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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市场失灵视域下的政府功能

更新时间:2021-06-18 14:05:51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最后,现实市场收入分配之所以不公平,至少还反映在这样两方面。第一,没有体现人的劳动贡献。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1)在市场交易的起点上,因资源占有以及财富集中而出现交易主体在地位上出现明显不平等;(2)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因交易程序不健全以及信息机制不通畅而出现交易剩余在分配上出现显著不公正。在现实情形中,无论是资源的初始占有还是财富转移的程序制定通常都控制在少数人手中,这就会导致现实市场中的“劳动”收入具有很强的不合理性。一般地,对现实收入的不公正程度可以从这样两方面进行审视:(1)事前判断,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或者特定交易中的力量对比越不均衡,那么,该社会收入的不公正程度就越大;(2)事后判断,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越悬殊,那么,该社会收入的不公正程度就越大。xxiii第二,忽视个体的自然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这样两方面:(1)能力不平等,主要体现为先天的生物性特征(性别、体能、智力等)的不平等和后天的社会性特征(财产、家庭、境遇等)的不平等;(2)福利不平等,在收入或其他基本品等同的情况下,残障人所能过的生活将比健全人差,孕妇所能过的生活也比其他正常人差。xxiv按照现代平等主义观点,人们不应由于自己的无过错而生活得比其他人差。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市场机会平等只是形式的平等,实质却是对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予以不平等的对待。相应地,基于同一市场规则进行交易的结果也就不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

  

   五、市场失灵的持续扩大及其广泛性

  

   通行的市场失灵概念局限在传统经济领域,主要用来指市场不能带来有效的产出。但实际上,市场失灵还有更广泛的内容,这在市场所滋生出的日益强盛的堕落效应中可以窥见一斑。一般地,任何对单一目标的无节制追求都会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威胁,而无节制的市场经济恰恰是将人类行为的目标单一化为金钱最大化。对此,马克思很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的“理性化”导致了金钱在人类社会关系中居支配地位,进而使人们将追求金钱视为行为的目的本身,由此也就会导致人性及其社会关系异化。大体上,市场堕落效应至少包括这样三大方面:(1)以效率牺牲公平,因为市场机制根本上基于力量原则,因而市场效率通常就主要体现为强势者(主权者)的意志和利益诉求;(2)庸俗大众化,因为产品的市场收益主要来自社会大众,因而产品供给就会朝满足大多数人偏好的庸俗化方向发展;(3)实用媚俗化,因为市场主要以有用作为评价标准,这就导致产品供给朝迎合世俗偏好的实用化方向发展。其中,第一个内容大体上在上一部分已经进行了剖析。当然,以效率牺牲公平不仅体现在收入分配上,也体现在各种非道德的歧视上。究其原因,多数派可以通过将少数派排除出市场而独享社会资源,因而竞争性市场经济就会形塑出歧视性偏好,而不会自动消除歧视现象。xxv对此,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巴苏也写道:“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如果把一切都交给市场,没有政府的监管和干预,歧视就会自动消失。……(但)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歧视可以源于自由市场,如果想制止歧视行为,实际上可能需要监管和有意识的平权运动。”xxvi后两个内容则是市场堕落效应更为主要的方面,因为它们不仅体现在商品生产和经济领域,而且更主要体现在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社会政治以及学术研究等众多领域,这已经为托克维尔的大众庸俗化、涂尔干的社会失范化、勒庞的乌合之众以及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等所刻画。例如,阿多诺就指出,市场经济使得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趋势,进而被蒙上了商品拜物教特性;相应地,受市场导向的影响,创作者关心的就不再是艺术完美和审美价值而是上座率和经济收益,一味地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进而,市场经济下的文化生产就呈现出标准化和齐一化趋势,由此就导致个性的扼杀和创造力的剥夺。xxvii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一些从经济学来说有效率的市场成果,在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层面上却往往难以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节制的市场交易通常会严重摧毁社会的合理价值,瓦解社会的既有规范,进而因为无法维持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行。显然,这是市场失灵在现代社会中更为典型的表现。由此,市场失灵就不仅具有内在的持久性,而且还表现为失灵范围的持续扩大及其所呈现出的广泛性。那么,市场堕落效应是如何孕育和滋长的呢?根本上,这就源于商品化过度,那些体现人类价值诉求而不该是商品的东西被商品化了,乃至经济效益尤其是即期的金钱收益成为衡量人类社会中一切事物之价值的基本乃至唯一的标准。譬如,现代资本主义是以劳动力、土地等商品化和资本化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但这些要素本质上并不是商品,而将它们当做商品就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异化和堕落。卡尔·波兰尼就写道:“劳动力只是一种与生命本身相调和之人类活动的另一名称,它并不是为了销售而产生的,而是为了截然不同的理由而存在的,这种活动也不能与生活的其他面分开而加以积存或流通;土地则只是自然的另一个名称,并不是人所制造的”;相应地,“在处理一个人的劳动力时,这个制度也同时处置了‘人’之生理的、心理的及道德的本质”。xxviii尤其是,随着现代功利主义经济思维向其他社会领域的扩散和渗透,商品化的范围就不断扩大,由此导致体现为堕落效应的市场失灵也就更为凸显和加剧。明显的例子是,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鼓噪下,毒品、器官、婴儿、人身以及性买卖都成了有助于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市场合理行为;进一步地,污染权易、地票以及互投赞成票交易都成为现代经济学人提出的重要社会经济政策。xxix

  

