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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门罗主义变形记

更新时间:2021-07-05 13:23:25
作者: 王锐  
施米特一方面援引基督教神学当中的概念,一方面回溯欧洲公法传统,认为“大空间”是未来破除世界霸权国家支配全球的利器,在此范围内应由主导性民族依据其“政治原则”来领导。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提醒人们,虽然施米特的理论对于反思假借普世之名行称霸扩张之实的现象有所帮助,但在他的视野里基本没有被殖民与被压迫地区的解放运动的位置,对于构建一个更为平等的世界体系也缺少兴趣,在借助其理论时,要避免以佛老解孔孟之弊。

  

  

  

   关于日本,章永乐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对外政策与相关意识形态话语结合起来,考察日本的所谓“亚洲门罗主义”之究竟。关于日本如何一步一步利用各种手段侵略周边国家,特别是通过搅乱中国来方便其入侵,相关研究已有不少。在此基础上,作者提醒人们:“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亚洲主义与‘门罗主义在日本的结合版本,就已经大谈‘黄白之争,大谈日本应作为亚洲领袖,将亚洲从西方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欧美列强在亚洲的步步紧逼,欧美各国内部种族主义势力对于亚洲移民的排斥,使得‘门罗主义反抗欧美列强的修辞获得了一定的感召力,日式‘门罗主义话语在中国文化—政治精英中一度赢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同。”

  

   在我看来,分析日本精心构建的亚洲门罗主义,章永乐提示的这条线索尤其重要。早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各派政治力量就开始来华进行宣传活动,让不少中国士人瞬间忘记了失败的痛苦与日军在辽东半岛犯下的罪行,反而沉浸在由日本人鼓吹的中日之间由于“同文同种”而应“相互提携”一起对抗西方的白种人。他们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双重话语设置:为了迷惑中国则大谈“同文同种”,用传统天下观与朝贡体系的名词来文饰其真实目的;为了与西洋交涉则大谈文明标准与势力范围,意图师法西方列强的扩张之道而成为新的霸权国家。直至今日,依然有中日学者希望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亚洲主义不断“纯化”,提炼出其中较为缓和的要素,作为思考他们眼中未来东亚格局的参考。

  

   对于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除了需要从日本对外政策層面进行考察,还需注意到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实为最近一段时间里重新在中国文化界回潮的日本东洋学的主要理论支撑。一些被国人视为现代日本“史学大家”的人物,从来不讳言他们心目中应当如何“处置”中国。如内藤湖南就在华盛顿会议召开之后公开宣称:“中国人向来所实行的政治经济方式,说到底已经没有发展的前途,因此有可能,这些人应当要接受其他国民的管理,与其他国民相协作来营造其文化生活。”所以,“中国人对于日本在东亚所肩负的使命,实不应抱有嫌恶猜忌之心”。

  

   宫崎市定则这样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在效仿西方列强扩张称霸之道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日本民族的觉醒,其实也可以说是亚洲各民族觉醒的先驱。欧洲实现产业革命以后,势力不断向外扩张,亚洲逐渐沦为其殖民地;与之相拮抗的,是位于亚洲东端日本的觉醒,这种觉醒不久就扩展到了整个亚洲。”他借用亚洲门罗主义的话语,但却以怨念的语调(毕竟“二战”日本被打败,至今尚无完整主权)声称:“等到日本试图从事中转站角色以上的事业,谋求开设一个支店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的代表英美两国便携起手来,开始压制日本。但是如果直接压制日本的军事力量,那就会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于是就向日本的后院发起进攻,打击日本的资本主义。”而他所谓的“向日本的后院发起进攻”,竟包括“支持中国抵制日货”。看来宫崎真把中国当成日本的后院了?在日本战败后依然如此这般,真令人不可思议。

  

  

  

   因此,这本书的重要意义也就凸显出来了。如果说《旧邦新造》是在思考近代变局之下中国内部秩序的整合之道,《万国竞争》是在呈现一位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思想家如何理解世界秩序,那么《此疆尔界》则揭示了一个表面上新颖但内里却和十九世纪的大国扩张之道一脉相承的话语及其背后实践者的真实面貌。这三本书合而观之,堪称重估近代以来中外秩序的三部曲。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今日,这样的学术工作非常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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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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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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