唯科学主义倾向,这是他饱受争议的一个观点。尽管梁启超声明:“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1922年8月31日,梁启超在《什么是新文化》的演讲中还说:“一、在知识上要有科学的理解;一、在品格上要有自律的情操。”他虽仍将科学纳入新文化范畴,但对科学所产生偏失的议论毕竟已给人们留下难以消解的印象。他因触及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价值之一——科学,与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的主张不尽一致,从而引发了他与新文化阵营的冲突,遭到了新文化派炮火般的反击,胡适、周作人、郭沫若等人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手法,以嘲笑的口吻调侃梁启超,对其大加挞伐,在策略上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还试图为中国应对世界的变局开出药方。梁启超首先做出一个判断,“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我们是要在这现状之下,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他明白提出一个如何建设“世界主义的国家”的问题?“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这实际上是倡导一种新的爱国观,一种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开放的国家观。由此,梁启超鼓励国人:“不可有丝毫悲观,说中国要亡了。”他以古语“知病即药”提醒大家:“只要知道病就赶紧去医,不要因为病就垂头丧气,把自己营卫的本能减掉。”这里所展现的爱国观与当时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的观点大体相同。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另一个相同之处是他对个性解放和思想解放取向的强烈认同,认为“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发展个性”;“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他甚至以“彻底”作为思想解放的原则,“‘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就学问而论,总要拿‘不许一毫先入为主的的意见束缚自己’这句话做个原则。”这里涉及对新传输的西方思想的态度,梁启超主张思想解放要从“研究西洋思想入手”。其原因有二:“一则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确属精密,我们应该采用他;二则因为他们思想解放已经很久,思潮内容丰富,种种方面可供参考。”可见,梁启超对待思想解放和西方思想的态度与新文化运动主流并无二致。

面对中国的现实政治,梁启超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一方面反对激进革命,坚持其一贯持行的循序渐进的温和改革;另一方面认定社会主义是世界的大势所趋,同时又强调要根据中国的国情,选择社会主义的方法。梁启超检讨中国过去的政治改革,认为20年来种种失败,都是因其“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他提倡一种与“阶级政治”不同的“国民政治”,即:“从国民全体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对于中国的改革事业,他表示“着急不得”,“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后效乃有可言。”对现行的社会政治,他批评道:“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这似乎在重提当年《新民说》的老话。面对民国初年“民意机关终久不得实现,政治终久不得改良”的局面,梁启超提醒人们注意:“职业选举和国民投票,是我们中华民国宪法的大关目,必要切实办到,政治的大本才能立哩!”面对由西向东席卷而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一方面他将社会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加以区别对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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