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金观涛:重返宏大的历史视野

更新时间:2021-06-28 15:36:34
作者: 金观涛 (进入专栏)  
一种文化会不会随社会解体灭绝与它是否入世以及是否为意识形态并无直接关系。[15]超越突破的本质,乃是基于超越突破的文化可以独立于社会有机体而存在,而非其出世或救赎的性质。[16]事实上,正因为儒家道德意识形态建立在超越性的个人道德之上,每当大动荡发生,社会组织解体时,儒家意识形态反在混乱中巍然屹立,成为原有社会结构修复之模板。我们把大动乱后社会结构能自我修复的系统称为超稳定系统。

   超稳定系统是我和刘青峰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宏观变迁时提出来的新概念。超稳定系统的本质在于:当旧社会结构(包括环境)被无组织力量摧毁时,大动荡在清除无组织力量同时也消灭了进步的积累;这一切导致社会系统在周期性崩溃—重建中出现动态的停滞。由于古埃及亦存在社会被动摧毁后被修复的可能(如古王国解体的大动乱后,中王国兴起,新王国又在中王国废墟上重建),在本书中,我将古埃及社会已归为超稳定系统类型,并将它和中国传统社会王朝更替作了比较。因为儒家文化在动乱中巍然屹立,成为建立新王朝的模板,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在大动乱后修复相当迅速,大多数只需十几年。[17]相比之下,古埃及社会在大动乱后的重建要困难的多,而且费时日久。古埃及社会数千年历史中存在着两个相当长的中间期(有人认为第二十王朝结束后还有过第三个中间期),第一个中间期经历了一百六十年,中王国才得以建立。中王国和新王国之间的第二个中间期更长,达两百多年。今天看来,古埃及社会结构重建的困难正在于它是轴心文明前的社会,因为不存在强有力的道德意识形态,当原有全国性信仰被腐败摧毁时,社会结构修复必须依靠地方性宗教再次崛起,成为全国性宗教,故王朝更替会伴随着诸神的更换。因而严格说来,它只是准超稳定系统,否则我们便不能解释古埃及文化最后灭绝这一事实。

   七、文明在冲突中灭亡还是文明的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超越突破的文明中,超越视野和社会文化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相互分离的。例如印度追求解脱的超越视野既可以与种姓制度结合,亦能以反对种姓的平等为其诉求,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当印度种姓社会面临巨大危机时,作为佛教帝国的孔雀王朝却可以迅速兴起。在中国,向善的意志既可以把家庭伦理作为其内容,亦可以把“无为”和取消伦理等级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就使得超越突破以后的社会在碰到外来冲击时,或即使其生存环境的破坏使得与其相结合的所有政治文化都变得不可欲之际,发生的不是文化灭绝,而是超越视野与原有价值内容分离并指向新的价值——这种新价值会迅速创造出新的政治文化和制度,其后果是社会的转型,而不是文化的灭绝。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外来冲击的反应。从动态停滞这一点上讲,中国传统社会和古埃及社会都属于超稳定系统类型,但两者受到外部冲击时行为模式却是不相同的。本书曾用相当多篇幅处理古代文明冲突。我们指出,虽然埃及文明比希腊罗马文明早几千年,但因超稳定系统造成的动态停滞落后于罗马文明。这样一来,当古埃及社会与新兴的罗马帝国不可避免的碰撞时,因其文化在外来冲击面前丧失意义,古埃及文化难逃灭绝之命运。埃及灭亡后,仅仅是作为基督教传播中转站的罗马帝国加速衰落。古代文明冲击的模式是征服,灭绝或同归于尽。这和中国文明和其它文明碰撞时发生的文化融合和社会转型大相径庭。

