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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华:米、酒、税的三重变奏:20世纪40年代福建禁酿问题研究

更新时间:2021-06-23 09:48:39
作者: 王荣华  

   摘要:

   20世纪40年代,福建省酒类酿造经历了反复的“禁”与“弛”,即战时禁酿、解禁到再度禁酿及战后弛禁、复禁。表面上看是禁止粮食酿酒,实际上与税收亦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既是米、酒、税之间的此消彼长,也是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各部之间的博弈;既有不同利益群体的各自考量,也有对同一政策的不同解读与执行;既有酿户承受被征且罚的“双重负担”,又有战后迫不及待重启“酿造”生活的诉求。追求最大利益驱使各方在米、酒、税的共同变奏与交织中互相博弈,节约粮食政策最终演变为寓禁于罚,米、酒、税的三重变奏也逐渐偏离政策主旨与初衷。

   关键词:福建;粮食;酿酒业;酒税;

  

   禁止粮食酿酒是节约粮食的一贯做法,特别在灾歉或战争时期。1938年至1939年,闽、粤、豫、川、浙、湘、赣、皖、鄂九省先后制定禁酿或限酿政策。1然而,国民政府却反对各省禁酿,责令已禁省份解禁,福建省即为最初解禁省份之一。不过,随着战区扩大,粮食形势日益严峻,闽省府再次提出禁酿。抗战胜利后,闽省又经历了弛与禁的反复。

   闽省禁酿涉及多个不同利益方,中央层面牵涉粮食部、财政部、经济部等;地方层面则与闽省府、各县政府及各县酒商会、酒业公会有关,与广大酿户也息息相关。闽省从战时禁酿、解禁及再度禁酿到战后弛禁、复禁,颇具代表性。关于这一曲折复杂的过程,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一,对于禁酿及弛禁,战时不同背景下地方与中央政府是如何考量的,中央及相关部门的态度如何?背后的原因何在?第二,闽省禁酿政策是如何确定并实施的?在战时禁酿过程中,利益各方是如何围绕米(代表方主要是粮食部)、酒(代表方是各县酒商会、同业公会等)、税(代表方是财政部)展开博弈,结果如何?第三,禁酿在实施中产生了哪些新问题?第四,禁酿问题的最终走向怎样,如何看待禁酿?学界关于这些问题尚缺乏专门研究2,本文以福建省档案馆、台北“国史馆”所藏相关未刊档案为主要资料,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解答。

   一、禁不禁:地方与中央的不同考量

   福建粮食种植、消费以米、薯为主,据中央农业实验所1938年的统计,食米消费量占粮食总产量50%,薯类占粮食总产量21%,民间素以糯米、番薯等酿酒。31937年底至1938年初,该省调查各县酿酒情况,顺昌“产酒颇多,批售获利亦厚”。4尤溪县出产土红酒“为数甚巨,预计全年酒商酿以营业者,约有三千埕,住户私酿家用者,约有五千埕”。5全省从业人员及其眷属有100余万人,年产酒约100万市斤。6乡民以土酒作为婚丧嫁娶、岁时伏腊“报赛供奉之主要物品”,各类酒亦是渔民出海取暖、农佃劳作解乏之物,且可调和气血,被视同补品。7酿酒经济收益较高,酒税是国课主要税源之一。

   与此相矛盾,福建又是一个缺粮省份。全面抗战爆发前,全省人口约1143万人,年输入外省粮食200余万担,福州、厦门等均需江西、上海等地外粮接济。据闽省府秘书处1940年上半年统计,闽省年均缺米1548527市担。8福建省长期缺粮的状况也是该省1938年1月及之后提出限酿禁酿的主要原因。闽省府1938年1月提出限酿政策,拟具《限制食粮酿酒办法》,呈送军委会。9该办法未及广泛实施,即遭行政院解禁令。

   1938年2月下旬,行政院得知九省自行禁酿,或“径由县政府及各团体自动宣告禁酿”。对此,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态度比较明确:“倘于必要时,暂禁酿酒,应根据(各省)粮食管理委员会之调查报告,先行咨询内政、财政两部,再予实行,并须查明无关主要之民食,而可供酿酒原料者,一律免禁。”对于已禁省份,行政院要求“无论禁令系普遍全省,抑仅限于局部,均应立即解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亦认为禁酿易导致商民失业,挤占战时军需。103月8日,行政院训令各省,如有必要暂行禁酿,应先根据各省粮食调查情况,再咨商内政、财政、经济三部后方得实行。已实行省份,应立即解禁。11

