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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化新征程

更新时间:2021-07-01 22:19:24
作者: 李培林 (进入专栏)  

  

   摘要:2020年是中国现代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节点,中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提出“十四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出发,以四个维度阐释“现代化新征程”的含义和意义,即长远发展战略构想的新征程、发展理念变革跃升的新征程、应对新阶段新挑战的新征程和走出现代化诸多陷阱的新征程。本文还分析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演进所折射的各国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以期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镜鉴。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经历的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过程,也是近代以来我国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几代人的梦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我国“十四五”时期和未来十五年发展绘制了宏伟蓝图,开启了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一、实现长远发展战略构想的新征程

   一个大国提出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构想,并矢志不渝、坚持不懈地努力完成,而且在落实的过程中跨越如此长的时段和不同发展阶段,虽历经坎坷、曲折,最终能比较符合和接近实际的发展进程,这是十分罕见的,也是发展规划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致开幕词时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毛泽东,1954)。随后,周恩来在这次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周恩来,1996/1954)。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此后,我国现代化建设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经历了坎坷和曲折,在探索中走过一些弯路。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概念(邓小平,1994/1979:164),同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谈到中国到20世纪末的发展目标,首次提出“小康”的概念并再次提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4:582)。此后,邓小平在各种场合多次谈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和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这些战略构想最终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得到确定,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1990年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2008:196)。这个“三步走”的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随着实际发展进程不断被完善,进而形成了阶段性的具体发展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根据快速发展的实际情况把原定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提前了15年,将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的现代化进程作出分两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2017)。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落实这个长期目标制定了具体的步骤,并提出了未来15年发展的远景目标。

   从上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长期发展规划之所以能够比较符合实际发展进程,一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制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二是有赖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从而使我们能够克服很容易犯、也曾多次犯过的急于求成、盲目赶超的弊病。

   二、实现发展理念变革跃升的新征程

   在发展的过程中,实践是最生动、最活跃的现实力量,它可以突破原有理念的框框和束缚,开辟新的境界和前景。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进程也反复证明,发展理念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提升和飞跃,对推进新的发展实践至关重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理念经历过三次较大的飞跃。

   第一次是从经济单一发展指标向经济综合发展指标的飞跃。改革开放以前,尽管我国也提出了不但要有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而且也要“实现高度现代文化”,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往往头脑发热,把经济单一指标作为赶超目标。比如1958年我国发动“大跃进”并“大炼钢铁”,一个重要起因就是那时苏联提出“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所以“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薄一波,1993:692)。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经过国内外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提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的中国现代化目标,并从实际出发把原定到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推迟了半个世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4:58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看起来是单一指标,实际上反映的却是综合的、全面的经济发展状况。那时我国统计上还没有“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反映经济总量的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这也是我国第一次把全面反映经济水平的人均经济发展综合指标作为发展目标,使我们有了一把从国际比较视野评估我国真实发展水平的尺子,是我国发展理念的飞跃和重大提升。

   第二次是从经济发展目标向全面发展目标的飞跃。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认识到完善和提升发展理念的重要性。早在1982年岁末,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通过“六五计划”时,就把“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正式易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增加了“社会发展”的理念(本书编委会编,1996:5690-5691)。此后,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先后提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社会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等发展理念,并先后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位一体扩展到现在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要求在发展的这五大领域都要逐步实现现代化。所以,我国要实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定义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共中央,2020:15)。

   第三次是从发展水平目标向同时强调发展质量目标的飞跃。2015年,我国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习近平,2016),这是我国发展理念的又一次重大提升。它的突出的创新之处就是根据发展阶段的变化,以问题为导向,强调高质量发展,针对发展中的短板实现重点突破,补齐短板。比如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遇到的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再比如针对我国在发展中生态环境恶化的短板,强调必须绿色发展,并大力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对人们原本认为需要二三十年治理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在较短时间内推动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变化;还比如针对我国贫困人口较多的问题,突出地强调共享发展成果,为此我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这是我国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举,令全世界瞩目。

   在我国坎坷、雄壮的发展过程中,在一些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口,有时是实践突破理念的束缚和桎梏,对发展的路径和方向产生重大影响,但在走上成熟发展道路之后,凝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形成对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的新发展理念,显得尤为重要。

   三、应对发展新阶段一系列新挑战的新征程

   开启现代化新征程,也意味着我国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重要特征就是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新挑战、新问题。与改革开放过去几十年发展情况相比,这些新挑战、新问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挑战和问题,而是在发展的动力、发展的要素、发展的条件等重要方面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的变化。

   从发展的动力来看,改革开放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投资加上出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近若干年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投资和出口依然是拉动经济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但国内消费对推动经济增长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约2/3。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一直较低,看起来潜力很大,但目前家庭储蓄的增长率在降低,而家庭债务增长得很快,购房贷款已占据家庭债务的绝大部分,家庭房产也成为家庭资产的主要部分。当前和未来如何发挥国内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这是需要解决的关键性新问题。

   从发展的比较优势看,我国过去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后几十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较高,而且增长较快,可以实现劳动力的充分供给,这是我国得以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条件。特别是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极大地提高了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不断给经济注入活力。但近若干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劳动力的总量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劳动力总量年均减少数百万人,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增长下行的情况下持续上升,劳动力的供给开始出现结构性短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低劳动成本的国家转移,特别是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产生影响,我国也面临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当前和未来从哪些方面着手保持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这是需要认真应对的新挑战。

   从发展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来看,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国依靠土地用途变动升值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实现快速资本积累,推动了大规模的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收益也成为各级财政快速增长的重要来源,为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与此同时,在一个时期内,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发展经济成为普遍现象,生态环境出现不断恶化的态势。现在这两个方面都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已开始实行前所未有的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无论是区域发展还是产业发展,绿色发展都成为前提性的约束条件;我国也把粮食安全问题和房地产泡沫作为重大风险加以防控,实行了历史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当前和未来,在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在生态环境和土地硬约束的条件下开发新的发展潜力,这是需要创新性智慧、前瞻性眼光和系统性思考来解决的问题。

   从发展中的人口和社会因素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的社会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之和)持续下降的时期已经结束,社会总抚养比自2011年跨过拐点后持续快速上升。特别是我们过去一直低估快速的现代化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持续走低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使我国老龄化的速度远高于我们过去的多数预测结果,老龄化的程度也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在同等发展程度时的情况,即所谓“未富先老”。我国老龄人口总量庞大,老龄化速度又超乎寻常,形成了一种“超常规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和未来如何通过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应对“超常规老龄化”的影响,需要采取一系列切实的措施。

当然,我国应对新挑战、新问题的能力与几十年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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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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