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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乐强:农民土地问题与中国道路选择的历史逻辑——透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一个重要维度

更新时间:2021-07-15 16:38:25
作者: 孙乐强  

   摘要:农民土地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唯物史观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一百年来,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围绕农民土地问题,推进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土地改革,走出了中国独特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从大历史观的高度,深层透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认识及其解决路径,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演变及其独特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初心使命。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土地问题  农民  革命道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乡村振兴

  

   作者孙乐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南京2100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P49—P76

  

  

   农民土地问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全局的政治和大历史观问题。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农民土地问题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一条基本线索,也是透视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的一个重要维度。基于大历史观深刻剖析农民土地问题在中国社会演进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地位和作用,厘清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解决和推进农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案路径,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把握中国道路的历史演进及其独特贡献,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层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恒定的初心使命。

  

  

   一、农民土地问题及其对策:马克思恩格斯的诊断

   1880年,马克思在接受《太阳报》记者约翰·温斯顿采访时曾指出,他打算写一部“三部曲”,即“土地”“资本”“信用”论,而《资本论》只是其中的一部。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生前并没有完成这一计划。这也由此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马克思为什么打算写“土地论”呢?或者说,土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何种地位?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涉及马克思恩格斯自身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具体化问题,也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策略问题。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英国为模型,考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就土地问题而言,马克思指出,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实现了“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解决了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土地问题,“直接地产生了大土地所有者”。不过,英国土地所有者并不亲自耕种土地,而是将其租给“租地农场主,他靠使用雇佣工人来增殖自己的资本,并把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作为地租交给地主”,由此形成了英国资本主义农业中固有的三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基于英国模式,马克思预言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发展,传统非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将不可避免地会被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替代,农村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将不可避免地遭到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排挤,而小块土地所有制也将不可避免地被资本主义大地产所粉碎,并最终趋于消亡。不过,当马克思恩格斯把目光聚焦到19世纪的德国、法国时,他们清楚地看到,德国、法国显然还没有完成这种土地集中过程,在德国西部和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块土地农民的小生产,这些农民大部分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因此,如何看待德法农民土地问题,就成为他们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此外,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社会结构将逐渐演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包括农民在内的中间阶级将会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然而,在19世纪的法国和德国,社会两极化趋势显然还没有完成,农民在两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完全占据着量上的绝对优势。理论模型和现实情况的巨大差异,必然促使马克思恩格斯直面法德实际国情,深化唯物史观的具体化研究,其中最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自然就是农民土地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一切农民占据主导的国度中,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能否赢得农民的支持,并建立稳固的工农联盟;如果得不到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的独奏将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孤鸿哀鸣。这也是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和后来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西欧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和普选权的扩大,如何使自己的力量从城市走向农村,最大限度地争取农民,以便在未来斗争中赢得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就是摆在当时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议题。对此,恩格斯强调:“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马克思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地产,即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在此背景下,土地问题再一次被凸显到历史的前台:如何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顺应民意的土地纲领,就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和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当务之急。

  

   从1869年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到1872年国际工人协会曼彻斯特支部会议,再到法国工人党1892年马赛代表大会、1894年南特代表会议和德国社会民主党1894年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土地和农民问题均构成了大会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然而,它们提出和制定的纲领却存在巨大差异。前两次会议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提出了土地公有制和国有化纲领,主要表现在马克思1872年写的《论土地国有化》中。而后三次大会则走向了机会主义路线:为了争取更多选票,法国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曲意迎合农民,制定了保护土地私有制的土地纲领,并造谣说纲领得到了恩格斯的赞同。为了澄清事实,恩格斯于1894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即《法德农民问题》,公开批驳了法国工人党土地纲领的错误观点,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的基本原则。

  

   首先,要正确区分农村居民的阶级构成。恩格斯指出,农村居民包含不同的组成部分,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必须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剥削形式对他们进行准确的阶级划分。由此出发,恩格斯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大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农场主,主要集中于英国和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他们拥有或占有大量土地,主要依靠剥削农村无产阶级为生。他们构成了革命的对象,“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2)“富裕的农民”,恩格斯将他们称为“大农和中农”,主要集中于德国西北部和巴伐利亚地区。他们拥有面积不等的大片农田,并雇用和剥削农业工人,其中“大农属于资产阶级”,而中农也易于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对于这部分农民,恩格斯认为,工人政党既不能“实行暴力的剥夺”,也不能断然同意他们的利益诉求,否则,就等于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对于他们,工人政党的策略是站在雇佣工人的立场上,用和平的方式,引导他们自愿“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如果他们不愿意,那就只能让他们听天由命了。(3)小农,主要集中于德国西部、法国和比利时等,是西欧农民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是小块土地所有者,少部分是小块土地租佃者,主要受各种高利贷和借贷资本的剥削,兼具保守和革命双重属性。恩格斯认为,工人政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对待他们,将是解决整个农民问题的关键。(4)农村工人和雇工,主要集中于英国、德国北部和中部。他们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是大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的剥削对象,因而是城市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恩格斯认为,他们只有把土地从大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手中夺过来,“转变为社会财产并由农业工人的合作社共同耕种,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

  

   其次,要正确看待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的历史作用。托克维尔认为,经过社会的长期演化,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土地状况在局部地区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农民已经摆脱了领主的统治,成为自给自足的小块土地所有者。在法国大革命中,这种所有制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法国国民公会于1793年6—7月先后颁布了3个土地法令,把逃亡的封建主的土地分成小块土地出售给农民,把原来属于公地、后来被封建主夺走的土地归还给农民,并宣布废止一切封建权利,豁免农民各种义务。这样,在法国就产生了一大批小块土地所有者。从民主革命的角度来看,小块土地所有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取得了反封建所有制的胜利。当拿破仑通过政变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他并没有取消小块土地所有制,而是“在自己的Code civil[民法典]中加以肯定……农民就欣喜若狂地归附于他,成了他的主要支柱。”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加剧了小农的保守性。当1848年巴黎工人发动六月起义时,小农脑海中的“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促使他们“顽强地拼命抓住这一小块土地不放”,把工人起义看作一种“恐怖”事件,最后走向了工人的反面,导致六月起义的失败。而为了“拯救”法国,他们选举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了共和国的总统。也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那么,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工人政党如何对待小农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政党绝不能得罪小农,因为若“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持久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像法国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一味地迎合小农,承诺保护小块土地所有制,因为这种承诺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小块土地所有制是注定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在这种背景下,工人政党所能做的就是随时随地向小农说明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未来处境和命运,“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从“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通过“示范”和社会帮扶来引导他们自愿实现从私人占有到农业合作社的转变,而不是采取暴力的方式来剥夺他们的土地。

  

再次,必须坚持土地国有化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论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无产阶级都必须坚持土地国有化原则。与英法不同,德国民主革命起步较晚。针对德国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土地纲领:无偿地废除一切至今还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义务;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全部归国家所有,并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利于全社会;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国家所有;等等。在1850年3月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再次重申了他们的主张。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主张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作为他们自由支配的财产,也就是说,他们要继续保存农村无产阶级并造就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和工人自身的利益,工人必须反对这种意图,“必须要求把没收过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有财产”。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工人应当建立自己的军队和“独立军团”,同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民主革命的基础上“不断革命”,最终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土地国有化。然而,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既没有采取英国圈地运动的方式实现向资本主义农业的过渡,也没有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把土地分割给农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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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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