   九省禁酿或限酿政策引起国民政府极大关注,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酒税属于国税,省级政府不得干预。1935年国、地财政收支系统法规定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明确酒税为国税,直至1942年实行两级制。12九省擅自禁酿或限酿,触犯中央权力,行政院自应强力介入。二是在1938年、1939年后方丰收之际,为避免谷贱伤农,蒋介石曾训令农本局大量收购囤储。13三是财政部认为禁酿会影响酒税征收。酒税向为国库收入之大宗,若失去此项税源,则损失较大。因此,财政部于1938年2月派广东财政特派员函告粤省府:“禁酿不特有妨国课民生,且影响抗战饷源,量予弛禁。”14征收酒税是财政部自始至终对各省酿酒业高度关注的主要原因。国民政府此时的普遍认识是,“值此全面抗战之际,安定民众以勿使失业为先务,筹措饷需以保持税源为要著。故非万不得已,不宜轻议禁酿”。15在粮食供应充足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考虑更多的是保持税源、筹措饷需、安定民生。也就是说,在米、酒、税三个变量中,若粮食这一基础变量总体相对稳定,则酒、税亦基本保持稳定。由此,闽省府主席陈仪4月9日呈复行政院,谓“业经本府通令遵办”。16也就是说,刚开始实施禁酿的福建省此时也已解禁。

   解禁不久,福建粮食供应状况开始恶化。1938年5月,福建沿海各地相继沦陷,外粮输入锐减、来源断绝,赣东之米亦被限量输入17,加上交通梗阻、民心恐慌,泉州、福州等地出现米荒。为缓解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1939年9月,闽省府设漳泉临时粮食调节专员,负责统筹调剂,实行凭证运输。旋因手续烦琐、效果不彰而取消,“粮食恐慌情形,有加无已”。1940年1月,各方建议粮食自由流通,但实施不久即发生竞购,粮食更形缺乏。3月25日,福建省指定对口供应“客米”,漳州、泉州缺粮情形本未缓解,继受浙、粤两省粮价上涨影响,5月粮荒愈演愈烈。6月1日,闽省府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9月改组为粮食管理处18,成立公沽局,各项措施却因购价过低、粮源短缺而无以为继。19全国粮食管理局成立后,福建粮食管理处于1941年元旦更名为粮食管理局。20应该说,为应对粮食危机,闽省府多次试图通过新的手段与方式来管理粮食,但成效较差,遂将目光又转向自身较为熟悉、曾有动议的禁酿,希图通过禁酿实现节约粮食的目的。

   1941年3月中旬,闽省府致电行政院,“恳准援粤省成案,绝对禁止酿酒”。2127日,军委会致函行政院,谓“该省粮荒严重,禁止酿酒,更有必要”。224月3日,行政院批准闽省禁酿。23

   从1938年3月强令各省解禁到1941年三四月准许各省禁酿,行政院的态度前后迥异。促使其转变的最重要因素,是后方粮食不再过剩而是短缺,粮价飞涨,抢粮事件频发,粮食危机日益严重,解决粮食供应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远超过征收酒税。如果说行政院、军委会等的转变是立足于抗战全局的必然结果,那闽省府从限酿到解禁,再到“恳准绝对禁酿”,则是着眼于本省不能解决粮食缺额的现实。从中央到地方,考虑问题的角度、高度有异,共同之处则是粮食能否持续充分供应,这成了决定禁酿与否最重要的标准。

   二、如何禁:政策演变与寓禁于罚

   1938年初闽省府的禁止酿酒政策为时甚短,1941年3月再次提出禁酿,表面上看事虽同而实则异,此时的粮食状况与三年前已完全不同,闽省府不得不根据粮食状况制定和调整禁酿政策。在得到行政院的首肯后,1941年5月初,闽省建设厅拟订《战时福建省禁酒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禁酒办法》),提交省府会议通过,7月31日呈送行政院。8月7日,闽省府正式公布此项办法。

   该办法共计14条,是战时福建禁酿政策最初的蓝本,择其要者有如下几点:第1条,“为节约粮食消耗,以足民食起见,特订定本办法”;第2条,“凡以谷类食粮或糖料,酿造各种白酒、色酒,供作饮料者,一律禁酿、禁售、禁饮、禁运”;第3条,存酒及酒曲应在该办法公布之日起20日内登记,酿具由主管机关封存,禁止续酿;第4条,存酒应在2个月内就地销售,禁止运往他县,期满后即予封存禁售;第6—8条,对违反“四禁”者,予以相应处罚。24其严厉程度,远超其他禁酿省份25,从1938年初的“限制”变成“四禁”,与酒相关的各项活动均在禁止之列。

