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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栋:多边疆战争:未来战争的可能形态

更新时间:2021-07-17 22:45:06
作者: 张家栋  

  

   【摘要】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尤其是生产链条的国际化,各国都失去了对生产链条的全过程控制权,也因此失去了对战争资源的垄断权。这使得在科技、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全面对抗式的冷战变得日益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战争,尤其是大国间战争,从冷战加代理人战争模式,向多边疆战争的方向发展。多边疆战争具有多领域、多主体、多形态和多结果等特征。大国间战争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领域的得失,而是变成复杂互动、结果不一的多重、多样的战争型博弈。这要求各国在总体战略设计的前提下,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对很多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战略体系都构成了挑战。

   【关键词】战争型博弈 多边疆战争 全球化 信息化

  

   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战争随人类社会而生,也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变而演变,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战场、战斗人员和战争形态都发生了变化。从武器选择的角度,战争经历了从冷兵器时代向热兵器时代的过渡;从战斗人员的角度来看,战争经历了专业战斗人员之间的战争向总体战的过渡,并以两次世界大战为高峰;从战争形态的角度来看,战争经历了从热战向冷战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战争经历了一个发展并自我否定的过程。人类对战争手段的追求,反而因核武器的出现而否定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一、战争形态演变及其特征

   战争是由国家等国际法主体所实施的,迫使一方服从另外一方意志的有组织冲突行为。在传统战争中,武力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是战争的主要手段。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就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以武力为手段,迫使一方服从另一方的意志。但在二战以后,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使用武力的频率和规模逐渐下降,威胁使用武力以及使用其他非武力手段,在战争手段选择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这样一来,传统的、狭义的、以武力使用为主要手段的战争概念,就不再适用于当代和未来战争思维的需求。

   人类战争形态演变历史。在农业社会及以前阶段,人类战争(如果可以称为战争的话)基本属于冷兵器时代。冷兵器并不是人类社会产生之时就有的,本身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兵器从生产生活资料中分化出来的时候,当兵器成为一种专业的战争工具而不再是生产生活资料的一部分时,冷兵器时代就开始了。冷兵器时代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跨越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人类战争史的主要部分。

   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人类战争也随之进入热兵器时代。成熟的热兵器产生于中国南宋时期,但却在欧洲率先普及。欧洲在16世纪时,就进入了热兵器时代。到了18世纪,热兵器技术迅速发展,很多自动化热兵器相继出现,人类社会也陆续进入了热兵器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是热兵器时代的高峰,核武器则是热兵器时代的颠峰之作。与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相比,人类社会进入热兵器时代的时间并不长,但发展却非常快。热兵器时代已经经历了热兵器主导、运输工具主导和信息指挥主导的三个阶段。

   从18世纪到19世纪,随着技术进步出现的来复枪、自动步枪、自动机枪、滑膛炮、榴弹炮和迫击炮等武器,是影响战争成败的关键。在这个阶段,热兵器的运输工具仍然是传统的人力、畜力和风力,各国间的差距并不大。

   伴随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各种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战争也进入了机械化阶段。武器的运输工具,逐渐拥有了比武器本身更加重要的地位。坦克的关键不再是炮,而是拥有装甲的车辆及其动力系统。各国空军力量的差异关键是飞机的数量和性能,机载武器本身的重要性反而下降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决定胜负的主要是武器运载和运输系统,而不是武器本身。

   在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型过程中,战争进入信息化阶段。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武器系统不仅像在机械化阶段那样长了“蹆”,还长了“眼睛”。侦察与反侦察,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在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在伊拉克面前拥有全天候、全领域的信息自由,把伊拉克压制到依赖人力传递信息的传统时代。信息垄断成为美军在海湾战争及其以后的战争中的最大依仗。

   目前,人类战争形态正在朝信息战的方向发展。武器系统不仅像在信息化时代那样长了“眼睛”,还将拥有自己的“大脑”。在这种前景下,直接摧毁对方军事系统的大脑,就可能启动或终结战争。人类战争形态,将有可能从信息化时代向信息战时代过渡。当然,真正的信息战还没有出现,现阶段只是出现过一些小规模的信息警察行动。

   战争在不同阶段的特征。武器装备运载工具的进步,扩大了战争的地理范围,使得传统的有限战争发展成为总体战,并在二战时期达到了高峰。核武器是热兵器的高峰,却又自我异化为一种不可使用的武器,限制了战争手段的选择,将热战演变成了冷战。战争工具在不同领域向不同方向发展,使得战争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和特征。

   陆军机械化以及海军、空军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战场的形态。从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早期,战场就是两军相遇的地方,战争胜负往往取决于两军在战场上的战斗胜负。此种情况下,弱国强兵的不对称现象经常出现。战斗人员与平民的差别也非常清晰。这种战争形态,也与当时的国家政治形态相一致。在君主制时代,尤其是在欧洲,国家间战争其实是君主之间的战争,国家的常备军队数量很少,民众参与度非常低,战争的规模与时间也往往非常有限。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民众一方面提高了政治参与权,另一方面战争参与权也有所提升。各国普遍增加了常备军队数量,国家间战争的规模和时间也大幅增加。战争逐渐从君主之间的利益争夺工具,变成国家政策的一个理性的、有效的工具。直到19世纪上半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中,仍然把战争视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是内政的延续。换句话来说,在当时的战争理论家们看来,战争仍然是有限的。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武器运输工具的迅速发展,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战场形态,也使民众动员参加战争成为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共有33个国家的15亿人口卷入战争。军事行动涉及的领土达400万平方公里,战线长度有2500~4000公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规模和纵深进一步扩大。从1939年9月战争爆发到1945年9月战争结束,二战先后使61个国家和地区的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作战区域面积达到2200万平方公里。这使得战争前线与后方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职业军人之间的有限战争变成全民参与的总体战。

