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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圣:民主, 资本主义和中国下层民众

更新时间:2007-01-09 21:50:07
作者: 陈翰圣  

  

  大概从二十世纪七, 八十年代开始, 逐渐产生了一种普遍的误解, 那就是民主与资本主义似乎合二为一了。人们要么简单地将两者看作一个东西。要么将两者的关系看成水乳交融,相辅相成,携手共进,比翼齐飞。[1]

  将民主与资本主义看成一个东西是一种简单的误解。因为资本主义是经济制度,而民主是政治制度。按西方比较政治学的划分,世界上既有实行资本主义也实行民主的国家,例如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有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民主的国家,例如冷战时期的苏联东欧(当然也包括改革前的中国)。然而,世界上也有实行资本主义但不民主的国家,例如过去的亚洲四小龙和南美军人独裁的国家。同时,也有民主但不那么资本主义的国家,例如印度和北欧。可见,民主和资本主义不是一个东西。我们中国人不可因为“资本主义复辟”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曾经是国内最常见的政治词汇,就将资本主义与西方政治制度混为一谈。

  至于民主与资本主义存在“携手共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则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它不仅被西方学者津津乐道,而且也被中国的改革派默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问题。现在很少有人会否认,中国的所谓“经济改革”实质上是一场走向市场,亦即走向利用资本主义手段的改革。

  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因尚未实行,较难判断。但从议论声中,应该可以预料也是一场逐渐走向民主的改革。因为无论从“政治改革”的支持者或反对者迄今为止的言论中,都未听说过“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加强集权或加强“一元化”领导的说法。那么,什么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关系呢?中国改革派最流行的说法是:经济改革的发展呼唤政治改革的推行, 政治改革的推行促进经济改革的发展。这种简单,线性并且功利的描述能说明的问题不多,但却足够说明中国改革派实际上间接地承认了民主与资本主义存在“携手共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但是,如上所述,不仅民主与资本主义不一定同在。就是在民主与资本主义确实同在的西方发达国家,民主与资本主义也不一定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民主与资本主义在西方的成长史看,与其说两者存在“携手共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如说两者存在制约平衡 (check and balance) 的关系。因为,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中,从民主中得益更多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强者,而是它的弱者。西方的工会,劳工法令和福利制度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明证。这些保护下层民众的制度无一不是民主的产物。同时,这些制度无一不遭到右派政客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声反对。而反对这些制度最大的理由,恰恰就是这些制度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因此,与其说民主与资本主义“携手共进,相辅相成”,不如说民主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下层民众“携手共进,相辅相成”。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上,民主的每一次拓展都与更广大民众获得选举权同步实现;而民众争取和运用选举权的行为本身,又构成民主发展最具体的实践。因此,西方有一派政治学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争取民主的中坚力量从来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因为,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从来不是民主的支持者,而总是它的阻碍者。[2]不要以为这些学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并不相信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他们却相信无产阶级是民主的先锋队。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思考,就不难想象,无产阶级和广大下层民众并不注定是革命的天然同盟军,他们也可以是民主的同盟军。二十世纪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世界比较贫穷的地区,无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确实往往成为革命的同盟军。而在世界比较富有的地区,他们就有可能成为民主的同盟军, 从而演绎出今天西方国家“春天的故事”。[3]正是下层民众和民主可以结成同盟军这一点,被中国的自由派和新左派双双遗忘,构成了他们共同的盲点。自由派钟情民主,但忽视下层,正遥遥无期地“苦恋”着中国未来的中产阶级。新左派同情下层,但怀疑民主,正企图修筑一条新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万里长城。

  杨小凯先生曾在文章中发表过如下观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会导致坏的资本主义。好坏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有无好的政治制度。就目前的中国而言,好的政治制度是共和,而非民主。[4]杨小凯先生区别了坏的资本主义和好的资本主义。可惜,他没有区别坏的民主和好的民主。

