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金观涛:重返宏大的历史视野

更新时间:2021-06-28 15:36:34
作者: 金观涛 (进入专栏)  
更重要的是,轴心文明假说没有回答什么是超越突破,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它只有古希腊思想、希伯来宗教、印度和中国这四种形态。

   本书在1986年出版之际,恰恰是西方学术界进行轴心文明讨论之时。因为轴心文明研究的影响主要在哲学界,至今仍被社会学和史学家所忽略,我们这些业余研究者,当时不知道西方轴心文明讨论是毫不奇怪的。令人惊奇的反倒是:只要我们将研究文明史的系统论方法进一步外推,不仅可以得到和轴心文明假说几乎完全形同的结论,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解答该假说不能解释的问题。

   四、什么是超越突破

   直到最近,古代社会所依存的生态环境如何因经济发展破坏导致文明灭绝才引起学术界重视[6]。其实,环境破坏只是社会内稳态解体的一个环节,它和文明灭绝的关系必须纳入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互动中才能真正认识清楚。早在1980年代,我们就必从系统论原理推出社会演化过程中存在着文明灭绝的可能性。该观点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第一次得到表述。在本书中我们进一步指出,文明灭绝乃是社会各子系统稳态解体后长期不能找到新的稳态所导致的后果。人类社会的内稳态(包括环境)被文明发展本身破坏可以用社会各子系统互相调节过程释放出无组织力量来度量。我们曾通过系统演化理论证明,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其规模超出原始部落,社会内部(包括内环境)不断增长的无组织力量是不可抗拒,它无法通过部落分化或迁移克服。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才走上了命运莫测的演化之途。

   这样一来,任何古文明在无组织力量的侵蚀下,包括环境在内的内稳态迟早都会面临破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任何一个古文明都难逃灭绝的命运呢?事实上,当古文明面临不可克服的内部危机时,作为社会制度正当性基础的文化价值系统首先受到质疑甚至解体,社会成员不得不从社会组织和各种原有的规范和习俗中游离出来。如果这种状态能持续相当时间而无新文化创造,并通过建立新的制度规范达到新的稳态,文明将面临灭绝的命运。但是当人从原有社会组织中走出来时,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去寻找不依赖社会组织的价值目标,让社会文化建立在该价值之上。这时该价值就有可能成为凌驾在其它社会价值之上的终极意义,使人类社会在面临危机的困境中找到新的稳态。这就是超越突破。换言之,超越突破正是人类(社会)对文明灭绝的回应,它是古代文明解体时的一种奇特的结果。

   历史学家公认,轴心时代恰恰是各种古代文明碰到严峻内部危机(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存环境危机)的时期。轴心时代的跨度之所以定得那么长,时间那么不确定,其原因正处于不同的古文明内部不断积累的无组织力量增长方式不同,它对社会结构侵蚀使得其解体的时间和方式也是不同的。[7]我们发现,立足于文明解体导致的人从社会组织中的游离出来、去创造独立于社会的价值,可以解决长期来对超越突破定义含混不清的难题,从而理解超越突破的机制和为什么它只有四种基本类型。根据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说法,所谓“超越”(transcendence),其意义指退而远瞻(standing back and lookingbeyond)。张灏将“超越”定义为发现现实世界之外的终极真实,它可以凌驾其它领域价值之上。[8]但是人如何可能退而远瞻呢?什么是现实世界之外的终极真实?又如何让它凌驾在其它价值之上形成有终极关怀的文化呢?我们认为,其准确的定义是社会组织解体时人不得不从社会中走出来,寻找独立于社会组织的价值目标。

