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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靖怡 席云舒:胡适、陈受颐往来书信考释

更新时间:2021-06-11 10:16:26
作者: 赵靖怡   席云舒  
为中国拉来了最有力的盟友。他对国际局势有准确的预判,在关键节点上做了有力的推动,这些功绩都随着近年来胡适研究的发展而逐渐为人所知。

   当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住进双橡园大使馆时,老朋友陈受颐仍留在学府中教书。1938年至1941年间,陈受颐仍供职于檀香山大学。彼时,檀香山是由亚入美的门户,东亚地区取海路赴美的轮船,都要经过此地。这里不仅有实力雄厚的日本政商名人,还有民族认同感淡薄的土生华侨,以及持坚定孤立主义论调、对日本颇为忌惮的当地美国人。檀香山虽然不如美国内陆通信快捷,但却成为庞杂信息的中转站。陈受颐在此观察到的美国社会,或许是最典型的样本之一。这样,陈受颐的来信就为胡适考察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民间的、学者的视角,成为获取“民间情报”的渠道之一。

   1938年,陈受颐得知胡适即将出任驻美大使,即致信问候,首次提到了檀香山地区的政治氛围:

   学校当局既怕事,不敢公开讨论中日问题;生土儿又多痛痒不知,但以美国公民自命。目前无他处可往,有多少事情可做,便尽力去做而已……美国政府的犹豫,人民的麻痹,看了真有无可如何之感。在纽约时与陈翰笙谈当时使馆的工作状况,更觉痛心。[49]

   信中陈受颐所说的“当时使馆的工作状况”指的是在前任大使王正廷的领导下,驻美使馆中已经弥漫着消极气氛,没有积极斡旋,不知何处使力。胡适与王正廷初次见面,王就向胡适抱怨使馆的津贴“这一点怎么够?”更甚者,使馆在工作时间内竟公然支起了牌桌。代表政府意志的大使馆尚且如此,当地的华人即便心焦也无可奈何。陈受颐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心境之苦可想而知。但陈受颐并未放弃自己的本职,先后在檀香山大学、克莱蒙特联校任教,与岭南大学校友陈荣捷合作创办东方研究所,培养中西方文化学者。然而,战争无疑会影响学者的学术事业。一方面,为国事忧心、对母校牵挂的学者,总不免分出精力为国家奔走宣传;另一方面,战争环境下的异域他乡,也不是做学问的好地方,尤其是在孤立主义气氛浓厚的檀香山。

   于是,与胡适的通信,胡适领导下的外交局面转变,都成为支撑陈受颐度过苦闷压抑生活的精神力量。当他得知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立即致信表达自己的兴奋:“今日先生出山,中美外交不久必可打开新局面了。”[50]

   期待中的“新局面”不是轻易就能打开的。1940年,日本对华军事行动更加猛烈,对美国的拉拢也更殷勤,但美国方面仍在观望。3月5日,陈受颐来信说到了檀香山的情况:

   日本的宣传事业,最近在檀似乎特别加紧,美国人中受了点特别恩惠者,大不乏人。土生仔又有许多是没思想没心肝的,我们只好慢慢的想法劝导。然到底是日本人太多了,商界领袖——甚至报界——都不敢明明白白的得罪他们。因此孤立论调,甚嚣尘上,华侨土生,也大声的跟着唱。[51]

   3月11日,陈受颐又上一函,说自己无法融入檀香山大学的环境,恐怕很快要被学校辞退,原因是:

   (一)弟两年来,时好说话,不肯对于中日问题“严守中立”。在无线电华语广播时间,屡次苦劝华侨抵制日货,若干以美国人自命的土生,早已不表同情。此外中国人同事中,有租赁日本人的房子的,暗中买日本货的,弟也直言规谏。

   (二)弟之严格的不与日本人往还,大抵也全得Sinclair[52]不高兴……东方学院招待日本名人过檀的饭局,也始终拒绝参与,原因是除了不愿看日本人的面孔外,两年以来,东方学院从来没有拿学院的名义,设饭局招待过半个中国人也!弟曾这样想过:纵然学不到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应该努力做到不为五斗米磕头。看了一、二中国同事们的曲意奉承,患得患失,又是肉麻,又是生气,又是伤心!然以此故,Sinclair遂觉得弟有怪脾气。

