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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知文: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及其制度建设

更新时间:2021-07-16 13:13:01
作者: 杨知文  

  

   【内容摘要】 公共风险的常发及其特征表明当下中国已具备风险社会的特质,需要推进法治化治理。人类法治演进的逻辑形态表明,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法律制度具备更为丰富的德性要素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方式。风险社会促进了现代法治运营形态的进一步转换,不仅使法律的自身品质与价值理念接受着相应的“锻造”,也使法律制度的实施机制一改故辙,社会治理更加倚仗法制运行的德性。作为风险社会治理的法治揭示了现代风险治理对德性法制的更多诉求,风险社会治理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升或重塑法制的德性。中国的风险社会治理应当重视相关的德性法制建设,要以现代法治的运营规律和社会演进的现实要求为坐标,推动法治理念与法律制度在总体和具体层面上的更新或变革。

   【关键词】 风险社会 法治化治理 现代法治 德性法制

  

   面对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种种灾难或危机,尤其是由于人类活动自身造成的多样性危险的加剧, 风险社会的到来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并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学界的热切关注。当下中国仍处于社会转型和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时期,社会的转型发展与快速变迁既给人们带来了繁荣富足的生活条件,也催促了诸多公共危机的产生。从现实看,多年来我们遭遇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增多、生产和交通事故频发、生态环境破坏、金融风暴反复、网络病毒蔓延等一系列的灾害性难题,甚至基因编辑技术也引发了公众对人类伦理前景的质疑和恐慌。这些社会危机把人们的日常生活推入了一种布满风险的场域,无疑也给国家和政府的社会治理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借助风险社会的理论与方法来解读、审视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公共风险问题,并以之思考社会法治化治理及有关的制度建构事宜,显然具有重要的法学理论意义和法治实践价值。本文以风险社会的形成及其法治化治理的原理为基础,通过讨论人类法治演进的逻辑形态阐明现代法治与德性法制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风险社会治理对法律制度的德性诉求,并据此对中国风险社会治理中的德性法制建设问题予以论述。

   一、风险社会的形成及其法治化治理

   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面相或特性,它与传统社会的分野不在于灾害性危险是否发生,而在于其拥有与社会现代化自身相联系的风险概念。风险社会的形成更有其独特的逻辑,它的到来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场域和现实环境。风险社会的应对和治理定然要因循妥善的体系化机制,法治化治理的需求也促使人们不断去审视相应的社会治理理念与实践。

   (一)现代风险社会的形成和特征

   从理论上看,要理解风险社会及其深刻性问题,必须先要理解风险作为关键词所具有的重要内涵。同时,风险社会的形成不仅发展出一个特征鲜明的社会形态,也构成了现代社会治理的实际条件和语境,而中国风险社会的判断就是我们选择社会治理路径的基本前提。

   1. 风险与风险社会

   在德国社会学家贝克以风险社会为名的著作中,风险被定义为以系统的方式应对由现代化自身引发的危险和不安,是现代化的威胁力量和令人怀疑的全球化所引发的后果。为了更好地把握风险的含义,需要对这个概念进行历史分类,并应该区别它与危险的不同。风险不同于自然灾害等带来的危险,如果种种威胁不是人力造成的,不取决于人的决定,是由纯属自然灾害造成的不可改变的威胁,那么就是危险,而危险存在于任何时代。风险概念似乎诞生于人类航海时代的到来,在欧洲商船航行时期,风险被用来指称冒险,在航行中可能遭遇的商船沉没危险被定义为某一群体可能遇到的共同经历,于是保险的概念也相伴产生了:人们把钱存入共同的银行,如果发生了沉船事件,就可以从银行获得赔偿。在这种背景下,某种损失被描述为风险,并被看作可以集体解决的问题,所以,风险依赖于人为的决定,且能够被人们试图用一些制度化的原则予以控制。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风险已经是工业时代的特征,同时,人类社会跃进发展中的风险问题却不断走向与自反性现代化概念密不可分。换言之,当今的风险和危害在本质上正是其现代性。随着社会现代化的不断持续,以古典现代化为要义的工业社会发展模式出现了解体,代之于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的形成与演进。在工业社会时期,科技运用和生产力发达给人们带来了充足的物质财富,社会发展也成功达到了现代化的一种形态,但是,工业化也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引发了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一系列危机,给人类造成了无法抗拒的威胁。在这种情势下,科学理性的过度张扬和把工业化危害作为现代化“副作用”合法化的做法,使得人们试图从控制思维寻求治理办法的努力归于失败, 而面对各类不确定风险的迅速增多,政府和市场中各类主体积极采取的各种所谓措施反过来又形成了新的危机。自反性现代化由此展开:现代化进程变得具有“自反性”,日益成为其自身的问题。在自反性现代化下,风险也不再是卫生与科技的供应不足,“其起因是现代特有的”,并将随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而系统地增加。

   因此,相较于危险,风险具有人为性、现代性、内生性、不确定性和系统性等特点。不仅如此,现代风险突破了地域与族群边界,在空间上超越了地理及文化的限制,直至成为各国都面临的全球性危害,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引发的问题震惊世界,使人们不得不恐慌于这种危及全人类生命的风险。同时,与人类早期的危险相比,现代风险所指的也不是个体风险,更是一种具有全局性的威胁,它使所有的生命形态(人类、动物和植物等)都处于被威胁或损害关联之中。特别是近些年来,生态环境风险和高科技风险等开始出现新样态,现代风险的不可控制性与不可计算性已明显增强。更有甚者,现代风险具有“建构本性”,它既是受概率和后果严重程度影响的一种客观实在,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与文化感知和定义密切相关。毫无疑问,现代风险不仅危害人们的健康或生命,也不断损伤财富生产与企业利润,也威胁社会运作的正当性,其影响范围和紧迫性程度也会随着利益与价值的多元化而波动。