   什么是价值?价值是人之于对象的主观评判,该判断决定了人对评价对象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例如规定了人对有关对象注意还是轻视、接纳还是拒绝等。用系统论语言讲,即价值规定人和对象是否耦合和耦合的方式(怎样耦合),正因为是通过价值系统把人与人耦合起来组成社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对他人行为(或评级对象)的评判标准(请注意:这就是价值)是来自群体的,或者说是社会性的(即它是不能独立于社会组织有机体而存在的)。只有原有文化解体,人被迫从社会中走出来去寻找价值时,被找到的评判标准(价值)才可能是不依赖于社会的(或者说是可以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人追求价值可以用意向性(意志)指向价值目标表示。当这种价值目标不是依赖于社会组织的独立存在时,就构成了超越突破。换言之,所谓退而远瞻中的“退”是从社会中走出,“远瞻”即是把意向性(意志)指向独立于社会组织之外的价值目标。该过程一旦实现,其它社会价值就可以建立在这一价值上面或处于该价值反思及笼罩之下。

   追求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价值目标具体有哪些不同类型和方式呢?显然,就价值目标本身而言,只有在此世之中和不在此世两种可能。达到该目标的方式原则亦只有两种,一种是依赖个人自己内心的判断和力量,另一种是依靠外部力量和评判标准。请注意,当外部力量和评判标准不能是来自社会时,它只可能是神秘的或源于自然界的。某种追求方式和一种价值目标的结合规定了一种超越视野的形态,而两两组合有四种可能性(见下表),故超越突破存在四种基本类型。

   五、为什么超越突破只有四种类型

   超越突破的第一种类型是依靠外在神秘力量追求此世之外的目标,这就是通过对一神的皈依达到救赎。它最早出现在希伯来宗教中,故亦可称为希伯来型超越突破。犹太人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犹太教最早的救赎宗教,救赎的普世化即为基督教,该追求的某种程度的入世转向(比如达到两世吉庆)就是伊斯兰教。因此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属于这一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达到离开此世的目标,它表现为寻求解脱的意志,亦称舍离的意志。这种超越突破最早出现在印度文明中。婆罗门教把宇宙视为由不同的解脱等级组成,人通过此世的修行可在下一世上升到更高的解脱等级。依靠自身的努力(而非外在的力量)达到彻底的解脱为印度宗教不同于西方救赎宗教的特点。印度宗教形形色色,差别仅在于对解脱的界定不同。例如对婆罗门教解脱等级的否定就是佛教和耆那教,再次用等级和种姓制度对佛教的解脱目标和方法改造产生了印度教。它们都离不开依靠自身的力量达到舍离此世的结构,即均属于第二种类型。

   第三种类型是依靠外部力量(标准)追求此世的价值目标。这就是以“正确”(right)或“对”、“正义”为生命的意义,请注意,在轴心文明之前判别“对”、“错”或是否“正义”(人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都是来自社会的,现在要脱离社会寻找独立于社会规范的此世“正确”或“正义”时,唯有把它视为追求包括自然知识在内的普遍知识的结果,也就是以求知作为生命的意义。自从柏拉图把知识定义为必须经某种人以外的标准鉴别的正确信念之后,古希腊哲人的探索就代表了超越突破的第三种类型。我们称之为认知的意志。

   第四种类型是依靠人自身(内在就具有的能力或标准)追求此世的“正确”或“正当性”。人依靠自身内心的感受就能判别的(行为)正当性只有“善”。为什么这样讲?“善”是普遍之“好”,它可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黄金律来定义。请注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讲的是用每个人利用内心标准判断何种行为“对”。它和用外在标准如神意或自然法则(包括法律)判断何种行为为“对”(我们将其称为正义)是不同的。故超越突破的第四种类型可以用向善的意志或追求道德来代表。

   从来,当“应然”仅仅作为习俗而存在时,虽然它亦规定了人应该如何行动(行为规范),但它是不能独立于社会有机体而存在的。把善和社会规范相剥离变成人依靠自己内心感受就能判定的价值,并把它作为意志指向的目标,意味着“应然”活动具有双层次的结构。第一个层次是人对应该如何行动的意识,它对应着社会的规范。第二个层次是把善从具体的行为规范中分离出来,称为自由意志(意向性)指向的终极目标(真实)。当“应然”只有第一个层次时,社会组织的解体往往伴随着习俗解体;一旦“应然”具有双层结构,在更高层次向善意志的控制下,习俗转化为“道德”,成为不依赖众人行为的内在追求,这时具有双层结构的道德规范不会随着社会组织解体而丧失。即使原有道德规范不可欲,人可以将新的行为规范和善对应,即创造新道德。