  无论作为一个词汇,还是一种制度,民主都起源于希腊。希腊文中民主的意思就是“民众的统治”。但是,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却认为民主是坏的制度。因为,在多数人缺乏教育,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各阶层利益相互制约的机制,民主就会导致“多数人的专制”。至于共和,则起源于罗马共和国和后来意大利城邦国家的所谓“大西洋共和传统”。共和传统提倡的不是“民众的统治”,而是有选举权的上层精英间公开的,有程序的权力制约平衡。因此,民主和共和的区别在于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享有民主。民主强调多数,共和强调各种利益间的制约,妥协和平衡。现代民主与两者都不同,是两者的结合。现代民主既强调多数,又强调制约平衡。从古希腊民主到大西洋共和传统再到现代民主,三者的关系正如黑格尔 (Hegel)逻辑学中正题,反题和合题的关系。对现代民主的经典表述是两句话:即“多数人的统治,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两句话缺一不可。没有第一句话,就没有民主;没有第二句话,少数人的权利没有保障,少数人缺乏制约多数人的手段,少数人没有希望通过和平手段体现自己的主张,则民主就会变成“多数人的专制”,从而也就没有稳定的民主。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究竟是启动民主,还是“走向共和”?这大概主要不是政治家或学者的主观选择。西方国家确实经历过从共和到民主的长期发展过程。美国在1870年的宪法第15修正案中规定了黑人的选举权,但在美国南方各州,黑人的选举权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后才真正落实。1920年通过宪法第19修正案后,美国妇女才在全国范围内获得选举权。至于美国18至21岁青年人的选举权,是在1971年通过宪法第26修正案后才获得。可见,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旧大陆包袱的国家里,从共和到民主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今天的中国要重复昨天美国的故事呢?我们必须知道,如果历史可以借鉴,如果历史对现实有任何启示的话,那就是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

  对民主得以实现和拓展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大多数人认为和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和信息通讯手段的进步有关。如果这点可信的话,那么在地球日益变小,计算机网络深入到每一个角落,某些公共准则已成为常识的今天,怎么想象在中国将妇女,少数民族或低收入的民众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呢?如果将一首中国的流行歌曲略加改变,那么这个问题更确切的提法应是:中国如何凭西方的旧船票,登上十六世纪佛罗伦萨共和的客船,还“涛声依旧”呢?[5]

  在当前中国大地上,有两个动向似乎与民主共和有关。一个是“资本家可以入党”。没有读过富比士中国排行榜,不知道当代中国资本家是何许人物。也不知道为何他们要入党?为何党要他们入?但细想起来,资本家入党颇有几分“走向共和”的味道。“走向共和”自然不错。只希望他们不要走昏了头,共和没有走到,却一路走向了南美 。

  与此向反的另一个动向,就是胡温等人的扶贫亲民举动。今天的中国,究竟存在“多数人专制”的潜在危险?还是少数人一夜暴富的丑恶现实?究竟哪一个阶层的权益缺乏代表?哪一部分人在无限制地侵占公共利益?这些都应不言自明。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西风,便是西风压东风”,固不可取。但用民主与共和都崇尚的“制约平衡”的原则来衡量,那么哪边该“制”,哪方该“平”,应也一目了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亲民扶贫”和民主有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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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前决非如此。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似曾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相反, 社会主义思潮当时却如此辉煌如此令人憧憬。社会主义不仅作为经济模型,而且作为生活方式和政治理想为人想往。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发表于1931年的“告别过去”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发表于一九四九年的《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从不同的角度证实了这种状况。他们两位的背景和领域如此不同,但无疑都受到了当时社会主义思潮这一时代精神的影响。早期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本身,并不讳言民主。这点不仅可以见证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更有趣地是可以见证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名上。例如,西德称为“联邦德国”,而东德为“民主德国”。南朝鲜称为“大韩民国”,而北朝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此,有人戏称,只要国名中有“民主”二字者,必是共产党国家。

  [2]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Stephens and John 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 Democra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 “春天的故事”语出董文华演唱的“春天的故事”和张也演唱的“走进新时代”。

  [4] 杨小凯:“中国的后发劣势”,“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基督教和宪政”。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 Douglas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5] 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 Chalmers Johnson 有次谈到亨庭顿 (Samuel Huntington) 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时,没有说该文对错,而是说该文“危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评论对自然科学家不能成立。因为对自然科学家而言,只有对和错的区别。但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社会科学家的研究一经发表,就参与并有可能改变他所研究的对象。因而,就有了危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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