   在二战时期,世界主要国家还在政治思想上实现了全民总动员。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分成三大派系: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式的国家政治动员结构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是挂名社会主义的种族主义。自由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容同时认为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形成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时同盟,并以总体战的形态击败了法西斯主义阵营。可以说,二战各主要参战国,实现了动员技术、动员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的最高水平,也是工业化时代战争的最高水平。过了这个最高峰,人类战争形态就要向自我否定的方向发展了。这个自我否定的契机是核武器的出现。

   核武器体现了人类社会追求杀伤力最大化的传统导向。这一导向本身也使得热战成为一种非理性的战争形态。核武器是人类社会追求战争火力和杀伤力的极致,在终结二战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投放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两枚核武器,虽然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但也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包括美国人和日本人的生命,避免了美国与日本在日本本土的决战,提前结束了二战。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最终也改变了核武器与人类的关系。一方面,核武器成为国际政治权力和国家力量的最高符号,引起众多国家的不懈追求,并使得很多国家从核武器的拥有者成为核武器的奴隶。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庞大破坏力也使得人类社会对核武器产生了恐惧。核武器的无差异攻击方式使得人类社会对其产生反感,并使日本从二战的施暴者变成核武器的唯一受害者,在二战后攫取了很多道德优势。这些综合在一起,使得核武器从一种可使用的武器,变成一种威慑性武器。人类社会第一次发明了一种超越自己掌控范围之内的武器,这改变了人类对战争的理解,核武器拥有者之间不战成为新共识。核武器这种极热的武器,却使得战争越来越冷,成为大国间战争的终结者,推动冷战时代的到来。

   从冷兵器战争到热兵器战争,从热战到冷战,人类战争史经历了自我异化和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可以说,如果没有核武器,人类社会也会发明其他的自我否定的新武器,以终结战争形态从总体战向自我毁灭阶段的演变过程。但是,冷战与一战、二战相比,仍然有很多相似性。冷战仍然是有整体战线的消耗战。美苏两国各自率领自己的盟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全面隔离并对垒。当然,冷战时期也不是没有热战。冷战是指在核大国之间实现了冷和平,从而使人类社会的主体处于冷和平状态。与此同时,有核大国与无核国家之间、无核国家和相关行为体之间的小规模热战(与两次世界大战相比),尤其是具有代理人战争特征的热战,仍然存在。所以,冷战是一种总体冷战与局部热战并存的一种战争形态。

   二、冷战后战争形态的演变

   冷战结束以后,人类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信息化和全球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是两个相互联结、相辅相成的概念。没有信息化,全球化进程不可能推进得这么快;没有全球化,信息化的成果也很难像今天这样普及。这使得冷战也失去了信息基础和经济基础。大国之间的界线不再是传统的国界线,同盟体系的战略意义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信息化进程使得现代战争失去了神秘感,也使得传统的战争理论、技能和决策艺术失去了很多用武之地。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误解、恐惧和对力量对比状态判断的不确定性,是很多战争和冷战发生的重要因素。但现在,信息的获得不再是难题,难的是信息加工的能力和时效性。从战争手段上来看,人类战争也因此经历了从能量主导时代向信息主导时代的过渡。在能量主导时代,信息只是能量的附属品。在信息主导时代,信息本身就成了决定战争成败的核心因素。在海湾战争时期,前线作战的美国人有几十万人,仍然体现为前方重于后方的传统作战态势。但海湾战争以后,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内战到利比亚冲突,美国作战形态都出现了后方信息分析指挥人员重于甚至是多于前方作战人员的现象。无人机出现以后,在前方甚至还出现了零作战人员的现象。正因如此,作战形态从平台对抗,即飞机对飞机、坦克对坦克、军舰对军舰的传统对抗,让位于体系对抗。在作战体系中,最重要的就是把作战平台与后方联系在一起的信息收集、处理、分析和指挥体系。与此同时,信息技术本身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作战武器效能的发展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主导式的战争模式,正在向信息战的新模式过渡。在信息战模式下,信息能力的获得与剥夺,本身就可能是战争起点和终点。

   在信息化时代,战争的工具也发生了变化。从陆地、海洋、天空、电磁向外空延伸的战争场所和领域中,信息的重要性越来越高。现在,网络空间不断拓展,重要性也不断上升,逐渐从现实世界的一个附属物演变成一个新的平行空间。这使得战争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地理限制,还使得文化、语言等传统上的低级战争要素成为更加重要的国际政治因素。

全球化,尤其是生产链条的国际化,使得各国普遍失去独立自主的战争资源。早在1909年,英国记者安格尔就在一本《欧洲虚无的幻觉》的小册子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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