   我们曾系统地分析过中国文化历史上两次受到外来冲击的宏观历程。第一次是东汉末年。在天灾、少数民族内迁和佛教传入的多重影响下,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宇宙论儒学失灵。一旦儒家道德意识形态不可欲,中国再也不可能建立大一统帝国了,出现了魏晋南北朝三四百年的分裂局面。然而,以道德为终极关怀是不会随宇宙论儒学被抛弃而消亡的,故在东汉灭亡社会人口达五分之四的废墟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中国文化从此灭绝,而是以“无为”作为新道德理想并重建社会秩序。这就是魏晋玄学的兴起以及它对印度宗教选择性的吸收。正是通过魏晋南北朝对佛教和少数民族的消化,隋唐之际儒家意识形态的可欲性恢复。宋明理学代表了儒学融合佛教的最高形态。随着宋明理学的传播和普及,形成了以儒教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东亚社会。中国文明受到第二次外来大冲击是19世纪开始的中、西文化碰撞。1895年甲午战败意味着儒学将现代化纳入经世致用的虚妄,主张家国同构的儒家意识形态在民族国家争雄的全球化国际秩序中是不可欲的。事实上,正因为以道德为终极关怀是可以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儒家意识形态不可欲的后果不是中国文化灭绝或被外来文化淹没,而是通过改变终极关怀的内容而与外来文化结合达到文化融合。同第一次融合时期中国人以“无为”或“平等”为新道德类似,十九世纪末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不可欲导致革命乌托邦的兴起,成为追求共产主义大同社会以及亲和马列主义的内在动力。

   二十世纪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以及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和三民主义,本质上均是文化融合的产物。虽然第二次融合比第一次融合复杂得多,但同样依靠超越视野同原有文化价值的分离,并在分离后迅速指向新价值。换言之,无论两次融合的具体细节多么不同,他们都存在超越视野创造终极关怀(或我们称之为道德价值逆反)的机制。[18]而这一切对于轴心文明之前的社会是不可思议的。或许读者会有疑问,上面我把我把中国传统社会现代转型同历史上的文明融合放在一起考察,似乎是把完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确实,今天大多数学者把传统社会在西方冲击下的现代化过程和古代文明碰撞看作不可比拟的,并且否定将古代史和近代史融为一体的社会历史演化模式的存在。然而,1980年代我们用系统论史观研究古埃及社会的另一个目的,就是用系统演化论代替经济决定论,背后恰恰存在着探讨人类社会演化的普遍模式的雄心。因此,在本书再版之际,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是否真的存在将古代社会演化和近代社会变迁统一起来的普遍模式?或者说,人类历史的展开究竟有无法则可寻?

   八、轴心文明与现代性

   自唯物主义史观受到质疑以来,社会演化模式的问题很少有人提及。表面上看,这是因为人们相信社会演化无规律,历史学家甚至对任何一种宏大叙事都失去兴趣。其实,在经济发展和科技一日千里的全球化时代,没有人会否定社会进步。只是因为社会的进步被普遍理解为从传统到现代的历程,一种更为简化的“传统—现代史观”占据了很多人的头脑。在该史观中,社会形态的进化只存在于传统到现代之间。形形色色的农业社会(无论是五千年前还是二百年前)都被归于传统社会行列,如果把历史展开定义为社会形态的进步,在现代社会诞生之前,漫长的传统社会就会变成没有历史的。“传统—现代史观”不仅抽去了过去的历史,未来也变成没有历史的。因为一旦达到现代社会,社会形态(历史)的进化就从此终结。

   这样一来,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考察,也就被转化为如下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第一个是现代社会的起源问题,即为什么现代社会最早起源于西欧?第二个是现代制度与价值的传播以及后进社会学习现代化的历程问题,其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些社会现代化学习极为迅速、另一些却步履维艰?因人类历史最早的现代社会——荷兰、英国和美国——均是新教国家,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起源的观点被广泛接受。根据该史观的逻辑,现代社会是现代价值的实现。而现代价值只起源了一次,西方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特别是加尔文教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孕育被认为是一次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而其它社会在现代社会冲击下的现代化过程都是基于学习或模仿,故在现代社会起源和学习两方面都排除了历史展开的长程模式和社会演化法则的存在。

   表面上看,“传统—现代史观”无懈可击,但如果我们根据现代价值的本质去检视韦伯学说,立即看到现代价值的起源和超越突破的关系。韦伯把现代化等同于理性化和世俗化,即工具理性无限制地扩张以及个人权利成为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行动正当性的根据。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起源可归为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等现代价值的起源并根据现代价值建立社会,新教徒建立美国是人们常引用的例子。但是,现代价值存在的条件是什么?它的出现是偶然的吗?它的形成过程真的没有模式可循吗?