   该办法甫一公布,就引起相关利益方的反对。8月20日,财政部福建区税务局局长汪汉滔向行政院提出,禁酿之后酒税征收恐难及额,且有趋于私酿的风险。26汪的担心不无道理,据永安县1941年估计,全省每年可征酒税约5000万元27,禁酿势必影响酒税征收。除了税务机关,各县酒业同业公会、商会等亦纷纷表示不满。29日,福建省商会联合会致电闽省府,认为禁售、禁饮对调节粮食无益,影响农村社会经济,且该办法与《抗战建国纲领》精神相违背。9月,建瓯、晋江酒业同业公会请求将存酒登记后售罄为止,勿将甘薯等禁酿。28

   中央各部门的态度较为微妙。9月18日,经济部指出,禁运、禁售、禁饮与财政、内政两部关系密切,应由该两部而非经济部函复,经济部只对无关痛痒的酒精制造轻描淡写地应付几句。财政部起初态度较为冷淡,除了附和经济部关于生产酒精的意见,便将皮球踢给了经济、内政两部,称“违禁酿酒,在黔、粤等省,系由经济部核定……闽省事同一律,似应由经济部拨案核定”,“运输、贩卖、宴饮”应由内政部查核。内政部的意见集中在《禁酒办法》中的罚款性质及如何处理的问题上,主张将该项罚金划为司法收入,而不能全部由行政机关支配,并援引黔、豫相关案例,建议闽省府与地方司法机关会商办理。29这一建议非常有预见性地指出了日后这一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农林部对其他三部的意见“表赞同”。10月14日,行政院综合四部意见后决定:第一,酒精酿造按照《禁酿区内糟坊制造酒精原料使用食粮管理办法》执行;第二,《禁酒办法》对宴饮者处罚过重,恐有任意滋扰、滋生流弊之嫌,应加大查禁力度以杜绝宴饮而非强制规定;第三,罚金处理可参照贵州相关办法“援案办理”。15日,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指令闽省府依议修正该办法。30可见,禁酿矛盾从各县酝酿、发酵后,渐转移至省府、中央部门,刚成立的粮食部此时并未置喙,但随着粮食供求矛盾日益突出,粮食部介入愈深,优先粮食供应的态度愈发坚定。财政部仍以征收酒税为主要目标,并不失时机地支持糯米、杂粮解禁。禁酿背后涉及的米、酒、税之争渐趋公开。

   闽省府遵令修正后的办法全称为《战时福建省禁止酿酒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禁酿办法》),与《禁酒办法》相比,修订之处主要有三:一是将“四禁”改为“一禁”,即仅保留禁酿,并明确谷类、杂粮、糖料均为禁酿原料;二是存酒销售日期缩短为15天;三是规定没收酒类变价后,悉数解库。31相对宽松的《禁酿办法》延续了《禁酒办法》对罚锾的处理,但仍较粗疏,这也为后来的种种弊端与利益争夺埋下了引线。

行政院做出裁决前后,福建各县商会等仍不断致函经济部、行政院,以期获得支持。主要诉求有二:一是存酒如何处理。对此,经济部务实地主张“将已酿之酒登记,售至售罄”,理由是“米既酿为酒,业已失其本性,断不能再由酒复化为米,以供民食”。行政院比较认同经济部的意见,随后指令闽省府“将已酿之酒登记发售,至售罄为止”。财政部也赞同经济部意见,建议闽省若民食供应无虞,可将糯米及杂粮解禁。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财政部与粮食部的分歧之一正在于糯米及杂粮是否解禁。二是糯米、甘薯等解禁问题。1941年九十月,晋江、宁化两县酒业同业公会恳请将糯米、甘薯酿酒弛禁或分期禁酿。对此,粮食部态度非常强硬,坚持将糯米、甘薯等列为被禁,“应毋庸议”。而财政部在收到行政院转发的福安县酒业同业公会11月18日呈请弛禁糯米、杂粮的请求后,认为“闽省本年收成尚属丰稔,迭经本部电商闽省府将糯米及杂粮等项先予弛禁……可否由院电令该省府查明实际情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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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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