   在风险不断增多的过程中,工业社会的现代化就产生了某种非连续性,进入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的工业社会在由其自身系统制造的风险拉动之下,不可避免地转变为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就此形成。由于现代性具有扩张性和趋利性的内在特质,在现代性的影响下,风险传播范围不断扩大,风险强度持续升级,外部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风险变得愈加复杂化和普遍化,人类正全面迈进风险社会。总体来看,风险社会的突出问题就在于,“在发达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化生产与风险的社会化生产系统相伴。相应地,稀缺社会的分配问题和分配冲突,也同科技引发的风险在生产、界定及分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冲突叠合在一起。”风险社会的到来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秩序带来了严峻挑战,“当一个社会具有‘风险导向’时,势必伴随着作出有风险性的决定的人们与承受风险影响的人们之间乖离的现象,同时也经常发生起因于对风险程度的不同评估的纠纷”。在风险社会下,各类层出不穷的危机事件构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与人们的生产活动和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紧密相伴却又往往突发而至,使人们不断经受着不确定的心理紧张。

   2. 中国风险社会的判断

   风险社会理论不断扩大着现代风险概念的适用范围,使之与反思的现代性理论联系在一起,从而抽象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以揭示现代性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加快的条件下,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持续深入,不仅表现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嬗变,也表现出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更为发达的后工业社会运行的趋势,伴之而来的也是各类风险和危机的不断增多。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世界各地的风险影响被普遍化了,我们已生活在“风险文化” 之中,各种变幻引发的问题与各类威胁的不确定发生迫使我们越来越多地从风险角度考虑问题。在这种氛围下,关于中国是否进入风险社会的判断业已突显出来。

   一般来说,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过程当然会催生诸多不同于以往的威胁和风险,正是这些有别于传统的威胁和风险推动了风险社会的形成。基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与社会风险、风险社会之间的逻辑关联,对中国风险社会的判断就是要紧扣并展现社会转型、现代化变迁与社会风险、风险社会的关系问题。从时代背景上看,社会转型与现代化演进总体上构成了中国风险社会判断的现实语境,社会转型和现代化为分析中国社会不断出现的各类公共风险展示了复杂的条件,也影响着人们对作为其中重要内容的社会风险的定性。

   就此来说,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过程中,传统的单位模式消解,社会组织在结构和功能上保持分化,社会转型既是社会发展的过程,更是一个产生与酝酿社会风险的过程。从实际状况看,当下中国社会既面临着传统危险问题,也不乏反思现代性风险,前者如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的战争、天灾之类的祸害,后者包括全球化时期各国共同面对的现代公共危机或灾难。因此,社会风险的频现为风险社会在中国的登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撑,中国的风险社会就在很大程度上为了回应不断显现的社会危机而生成。

   公共风险的常发及其特征说明,当下中国社会已处于现代风险环境之中,具有了风险社会的特质。风险社会是公共危机常态化的一种表述形式,而社会转型是公共危机常现的重要背景和直接动力,因为社会长期积蓄的矛盾、危机都可能在转型时期找到突破点爆发出来,并转化为伤害或灾难。“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不仅几乎所有风险社会理论所讨论到的、源于现代性的社会风险都在或明或暗地显现出来,而且这种风险可能与社会转型产生的社会风险相叠加、相互渲染,呈现出高度的风险状态。”就现实而言,中国进入风险社会也是一个具有直观性的事实,日常生活中高频的衣食住行医服务等方面的各类风险事件使人们凭常识就能认识和感受到生活已陷入风险旋涡,人们通常的生产与生活又在制造着新的风险,这都会让人们具有充分的经验感受性。由此,关注中国现实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治理问题,就必须关注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的基本事实。

   (二)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出来的现代性问题,已为人们预设了面对和解决现实风险无法回避的语境,为国家和政府的社会治理勾勒了从事制度建构与改革的重要背景。分析来看,对社会风险的应对可区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层面,个人会针对所感知的风险采取个体化的处理方法,二是集体层面,通过集体决策或制度措施来解决风险的分配与控制问题,虽然两个层面的努力在社会焦虑感之下均有所增多,但是后者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从国家职能角度来说,通过国家和政府圆满履行对社会治理的责任来从集体层面积极回应风险社会的降临,并据此寻求合理可行的风险社会治理之道,更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必由之路。就此而言,这亟须国家和政府从集体层面上建构和运行具有理性规约能力的社会控制机制来满足风险社会的治理需求。

   在制度建构方面,虽然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借助多元的社会控制机制,但是现代风险条件下公共安全的保障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更多地还是仰仗于法治,这对中国而言就更为如此。风险不能被消极地对待,风险也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社会中的积极因素,只有在对风险加以认真分析和思考的基础上,妥善地找出解决的方案,才能最大限度地克减其带来的不利和负面影响。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较为合理的媒介与方式正是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因为与传统社会模式不同,风险社会中最为稀缺的价值需求就是对于确定性的追求,法律作为一种确定性的价值在风险社会的运作中充当着最佳的调控模式,我们应当通过法律化解风险,通过法律吸纳风险,在此基础上将风险社会寓于法治社会的背景之中。

法治是以法律制度为主导的社会调控方式,是一种以普遍法律规范为基本行为尺度和生活准则的国家—社会治理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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