   (三)弟不肯作有辞无意的类于entertainer(助兴者)的演讲。这里社团宴会,例有一刻钟的演讲,讲题由他们定的为多,如“中国美术”、“中国哲学”、“中国幽默”、“观世音菩萨”之类!弟有一次硬要讲中日问题,便遭了挡驾……[53]

   同年10月18日,陈受颐又提到檀香山的情况:

   几个月来,国际情形的转变似乎有点神化莫测。看了报纸之后,更觉莫名其妙。最近美国人士提倡亲日论者——最低限度是提倡缓和美日关系论者——似乎颇有其人。不知是日本运动费的金钱作怪呢,还是输出商的持维本身利益,因而想法转移民意?先生时提提防[54]此事,一定已下了很大的努力了。[55]

   的确,学者的政治眼光不局限于政界,也在于社会。为了赢得民意、扭转孤立主义论调,进而敦促美国修改《中立法案》,胡适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前任的外交风格。多年的留学生活使他明白,在三权分立制度下,若要争取美国政府援华,则必须先改变《中立法案》;而想要改变《中立法案》,则又必须先扭转议会及其所代表的美国民众的态度。因此他采取公开演讲的方式,要向美国民众展现一个决心抗战、维护世界民主的中国形象。其外交姿态积极而不逼人,以中国抗战的艰苦和决心呼吁同情,而非道德绑架式的“要求”援助。在大使任上,上至罗斯福总统,下至宾馆服务生都被他视为中国抗战的“朋友”。他相信中美两国因为选择了同一个民主的生活方式而理应戮力同心,并以此为核心观点,在北美、欧洲做了数百场公开演讲。唐德刚先生称这“行万里路,讲百次演”的苦差事是“摸鱼捞虾,误了庄稼”,[56]难道是不了解美国的《中立法案》和孤立主义气氛?

   国事飘摇之际,胡、陈二人不只为国事忧心,还面临着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危机。胡适上任不久便累出了心脏病入院,加之长期失眠、偶发牙病、肠胃虚弱,肌体负担极重。这一时期,陈受颐几乎每封信都要问候胡适的健康。而他自己的情况也颇严峻,不仅自己偶有不适,其妻李环才的肺病更加严重。

   1938年起陈受颐就时时想要归国,但迟迟不能成行,主要原因就是顾忌妻子的哮喘病,恐怕她受不了舟车劳顿。1940年,正当他归国计划已有眉目时,李环才却在临盆之期染上肺结核,危及生命。陈受颐只得按下不能为国效力的愧疚与不安,暂搁归国计划,将长女寄养在朋友家,自己一边教书一边照顾妻子和刚出生的幼女。一时间良心谴责、经济压力、爱人健康一起压在陈受颐肩上。

   环才在分娩两天之前,咳嗽转剧,气喘加甚。赶快延医诊治,经照取X光相片和检验痰沫之后,知道她染了初期肺结核症,急需入肺病疗养院休息。于是当天入院。据大夫说,最怕的是她生产时也许有意外的麻烦,如流血过多之类。然也无法防御,只能暂时瞒着她,让她尽量休息。

   两天之后她便分娩了,生了一个女孩子。经过情形甚为良好。小孩子出生之后,便赶紧将她和母亲隔离,转送到另外的一所妇婴医院去了。大女仍在家中,课余由颐看管,上课的时候,便雇人看着她。情形之苦,可想而知了……

   据大夫们目下的推测,她所需要的病床上的完全休息,少则九月,多则一年。此外缩短、延长也有可能,完全视乎病菌的增减和她个人的心境和意志。她看了先生来信之后,虽然口口声声地说要今年八九月间回国,然在此情形之下,也许不能不听从大夫的劝告了。昆明气候,对她休养本极适宜,但不知道她能不能够担当道途上的舟车劳顿耳。

   颐目下的计画是这样:如檀大能留,则多留一年;如不续聘,则让环才留此养病,暂把两女在朋友家中寄养,自己到大陆来找点零碎的事情,好结医院的账目。心绪凌乱,一时也想不出详细的办法也。[57]