   正如向善的意志可以和社会规范结合一样,其它几种超越视野亦可以和行为规范及社会价值系统相结合,我们称之为有终极关怀的文化之产生。[9]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是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在定义当代人宗教信仰时所用的术语[10],我们用它来描绘超越视野笼罩和反思之下形成的社会价值。所谓终极关怀的形成,是指人将社会价值放在超越突破的视野之中,自觉地让超越视野成为社会价值来源(或塑造其它价值)和正当性根据。[11]在没有超越视野之前,人作为社会制度的参与和规范的遵循者,是不能“在社会制度和规范之外”来反思其正当性的。而在有终极关怀的文化中,人可以用超越视野来检视社会危机的原因以及思考社会制度和现存生活方式是否正当:他们可以用独立于现有社会的价值想象一个应然之社会,即理想社会之追求从此出现。因此终极关怀的形成亦意味着反思社会制度正当性最终标准的出现。从此以后,社会价值不再是盲目的和近视的。具有超越视野的人类对维系的政治、经济和内环境稳态的价值系统思索更具有长远反思的性质,文化系统的演化开始具有不随社会环境变化的稳定性,服从应然世界价值演变的逻辑。

   一旦对超越突破和相应的终极关怀做出准确定义,我们立即可以解释为什么经过超越突破的文明不会灭绝了。

   六、两种不同的超稳定系统

   长期来,西方学者在解释基督教、佛教等为什么不会随社会解体而消失时,总是强调其出世或渴望救赎型性质。他们认为,救赎宗教对此世不感兴趣使其不能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不需要为政治权力和统治提供正当性,也不会因现实社会危机而受到挑战。

   确实,只要将救赎宗教和古代宗教相比,会大大加深这种印象。在轴心时代之前的宗教中,神和现实制度紧密结合。国王是神的代表,宗教直接为统治和社会制度提供正当性根据,也就是说起着今日意识形态的功能。[12]当统治的实施、政治经济政策的推行都可归为某种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系统)的实现时,意识形态往往要为各种社会弊病负责。而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在运行中必然释放出无组织力量,使得原本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千疮百孔,直至最后失效。埃里亚德(Mircea Eliade)指出,两河流域的古代宗教正是因必须为社会危机负责而衰落的。[13]古埃及亦看到同样的现象。大量考古证据表明:在第一个中间期,法老不再是神的化身,所有宗教价值甚至包括人死后的世界都受到质疑。[14]这样一来,作为意识形态的古代宗教必定随着古代社会出现危机而被否定,其后果正是这些宗教随古代社会衰亡而被人遗忘。这就是文化灭绝。

用救赎宗教解释高级文化不会随着社会解体而灭绝的最大困难,是它不适用于解释中国文明。儒家文化高度入世,恰恰是作为皇权和现实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基础的意识形态而存在的。但令人惊奇不已的是,它居然和西方救赎宗教及印度舍离此世的文化一样,并不会随政治腐败社会动荡而解体。为什么儒家意识形态的命运和古代神权帝国的意识形态不同?翻开中国历史,在每一个王朝的末年,我们都会看到吏治腐败,纲纪崩坏,现实政治文化和价值系统在人们心目中完全失去了正当性。但儒生并没有因此质疑儒家道德理想,反而将腐败的原因归为没有真正按圣人教导去做。显然,这正是将超越视野和社会政治文化结合的结果。如果儒家意识形态不存在以道德为终极关怀,即向善的意志不是可以独立于社会规范而存在的话,当纲纪崩坏时,它就不能归为对道德理想的偏离。其实,一旦我们认识到超越突破的本质,立即可以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720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