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康:“中国之治”及其世界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8 次 更新时间:2021-07-06 16:20

进入专题: 中国之治   制度优势  

欧阳康  

摘要:“中国之治”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现实土壤,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和治理效能,其根本目标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人民谋大同。从历史发展视野和国际比较视野来看,中国的发展集中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中国治理汇聚了迄今为止人类现代化几乎所有模式的优点,不仅很好地促进了中国的快速、健康发展,也为世界各国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之治”为世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带来方法论启示,即始终坚持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创新的哲学,始终面向现实问题来探寻适合各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始终立足本国实际努力并行进在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


关键词:中国之治;制度优势;现代化;世界意义;中国智慧


原文刊登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1年第三期第131至134页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历程,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云变幻的百年历程,还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历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大地上成功地内在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仅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成了独立自主的全面小康社会,也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展现出特殊的魅力和光彩,还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人民提供了全新的选择,彰显了中国国家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展示出“中国之治”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中国之治”何以具有世界意义?本文首先探析“中国之治”的中国意义,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之治”何以具有世界意义,进而提出“中国之治”对于其他国家可能具有的方法论启示。



中国治理在中国进步中彰显制度优势


中国治理之所以具有世界意义,其前提是中国治理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展示出巨大的制度优势,取得强大的治理效能,获得特别的成功,具有特别的中国意义,才有可能具有世界意义。所以,中国治理的世界意义是以其中国意义作为必要前提和重要基础的。


就其目标而言,中国治理是为解决中国问题而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实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中国治理和中国道路是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根基,并指向中国的未来的,究其根本是要解决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是当代世界普遍面临的问题,但是在中国显得尤为突出。


中国治理引起世界广泛关注,是因为就其功能而言,中国制度成为中国道路的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通过中国治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1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尤其是改革开放的40多年时间里不懈带领中华民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和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要求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与这两个阶段相适应的,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由基本实现现代化到完全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在“十四五”时期,“国家治理效能要有新提升”。在这种意义上,首先要明确中国之治的根本目标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此基础上为世界人民谋大同。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取得巨大成功,而且将面向未来,谋求更大的成功。这是“中国之治”所具有的特殊的中国意义。



“中国之治”在多种维度上具有世界意义


那么,“中国之治”在什么意义上具有世界意义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重大问题。


第一,中国治理是在中国走进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中国问题与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目标和过程方面的问题具有相似性和相关性,使得其他相关国家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经验和教训,得到借鉴和启示。中华民族走进世界现代化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共同谋求现代化的过程。但对于中国来讲,这个问题更具重要性和紧迫性。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从唐宋开始直到1820年中国处于全世界经济体系中最强盛的位置,其经济总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3%左右。但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屡战屡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占世界的经济比重直线跌落,到1949年甚至跌至只占4.6%。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两个前提:一是我们曾经有过历史上的辉煌,二是我们经历了近代的苦难。这种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突出的典型性。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发达是以殖民时代的形成为前提和条件的,现代化的全球性发展要求所有国家走出殖民时代,走进现代化,实现自主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在这70年,尤其近4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推进的,尤其在全力以赴走进世界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极为巨大的成就。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地向世界学习,几乎学习了世界上最主要国家发展历程中所有可以学习的东西。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几乎是全盘学习苏联,基本上照抄了苏联模式,但在实践中却发现无法全盘照抄照搬;后来通过改革开放,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引进了西方的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现代教育,等等,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也发现存在很多问题。正是在此过程中,中国既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已有的成功经验,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探索与创新,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建设与发展道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走进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程,至今仍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继续在走的道路。也许中国有意或无意之中走得好了一点,走得快了一点,进步的幅度更大,因此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正是由于这种在发展目标和过程方面具有的相似性和相关性,使得其他的一些国家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经验和教训,得到借鉴和启示。


第二,“中国之治”汇聚了迄今为止人类现代化几乎所有模式的优点,展现出显著的比较优势。“中国之治”的最大特色是全方位学习世界现代化基础之上的中国式创新。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自己现代化、全球化的历程中走出了不同的道路,大体有五种主导模式:一是比较经典的西欧现代化模式;二是以美国“五月花号”为代表的北美现代化模式;三是苏联东欧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的现代化模式;四是东亚国家的崛起中彰显的亚洲价值观,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等;五是拉丁美洲国家在“华盛顿共识”指引下的现代化的模式。可以说,中国积极学习了各种发展和治理模式中的可借鉴之处,但是中国的道路却并非对其中任何一种治理模式的简单照抄照搬。中国坚持不断地学习探索与创新,形成自己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之道。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总结为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以及中国将要继续坚持完善的13种制度,并且指出了13个大的制度体系中包含着约100项左右的具体制度性内容。