   胡适在收到陈受颐1940年4月7日这封来信之前并不知晓李环才的健康已经如此恶化,遂有建议回国之语。自获知李环才病况,胡适便不再催促陈受颐返国,而是尽力帮忙寻找更好的治疗机会,多年后陈受颐仍在感叹“只有先生能救活了她的性命”[58]。虽然国事家事艰难至此,但两位学者未曾放弃过学术理想,令人钦佩。

   1938年10月18日陈受颐给胡适的问候函中,第一件事就是汇报当地华侨与使领馆发生矛盾,无法如期参加金门博览会,并表示今后若还有此冲突,请胡适帮忙调停。11月15日,胡适复信,首先表示目下国难严重、时间短促,使馆决定不允参加金门博览会是对的;拒绝之后,又对陈受颐的热心加以安抚,“夏威夷大学现时虽没有学术空气,然有了你们一群生力军,应该可以有点新风气起来。”[59]

   1940年3月17日,胡适收到陈受颐来信,得知他苦于檀香山的亲日氛围,请求胡适帮忙在哈佛大学谋职,遂劝他考虑回国,“兄之前途终在国内,切不可在外久留,使人说兄畏患难而贪安逸。今日昆明已成全国绝高智识中心,岂不比檀岛之鸡零狗碎politics高明得多吗?”[60]这是为国保留人才的考虑,也是学者之间惺惺相惜、不忍陈受颐受政治干扰的同情。陈受颐深谙胡适的关怀,遂回信表示信服,也很体谅胡适的学术情怀:

   我们所渴望不过的,是国家能早日的恢复升平,先生也可早日地摆脱politic life,可回到学术界思想界去专心地做建设的和领导的事业。然而,我常这样想,先生今日的牺牲,毕竟是无法避免的,它是个historical necessity。[61]

   同年10月8日,胡适仍不忘敦促陈受颐多做学问,致信问他“受颐近年曾发表什么文字,望寄我一些Reprints读读。我是四年多没写研究文字的了!”[62]可惜由于夫人病重、护照难办,加之西南联大也未给出明确回复,陈受颐不能立即返国。但他仍渴望为学术界做点贡献,复信说:

   夏间陈福田兄回檀香山来看妻子,住了一个多月……弟筹备起了一个小规模的资助国内贫苦学生运动,集合了七百多块美国钱,请他带回去,转请孟邻、月涵两先生自由分配。第二期的筹汇快要进行了。最近接到从吾兄的信,知道教职员的生活也因物价腾贵而越弄越苦。颇想另外再筹集一点小钱寄给孟邻先生请他分配。明知“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然而小事做一点也比不作为好也……

   端升兄来信中曾提及在英向民募捐,以延续《今日评论》的生命。此事弟不特赞成,亦以为可以办到。檀香山方面,弟愿代为奔走。[63]

   在“陈受颐档案”中,还收录了陈受颐与他人的通信,可印证以上内容。1940年5月20日《梅贻琦致陈受颐函》正是关于陈受颐所说的“资助国内贫苦学生”的筹款。梅贻琦(月涵)称清华大学已分得第一批捐款中的563美金,上报组织委员会与审查委员后,校方决定将此款用作优秀而清寒之学子的奖助金。

   另外,“陈受颐档案”中收录有日期不详的《钱端升致陈受颐函》两封,通过信函内容可知正是关于“延续《今日评论》的生命”一事。在第一封信中,钱氏提到了自己想要用民间募捐的方式维持《今日评论》杂志的运营;第二封钱端升来信则是婉拒陈受颐的捐款。可见陈受颐接到第一封信后便已经开始“代为奔走”,并且果真筹集到了资金。《今日评论》是钱端升在西南联大发起的政论性周刊,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讨论政局的重要平台之一。其经营陷入困顿时,陈受颐等海外学者提供了莫大的精神支持和援助。

   就这样,担任大使的胡适在卖命地执行“过河卒子”的使命,留在异国校园的陈受颐在忍辱负重地为教育事业贡献绵力,数片通信则助他们沟通消息、相互慰勉。展开二人书信,抗战时期中国学者的艰苦和气节仍感动人心。

  

三、1945—1946年:回归学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1945年9月9日,日本正式向中国递交降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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