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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追求“功利”:《孙子兵法》的核心精神

更新时间:2021-07-17 22:34:13
作者: 黄朴民 (进入专栏)  
防患于未然,制胜于久远。

   孙子认为,看似有利的事物,可能会带来危害。孙子《九变篇》提出“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有的道路可以走却不走,有的敌人可以攻打却不打,有的城邑可以攻取却不攻,有的地方可以争下却不争,有的君命可以执行却不执行。这以“五不”措施为基本内容的作战原则,正是孙子“杂于利害”思想的很好体现。孙子认为,将帅应该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灵活指挥,明确提出以“五不”为内容的随机应变处置军事行动的具体要求。“五不”原则的要义,是要求战争指导者透过现象看本质,综合比较,深入分析,权衡利弊,唯利是动。假如权衡后得出的结论有碍于实现战略目标,损害到根本利益,那就必须舍弃眼前的小利,不汲汲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暂时放过某些敌人,留待日后时机成熟后再去解决。如果国君的命令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利于军事行动的展开,那么就应该本着“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的态度,拒绝执行。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是违背了常理,否定了成规,实际上相反,乃是更好地遵循了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争取主动,夺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应充分加以肯定。历史上夫差强争中原酿覆亡,马援误择险道致兵败,岑彭长驱入蜀击公孙,李渊不攻河东入关中,岳飞君命不受进中原,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孙子“五不”为中心的机变思想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实战诠释。

   同样,有些看似不利的事物,甚至是有害的东西,其实也包含着有利的成分,就拿孙子所坚决排斥,认为是用兵之害,用兵下策的“攻城”来说吧,它虽然会导致进攻的一方伤亡剧增,损失惨重,酿成灾难,可往深处想,它又何尝没有利的一面!众所周知,城池、尤其是国家的首都,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它的战略地位是无可替代的,一旦能占领控制它,对敌方抵抗意志的摧毁,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常常是决定性的,远非在野战中消灭敌人一个军、一个师、一个旅所可比拟。所以,攻城成功的战略意义、战略利益之大,怎么衡估也不为过。可见,战争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也存在着两重性,敌对双方往往都是利害兼而有之,利与害相辅相成,如影随形,没有无害之利,也没有无利之害,而且越是大的利,越是大的害,它相应的害与利也越多,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最危险,而最危险的地方又往往最安全。

   孙子提出的“杂于利害”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醒战争指导者在从事军事行动时,一定要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走出思维的误区,对利与害有通盘的了解,有互补的体会,有巧妙的转换。道理很简单,见利而忘害,不利的因素就有恶性发展的可能,最终影响整个战争的结局,“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空欢喜一场。而见害而忘利,则有可能使自己丧失必胜的信心和斗志,不再去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而有所作为,“破罐子破摔”,一蹶不振,成为扶不起的阿斗。所以,孙子认为要追求功利,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前提是要解决“功利”的界定和衡估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看你是否拥有“杂于利害”的哲学智慧,有了,便可灵活机变,牢牢掌握住战争的主动权,便可在复杂激烈的战争冲突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

   《孙子兵法》特别强调趋利避害,这正是它实用理性的显著体现。在孙子看来,如何对待战争,是否从事战争,怎样驾驭战争,出发点是考察事物本身的利益大小、得失多少。因此他一再强调“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火攻篇》,以下凡引用《孙子兵法》原文者,只标注篇名);“非利勿动,非得勿用,非危不战”(《火攻篇》)。其根本宗旨,就是要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实现最大限度的利益效化。

   如果孙子的利害观止步于“趋利避害”这一点上,那么孙子的见解也就谈不上什么特别卓越了。毕竟“趋利避害”的意识是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不由孙子一人独享专利。孙子的高明在于他和老子一样,能够辩证地看待利弊得失,认识到利与害既是辩证统一的,又是互相交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还是随时转化、变易无定的,更是层次丰富、对象有别的。

   《道德经》讲:“长短相形,难易相成,前后相随,高下相倾”(2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58章)这指的是利与害是辩证统一的,各以对方的存在而存在,无难即无易,无利也就无所谓害,利害、高下、长短、前后、难易、祸福,均以对立统一的共生体出现。对此,孙子同样有极其深刻的认识,认为利与害处于同一事物之中,两者如影相随、不离须臾,“夫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所以,高明的战略家或指挥者,应该将利与害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考虑对待,见利思害,见害思利,即所谓“夫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

   孙子清醒地看到了利与害错综交杂在同一事物的内部,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没有单纯、绝对之利,也无单纯、绝对之弊。在一个人的身上、一件事的身上,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优势与劣势,形影不离,生死与共,乃是一个铜钱的正反两面,在去掉了他(它)的缺点的同时也去掉了他(它)的优点,同样的道理,要保留他(它)的优点,同时也得容忍、接受他(它)的缺点,决没有光得利不涉害的好事,也坏不到尽是弊害不见益处的程度,总之,在利与害关系上只能是“杂于利害”,而切不可一厢情愿。

   这种利与害并存的哲学思维,也是我们在今天观察一切问题的正确视野,解决一切问题的有效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发展变化之巨大是举世瞩目的,成就有目共睹,进步显而易见,这无疑是国家之“利”,民族之“利”,百姓之“利”,但是用“利害相杂”的观点来考察,在取得大“利”的同时,必定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利”,它们是并存的。如在经济腾飞,GPT指数猛升的同时,我们看到,我们的各种资源在急剧减少,生态环境遭污染、遭破坏的情况日益严重;又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得不少人迅速富裕,成为事业的成功者和生活的幸福者,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很大一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社会上贫富差距正变得越来越悬殊,越来越成为我们社会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酝酿着社会不够稳定的因素。再如,这些年我们在引入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改变着人们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使之更加合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与潮流的过程中,我们也痛心地发现,我们民族固有的不少传统美德,象孝敬父母、友悌兄弟、和睦邻居、尊重师长等等,正越来越走向式微,有识之士无不为之而痛心疾首,嗟叹惋惜。凡此种种,均表明“利”与“害”如影相随,交杂共生。作为决策者,一定要对此予以高度的重视,在充分肯定成就(“利”)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利”之背后所蕴含的“害”,这样才不会让胜利冲昏头脑,牢牢立于不败之地,即所谓“杂于利而务可伸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总而言之,孙子“杂于利害”的主张,乃是一个带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它的精义在于辩证对待利害关系,知于未萌,预作准备,顺利时能做到冷静沉着,找到差距,从而保持优势,防止意外;遭到挫折时能做到不丧失信心,正视现实,坚持不懈,从而摆脱被动,走向胜利。从这层意义上看,孙子“杂于利害”的思想,又是超越单纯军事领域的,而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对于我们从事任何工作,都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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