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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更新时间:2021-06-08 15:36:59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那是人类经验的积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能随随便便就否定了。比如红灯的波长最长,看得最远,所以红灯停、绿灯走,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全世界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得按信号灯走”。

   对国家(不是政府)的忠诚,对政治(不是政党)的疏离,看起来冲突,实际上统一,我相信这就是那一代中国有立场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有专业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立场?关于这一话题,现在讨论的著作已经很多了,不过书本常常只是一些理论,并不好拿它来截长续短、按图索骥。特别是像何先生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身处万方多难的社会中,成为一个有立场的知识分子,好像并不如书本上说的那么简单。我以前读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看到里面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应当是“局外人”(outsider),认为他需要的是“反对的精神(aspiritinopposition),而不是调适(accommodation)的精神”。在中国现实中,这话也许只对一半,因为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那种精神紧张和生存危机中,人们无法不向往一个光明的未来和富强的国家,他们无法成为“局外人”,也不可能仅仅是“反对”。何先生那一代人,追随着“五四”时代的精神,把民主、自由和科学当作矢志不渝的追求,把国家整体的富强当作永恒的理想,这是超越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基础。

   风度与修养:现在还需要绅士吗?

   二○○一年,清华大学曾经试图为何先生举办一个八十寿辰庆祝会,邀请了一些人来座谈,我记得有当时还在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先生、近代史所的刘志琴先生、世界史所的于沛先生等等。这些都是何先生的熟人,但是何先生一直婉拒,理由是他不是大人物,不配开颂寿会,也不配出纪念集。也许,有的人以为这只是做做谦让的姿态,但是那天早上,他的学生彭刚去接他,他却把家门锁上,一人飘然离开。我参加过很多次大大小小的祝寿会,而这次主角缺席的祝寿会,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现在学术界文化界的风气,不说大家也知道,可是,我见到的何先生,始终谦和而从容,在大家谈兴很高的时候,他会笑眯眯地在旁边听着,如果话音稍停,他也会很高兴地说上两句,绝不让大家扫兴。说起来,他的著作和译作等身,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西方历史和思想的理解,多少都得益于他的翻译和介绍,但他却始终处世很低调。

   我常常在想,人怎样才能像何先生那样有修养,“修养”这个词,其实翻过来说就是“文明”。按照一种说法,文明就是人们越来越懂得遵照一种规则生活,因为这种规则,人对自我和欲望有所节制,对他人和社会有所尊重。但是,仅仅懂规矩是不够的,他又必须有超越此上的精神和乐趣,使他表现出一种不落俗套的气质。《上学记》里面有一段话我很同意,他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可是,我近来越来越感到,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尽管他自己很谦虚地说,他这一代人国学的基础都非常差,没有背过四书五经,但是,他从中学起就读《开明青年丛书》、读冰心的散文和徐志摩的新诗、读顾颉刚和朱光潜、读《神秘的宇宙》和《物理世界真诠》,也看西洋电影和武侠小说,高中时还念TalesFromShakespeare(《莎氏乐府本事》)。肚子里面积攒了东方和西方的好多文化知识,他也曾看了《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TheOneHundredandOneBestSongs)后,学唱英文歌曲,他回忆那个时候听的古诺的《小夜曲》、舒曼的《梦幻曲》、舒伯特的《小夜曲》和《圣母颂》,觉得“回肠荡气,简直令人销魂……觉得美极了,灵魂都像上了天一样”。

   爱德华·席尔斯(EdwardAlbertShils)在《传统》里面曾经说道,“何谓传统?凡是代代相传的事物、信念、形象、行为和制度都是传统,自觉性的高低是次要问题,但必须通过三代(时间的长短不拘),也就是通过两传才能成为传统”。我不知道那种从容、自省和乐观的气质,是不是也需要两三代家庭的熏陶和从小浸染才能够获得,但是这种近乎贵族气质的传统,在现在这个变动不居、关系万千重的社会中,似乎是越来越难以见到了。古代中国经常的改朝换代,近代中国太多的底层革命,使得气度好像成了虚伪,风度可能是无能的别名。非得“幸分一杯羹”才能成为胜者,不顾孤儿寡母才能黄袍加身,“我是流氓我怕谁”才无往不利,“千万别把我当人”倒成了可夸耀的名言。世事对何先生这样的人未必公平,社会对有修养的传统也不见得接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人心中是绝对政治正确的口号,这是很可悲的。席尔斯说,英文字tradition的拉丁语根是traditio,在罗马法中意指一种继承私有财产的方式,但今天英文中的tradition则指一切在传承中能维持不变或重新呈现的东西,但是,不仅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代没法延续,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现代,我总担心,那份从容和宽厚,还能够不受世事的冲击而继承下来吗?

   何先生在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时,说到日本轰炸时的梅贻琦和吴晗,“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而这种气度或者风度,需要长期的修炼和熏染,也需要一个人对一切置之度外的胸襟。

   结语

   《上学记》谈到一九四九年便戛然而止,这让我觉得很遗憾。

   前半生上学的过程,保留在何先生的记忆里,而进入绝大多数读者记忆中的,却是后半生的何先生。何先生曾参加过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他自己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史》,不仅有中文本还有英文本;对于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他有精确的评述,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历史与历史学》中就记录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他翻译的许多西方古典,更是影响了一代甚至好几代人,像我印象最深的就有《思想录》、《历史的观念》、《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等等;对于明清两代西洋传教士来华的历史,他也有自己的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就广泛讨论了自徐光启到李善兰,明清两代中国与西洋的文化接触。可惜的是,这些在《上学记》里面都没有提到,我曾经向何先生建议把口述历史继续下去,何先生笑而不答。

   同住清华,常常看到何先生骑着自行车来往照澜院和普吉院,觉得他真是很健康,从心里为他高兴,有时候和何先生遇见,也只是寒暄几句。可是,当我写这篇小文的时候,何先生因为偶然病恙,却两次住进医院,让人察觉到他已经八十五岁了。八十五岁的老人,那一生经历该是多么丰富而复杂,前些天,我和何先生的学生彭刚一起去医院看望他,被医生命令不准下床的他,手里正拿着《资治通鉴》,看到这一幕,不知为什么我却有一种奇怪的联想,如果说,《资治通鉴》记载的是古代中国的整体历史,而在拿着《资治通鉴》的何先生身上,却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具体历史,在这个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整体历史和具体历史之间,该有多少故事?

   走出医院,我想起了《上学记》里面的一段话:“‘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这是一个追求理性和光明的知识分子一生的信念吗?这种信念是否就是支持他一生乐观对己和善意待人的基础呢?

  

   2006年2月23日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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