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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博:近代中国与知识分子的心灵创伤

更新时间:2021-06-28 15:40:46
作者: 王人博 (进入专栏)  
内心也还是过去的那一套,就一直犹豫和拖延,而当时的情形已经容不得这样的拖延了。这一点无法与日本相比,日本的《明治宪法》虽然离现代宪法有一段距离,但它是适应当时日本社会需求的产物。而当时中国现实比日本还要落后得多,糟糕得多。人们当然也更希望依靠立宪的制度改革,让中国快速摆脱困境。而这种焦躁的心态,也更容易把事情搞砸。困难大得无法想象,现实无比复杂,心态上又想一步到位,中国近代立宪改革之路的痛苦与曲折大都源于此。

   制度的变革,是很讲究窗口期的。在当时已经火烧眉毛的情况下,当权者的这一犹豫,迅速就丧失了政治主导权。盟友立宪派疏远了清政府,敌人革命派获得了社会巨大同情。中国政坛急速地分割化了。

   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各有一套制度变革方案。宪法原本应该是朝野上下一致认定的救国药方,但到这个时候药方演化出不同的版本,每一派政治力量都抓着自己的版本,彼此间形成了恶性内耗。这些版本似乎都不错,但每一种又都不尽如人意。选择恐惧症的实质,就是对目标的三心二意,缺乏执著和认真精神。在制度变革问题上,近代以来的中国走马灯似地展开实验,但没有一场实验是实心实意、善始善终的。每一回的改革实验都像雷雨过境,仅仅润湿了薄薄的一层地皮。在这仓促的新制度实践中,近代的中国人把宪法玩坏了。各派之间博弈得那么激烈,就顾不上遵守什么规则了。在这样的博弈里,熟悉政治权谋的中国人,很快就悟出了一套新的秘诀。他们一方面高呼宪法口号,另一方面却把贿赂、暗杀、军事打击等老套路都搬了出来。台面上是制宪和护法,背地里却是计谋与刀枪。

   总的来讲,近代中国的立宪制度改革实践,挫折远远大于成就。有相当一段时间,“宪法”这两个字几乎带上了不详的色彩。这段失败的实践史,使宪法政治在中国的信誉大大的受损了。在当时的中国,人们在内心里也不再把规则当回事。他们更相信实力、计谋和子弹。中国政制的转型,由此变得更加坎坷了。

   晚清民国外借的文化离实际的中国民众很远

   燕京书评:你认为,中国现代历史的衍变有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把这些因素强行掰开,做成一个分析框架并不恰当。(79页)你还强调,把解决“经济权”看做中国问题的钥匙成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我感觉,这实际上是强调经济平等。而“打土豪,分田地”就是最响亮的口号,是否可以说,这顺应并且吸引了很多人追求经济平等的心理?

   王人博:这是书中在分析上个世纪80年代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著名范式时提出的问题。这个范式就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或叫“救亡压倒启蒙”。我注意到这个范式里的启蒙概念及其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对那个运动,我更愿意称呼它为“文化外借运动”。这个表达,可能因为它过于直白而容易被人忽略。而这种大白话的表述更能准确地说明事物的性质,“外借”就是外借,而且外借的东西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容易扎根也属正常,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外借运动”言明了这样一种事实——大学校园和书房里的那些中国职业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外借是基于这样一种状况:因为熟悉曾经留学的国度以及自己所读到的外国书籍,他们很容易把异国他乡以及书本里的“人”等同于自己,而对来自西方有关“人”的许多东西,如理性、人权、民主、自由、法治、解放等,自然会认为那也是自己应该拥有的。结果,“人”被抽象化了,“人的东西”也随之被普遍化。

   而事实上,除了大学墙内的他们以及自己的学生与此有些相似之外,墙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普通民众并不急求这些东西,或者更悲观地说,他们对此不感兴趣。说到底,人的启蒙、个人价值这类东西——在中国——也只是中国大学校园书房里的生成物而已,它们离实际的中国民众很远。而对那些“被唤醒”了的大学校园学生而言,他们不会止于“被唤醒的状态”,必定会把自己的激情付诸行动。这些青年学生有的离弃了传统家庭,寻取自由的爱情和婚姻,有的建立起“工读互助团”、“新村运动”等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组织和行动,以践行自己“被唤醒”的那些东西。由文化外借所激发的这类行动是否行得通,却始终是个问题。这绝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文化外借”本身带来的困境。

   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很早就敏锐地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这种忧虑,他说:“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庭应该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获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他还有著名的一句话:“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是要紧的”这是在梦之后的醒语。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要求经济上的平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一切平等价值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土豪,分田地”恰恰是这种要求经济平等的一种心理折射。

   对晚清知识分子的言论不能轻易用“粗浅”、“误读”来评价

   燕京书评: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试图维护旧有的统治秩序(95页),改良主义王韬、郑观应、薛福成超越了他们,薛福成认为英国政治是“夏商周三代之隆”。郭嵩焘去英国议会目睹议员们的争议,他对英国政治也有类似的看法。你提到,郑观应等人“对西方文化是隔膜的,对西学的议会知识的理解是粗浅的”(102页),“中国宪制思想从萌生开始就并非完全服膺西方,而是有中国自己的选择”。我感觉,虽然知识人有自己的不足,但这里的选择主体主要还是清政府,因为统治集团贪图权力和既得利益而错失了立宪机会。你怎么看?