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视角来看,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关注制度建设问题,并通过持续的努力在今天达到如此宏观、全面、系统和缜密的思考,构成一个具有内在严密逻辑结构并全方位覆盖中国社会生活的国家治理体系。当今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的原因,在于我们具有了各种现代治理体系的优势,却又摒弃了各种传统治理体系的弊端。比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产生出全新的形态和丰富的内容;让社会主义超越传统模式而具备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展示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让现代化融入中国道路,既使中国道路获得了全新的动力和内涵,也拓展了世界现代化的国际版图;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使其获得现代的气质和现代形态,也使当代中华文化变得更加厚重却又更加丰富多彩;把发展市场经济与保持政府宏观调控内在地结合起来,打造有效市场,构建有为政府,既保持经济活力,又保持社会协调有序,等等。这里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我们把这些不同的甚至看似背反的因素内在地、有机地融合起来,构建起立足中国优秀传统而又融汇世界文明要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在人类文明史上、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和中华文明发展史上都从来没有出现过,属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的独特创造。通过这种融合与创造,形成中国道路所独具的“中国智慧”,又叫“中国优势”与“中国特色”。它们对世界其他的一些国家可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三,面向未来,当世界各国和中国一样面临着全球治理的变局和各国的道路选择困惑的时候,“中国之治”无疑可以成为一种可供借鉴的“中国方案”或者叫“中国智慧”。当前,世界各国都前所未有地陷入时代性道路选择与困惑之中。现代化已经进行了数百年,全球化历经了半个多世纪,近年来世界上居然出现了如此强烈的反全球化浪潮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这里最不可思议的是,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是由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战后全球治理格局的主导者美国带头来推行,而且愈演愈烈。这给世界各国提出三个核心挑战:一是人类有没有共同的道路?二是人类有没有更好的道路?三是各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各自道路?这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的困惑在于,如何既能谋求快速发展又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很多国家在这方面留下了历史的遗憾。针对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明确给出了自己清晰的回答,即中国不仅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继续努力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还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反对逆全球化潮流,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帮助世界各国走合作共赢的共同发展道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无疑会引起更多国家的热切关注和共鸣,也会引发他们的积极思考和自主探索!



中国道路对于世界各国的方法论启示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道路是为解决中国问题而生成的,中国智慧是属于中国的,但由于中国问题与当前世界上很多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由此中国之治的很多方面对其他国家会有借鉴和启示意义。然而,这里也应该指出的是,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照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我们从来不简单输入外国模式,同时也不向其他国家输出中国模式。如果外国朋友愿意从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寻求借鉴,也许可以参考以下三个方面的思想原则和方法论启示。


第一,始终坚持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创新的哲学。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价值,并为此而不断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推进创新,这是一种特别重要的哲学和心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根据这一根本性的价值目标,我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需要不断改革和发展。因此,我国由改革开放走向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极为重要的经验。即便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面对世界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我们的回答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不管风吹浪打,都应坚定不移地继续往前走,永远不停步。“将改革进行到底”,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勇气,也是实践进步的强大动力。这种思想境界和哲理定位是一定可以让世界各国人民从中得到启示的。


第二,始终面向现实问题来探寻适合各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世界200多个国家各自有各自的国情,都需要探索也只能走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才能获得成功。当今世界最大的国情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仍然生活在地球上的不同地域,对自然资源的占有也存在着数量、内涵、广度和深度的巨大差异,同时,各自又具有非常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具有非常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等等。所有的国家治理模式离开了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根基,就很难说是有效的。那么,如何更好地发现各自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探寻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里最重要的是思想探索和实践创新。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国领导人都把解决中国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每一届中央委员会都会重点研究本届委员会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由此有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根据各自所处的时代和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地将当时全球治理变局转化为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探索和解决中华民族怎么样从站起来、富起来到真正强起来的时代性问题,并把中国社会进步不断推向新的阶段。所以,从自己的问题出发,各国才能探寻和能够走的正确发展道路。


第三,始终立足本国实际,努力行进在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认清本国的国情才能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但就其方向而言,必须确保自己的发展道路属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和道路。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同的道路是否合理和合适,是否有效,一方面看其是否符合本国国情,另外一方面看其是否符合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近代以来,并非所有国家的道路选择都是正确的,其根本点就在于,是否符合人类文明大道,是否将所在国家的发展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内在结合起来。这些年来,我们先后看到了苏联东欧大一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看到了曾经创造“东亚奇迹”的一些国家先后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也看到了“华盛顿共识”指导下拉美国家陷入“拉美陷阱”,而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也曾经遭遇2008年的严重金融危机,目前美国国内还由于新冠肺炎抗疫不力引发了种族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等。今天的全球治理体系也正遭遇着单边主义、保守主义和霸权主义等的负面影响,让很多国家的发展受牵连。


如何看待人类文明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愿望和优势就是不仅努力让中华民族永远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上,还要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由“跟着走”逐渐到“同步走”,现在开始在一些领域要“领先走”。当中国在一些领域进入领先行列的时候,我们保持着非常谨慎的态度,我们努力在思想上和实践中探索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合理方向和健康发展道路。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努力谋求中国自身发展的进程中始终倡导多边主义,主张合作共赢,还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世界各国人民能够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在这一基点上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世界视野,既传承了中国人兼济天下的情怀,又符合世界和各国人民的发展需要与共同利益,是有可能得到积极响应并促进其合作共赢的。


原文刊登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1年第三期第131至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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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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