   正因如此,当社会合理价值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而遭受破坏和瓦解时,我们就需要审视市场机制的限度以及现代经济学的思维:究竟应该以社会合理价值来审视和反思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还是以现代经济学的效率分析来审视和重塑现代社会价值和法律规范?即当市场交易破坏和摧毁了为人们长期遵循的社会规章和伦理价值时,我们就需要做两方面思考:(1)市场交易是否超过了必要限度以至于对社会合理价值构成了危害?(2)传统价值规范是否已经明显过时以至于严重窒息了社会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一般地,第一点反思通常更为重要和关键,因为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本身源于人类长期实践的演化,体现了对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关注和追求,而在市场竞争中激发出的动物性本能则具有强烈的扩张冲动和破坏力量,时时准备突破社会规范和价值对其逐利心的约束。因此,一旦发现市场交易结果与人类合理价值产生冲突时,通常的做法就是对相关交易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防止其破坏性的爆发和扩大。对此,卡尔•波兰尼很早就指出,自由主义的无节制发展产生出了市场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两大问题:(1)社会分化,这体现为国家与市场的分离,进而产生政治民主与商业寡头政治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2)伦理碎化,这创造了一种高度理性的社会环境,进而造就仅仅遵循效用逻辑的理性利己主义者。xxx基于市场堕落效应,我们就可以深刻地认识到:任何市场竞争都应该一定限度内的竞争,任何资源配置也只是一定范围内的配置;进而,基于市场的限度,我们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工会等社会组织的存在和作用,它们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是对市场的破坏(就如奥地利学派那样),而更应该被视为市场本身的一部分或促进市场完善的重要内容。

  

   最后,正是根植于社会合理价值,现代社会对市场交易也形成了这样的系列共识。例如,工人不能以同意低于标准的工作条件来换取更高工资,汽车制造商应该召回那些存在缺陷的汽车;同样,人的器官、子女以及选票等都不能交易,不同目标功能区的土地不能跨地区交易。麦克弗森就指出,“最起码,生命和财产必须受到保护,契约必须被明确界定并得到强制执行。……国家可以控制土地的使用和劳动力的使用,可以通过禁运和关税来干预贸易的自由流动,可以扶持一种产业和打击另一种产业,可以提供免费或受补贴的服务,可以救助赤贫,可以要求质量或培训的最低标准,还可以靠这些及其他干预方法来防止价格(包括工资)达到一个不受监督或监管乏力的市场可能会创造出来的水平。国家通过这些方法改变每个人在计算获利最大的做法时所列方程中的某些项。”xxxi同时,社会合理价值对人类活动和市场行为产生约束和限制的范围还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拓展。例如,西尼尔反对当时社会改革家提出限制童工的《奥尔索法案》时说,这个法案限制了人们的契约自由并把经济损失强加给了这些儿童的父母。但试问:今天还有谁会认为限制童工是错的吗?不幸的是,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渲染和影响下,时下不少经济学人恰恰以市场交易的效率来否定和推翻社会“合理价值”,进而就以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分析来重塑法律和道德,乃至重新为那些已遭否弃的不人道行为进行辩护和“正名”。譬如,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德豪斯提出征收碳排放税以及戴尔斯等人倡导通过排污权交易来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影响,国内一些经济学人就鼓吹通过不同目标功能的土地之间的交换来提升经济效益;但由此导致的结果却是,不少地区的湿地越来越少,河流山川遭受严重破坏,进而导致鸟类等野生动物的数量迅速减少。更为甚者,一些经济学人还提出了生育指标交易的方案,主张在国家控制生育总量(每对夫妇生育拥有两个生育指标)下,允许生育指标进行市场交易以实现生育指标和人口结构优化。但实际上,这是变相地给予富人更多的生育权,因为他具有购买生育指标的强大能力,而这显然是与现代社会合理价值和道德背道而驰的。

  

   六、结语: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关系

  

   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心议题就在于合理界定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范围,从而促进两类协调机制的互补和共生。其原因又在于,市场和政府都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同时又都面临着失灵问题。进而,政府与市场间关系又涉及两大方面的问题:(1)对市场机制和组织机制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2)对国家性质和政府功能的认识。然而,时下经济学界却盛行着市场与政府相对立的二元观: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极力鼓吹纯粹市场机制的完美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明显忽视了政府行为潜含的“理性自负”。实际上,作为推动社会秩序持续扩展的两大基本机制,市场和政府既承担某种积极作用,同时又存在某些不足和局限。就此而言,时下流行的那些相对立的极端观点通常都只是停留在表象而没有深入到本质,并且还囿于特定的意识形态而只是从特定维度去观察现象。

  

就经济学的主流态势而言,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新古典自由主义几乎支配了整个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成为经济学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进而压制和瓦解了其他一切异己、批判和反抗的力量。固然,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的经济主体,市场机制也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缺陷,尤其是市场机制的现实发育迄今还很不成熟,乃至常常会出现大面积的失败。人类社会过去的经验也清楚地表明,纯粹的自发市场并不必然呈现出持续的扩展轨迹,反而常常会出现内卷化趋势,甚至还会引发破坏性的革命。与此同时,正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监管,才使得西方世界在“二战”后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和收入差距缩小共进的局面,甚至从 1945 年到 1971 年这 1/4 世纪也成为摆脱 400 年来每隔 10 年就出现一次经济危机之宿命的重大奇迹。xxxii既然如此,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何又如此推崇和迷恋市场机制而极力否定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呢?根本上就在于,它对市场机制持有一种简单化的理解,没有考虑到市场主体的理性有限性以及市场主体之间的异质性,更没有关注基于工具理性的行为互动所带来的社会不合理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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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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