   让我们来检视现代价值之本质。何为工具理性?它是怎样起源的?工具理性指对上帝的信仰和理性的二元分裂,二元分裂之所以可能,首先是需要把理性纳入基督教信仰。其背后是天主教神学一千多年的变迁,本质仍为希伯来超越视野和古希腊超越视野的互相结合。和工具理性类似,离开超越视野,现代性的另一基础个人权利亦无从谈起。个人权利指个人自主性为正当,并将任何社会组织视为个人之间的契约。每个人都具有的自然权利源于自然法,而自然法亦是古罗马法律精神纳入基督教的结果。只有文化系统中存在希伯来超越视野和古希腊超越视野,十四世纪后唯名论对托马斯·阿奎那神学解构,才会导致个人观念的出现以及个人成为自然权利的承担者。而所谓加尔文教对资本主义精神之孕育,实为在唯名论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工具理性和作为个人自主性为正当的自然权利理念成熟了。在此,我们不可能展开西方现代价值如何在基督教和文艺复兴孕育下的成长过程,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果不存在超越视野对新价值的孕育,西方现代价值的起源和稳定地存在都是不可思议的。[19]

   难道现代化学习过程不亦是如此吗?表面上看,现代化后进国家的现代转型依靠的是模仿和学习,然而人是不可能去学道德上错误的东西的。轴心文明后,超越视野已为社会提供了道德和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因此,在现代价值学习机制的背后正是该文明原有超越视野和现代价值的互动。如由超越视野规定的文化能否退出政治经济领域以及能否和理性分离,它决定了该文明学习西方现代制度的顺利程度;即互动的逻辑规定了学习的机制。这里,现代化后进社会的终极关怀和政治经济因素一样重要,它们共同决定现代化学习的快慢和成败。在上一节,我把中国近现代受到西方现代价值冲击之行为模式和历史上第一次融合相提并论,正是基于这一点。

   九、人类历史展开的模式

   总之,正因为超越突破对现代价值的重要性,单从文化价值系统来讲,人类文明的历史就必须分为三大阶段。这就是轴心文明前的古代社会、超越突破出现后的传统社会以及现代社会。请注意,今天很多学者习惯了将现代社会以前的社会都归为传统社会,这是一个大错误。传统社会不仅是一种农业社会,还是一种有文化可以传承的社会。所谓文化传承,意味着文化核心价值可以从政治、经济活动中相对独立出来,获得自主延续、发展和再创造的能力,从而形成某种不死的大传统。而其前提正是超越突破和有终极关怀文化的形成。

   轴心时代前的宗教和轴心时代后的宗教(文化)最大差别在于:前者建立在一阶思维之上,直接参与政治经济组织,盲目地成为政治统治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合法性基础。轴心突破后的文化却具有相对于社会组织规范的独立性,它在推理方式上出现了对思想本身的反思性,在价值上出现了超越现实政治社会的追求,[20]即建立在二阶思维之上。即使它和政治思想结合成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亦是处于超越视野笼罩之下的。从此,人不仅是某一时代政治和经济的奴隶,而且可以超越于具体政治、经济进行自我存在意识的思考以及新文化的创造。代表现代性的价值系统之所以可以在西方天主教大传统中起源,并为其它文明接纳,也正是基于这种创造。

上面分析表明,一旦将韦伯命题纳入轴心文明的视野,立即看到历史终结论所依托的“传统—现代史观”是何等苍白与短视。读者一定会问:为什么超越突破会对人类社会长程的演化有那么大的影响呢?我在第二节曾指出,任何历史展开的过程都由普遍观念转化为社会行动及社会行动带来的后果对普遍观念的反作用之互动链组成。超越突破改变的正是这一互动链的基本结构,也就是说,超越突破前的互动模式和超越突破后的互动模式是不一样的。为了说明这一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720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