   王人博:这个问题,在回答有关“制度移植”时已经谈到了。这里,我想对书中一些表述方式做个修正,比如你所提到的关于“对西学的议会知识的理解粗浅”问题。晚清知识分子在表达问题时通常喜欢用“内”“外”范畴构造自己的文本世界。如,与郑观应同时代的王韬就著有《弢园文录内编》与《弢园文录外编》。很可惜,《内编》已遗失,不存于世;今日我们能见到是《外编》。又如,张之洞所著的《劝学篇》也是用“内外”构造起来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张之洞的这几句话也可以用来界定王韬的文本。“内”通常可以理解为“内在”,多是有关修治心身的言说,而“外”通常表达的是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观点和看法,带有公开性、建议性的特点,即面对的读者对象,既是普通的识字阶层,也包括了统治者。

   所以,在传统世界里,特别是在满清统治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关“外”的表达就格外谨慎,更讲究修辞策略。对一个满族政权而言,汉族知识分子任何一句不适当的言论都可能被看做冒犯,“出言谨慎”当是汉族知识精英恪守的戒条。就拿“议会知识”来讲,说议会具有沟通君民上下意见,凝聚君民之间的团结的价值和功能总比说议会是用来限制君权更容易被统治者接受,也能降低政治风险。我的意思是说,对晚清知识分子的言论、观点不能轻易用“粗浅”、“误读”这样词语进行评价,应当进入文本的具体语境。

   燕京书评:近代史学者马勇认为,真正让中国人感受到亡国灭种的时代情绪,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真正引发了“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当时的知识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才认为中国要亡国灭种了。1895年,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在马勇看来,当时的问题在如今回顾之时,显得更像是一种假问题。想象中的亡国、想象中的危机造成激进的气氛,导致一系列的冲突,把历史一而再地改写。当然,所有的想象是假的,但后来成为历史的起点,都成为事实发生的起点。我之前读过唐启华教授的著作,林长民在晨报夸大其词,“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随后,五四运动爆发。那么,你怎么看当时知识分子的这种恐慌想象?

   王人博:我不知道对19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所处的境况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内在的、情绪性的反应能否用“恐慌”一词加以表述。正如上面所谈到的,对待历史我持守“内在立场”。打个比方,同样对二战史的研究,一个二战结束多年之后出生的人与一个亲历二战的老兵相比,无论视角、感受和结论肯定是不同的。对一个老兵而言,他的研究不一定多么深刻、正确,但一定是带着硝烟味的,而且是叮当作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内在立场”就是一个老兵的立场。

   对历史做到“同情理解”并不难,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就行了,关键是愿不愿意。对当时中国的那种境况以及知识分子的整体性反应,可能用“忧患意识”表述更为恰当。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比较好的传统,孔子说“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孟子的话大家更是熟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当时的局面并不是“安不忘危”,而是客观上的“不安”和“危”。甲午战争的结果所导致的局面,的确让知识分子忧心忡忡:清政府本来就财政拮据,巨额的赔款使得日本有了现代化腾飞的本钱。别忘了,那场战争让日本从中国攫取了相当于日本整个国家五年的财政收入,而清政府则越来越不堪重负,国家大厦咯咯作响。割让台湾,完整的主权受到严重损伤,本来还割了辽东半岛的,后来日本受到各方压力,不得不归还中国,但清政府为此又支付了高昂的“赎辽费”。

   “危机”并不是假的,知识分子也不是那个喊着“狼来了”的孩子,而是“生于”忧患的一群人。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形势急转直下,变得越来越糟糕。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青岛),俄、法、英、日本先后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清政府的压力是空前的,这种危局用一个词表达是恰当的:瓜分豆剖。这不是危言耸听,是事实。面对这种局面,统治者高层又显得束手无策。知识分子对此的忧愤之情,可从刘光第的一封私信中看出:“……事到于今,然后我军机处、总理大臣等,始皆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坐待分裂而已。…….总之,此时下手功夫,总在皇帝一人为要,必须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从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然识者以为此决无可望之理。然则为之奈何耶?惟有发长叹已耳,积肝气已耳,吞泪珠切齿握爪而已耳,如兄之不肖无似,有何补哉,有何补哉,有何补哉!”

   燕京书评:《1840年以来的中国》似乎显示,清末民初的中国,受困于内忧外患,实施民主宪制的条件不成熟。但是,雷颐著作《帝国的覆没》一书显示,一旦清政府表现出立宪的诚意,革命的呼声就降低了,民众甚至张灯结彩,以示庆祝。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清政府就彻底丧失民众的信任,连立宪派也转而支持革命。这似乎表明,清政府本来有和平变革的机会,但没有抓住。你怎么看?

   王人博:这就是前面说到的立宪改革的“窗口期”。这里,我想简单谈一下满清政府。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健在的时候,局势虽然很糟,但控制局势的能力还是有的。各地的封疆大吏虽然攫取了与中央相匹敌的地方权力,但他们还是听招呼的,前辈曾国藩则不必说,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汉臣大员对朝廷的忠诚也是事实。即便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入侵等重大事件,这些汉族重臣还是守住了大清的江山,他们没有分裂国家搞独立。这说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对国家的统御能力还是存在的。若把清王朝与同时期的日本天皇政权做个简单比较就会一目了然。日本作为“大和民族”,具有很大的单一性,其天皇政体一姓相传,千年未变。明治天皇在幕藩体制的崩溃中,受到“王政复古”形式的拥戴,从登基之日起而在一批维新人士推动下锐意进取,国内政务因此显露出一种犹如新朝开国的勃勃生机,维新事业的拓展与统治秩序的稳定相互促进。

然而,清政府就没这么幸运。中国境内民族众多,传统的君主政权虽多次换“姓”,但主要是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中“变来换去”。清王朝是满族贵族入主中原后所建立起来的全国政权,“依满治汉”的方针基本为其两百多年的统治一以贯之。而到了王朝末年,满族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导致外患加深,国内民族矛盾激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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