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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迎年:一桩三重公案:牟宗三良知呈现是康德式的还是黑格尔式的?

更新时间:2021-06-08 07:22:32
作者: 陈迎年  

   作者简介:陈迎年(1974- ),男,陕西耀州人,哲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 200237

  

   原发信息:《船山学刊》第20204期

  

   内容提要:1933年“良知是个假设,还是个呈现?”的公案,经1981年“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公案,最后演化为1995年“牟宗三是理性主义,还是反理性主义?”的公案。这桩三重公案,对理解牟宗三哲学“先验论”与“经验论”的交融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牟宗三同黑格尔一样“否定”了康德的物自身界线,“呈现”了良知,让国家成为文化物和神圣作品,从而超越了康德主观唯心论,建立了彻底唯心论。另一方面,牟宗三又“稳定”了康德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要求只能在长串经验的“坎陷”工夫中证实自由这一范导原则。就前一方面看,牟宗三由内而外、自上而下,是黑格尔式的,李泽厚对于牟宗三的批评也就是康德主义对于黑格尔的反批评。据后一方面,牟宗三由外而内、自下而上,是康德式的,李泽厚对牟宗三的批评不过是借故立论。牟宗三的矛盾,就是李泽厚“从道德到伦理”与“从伦理到道德”的矛盾,及其“双本体”“两德论”“统合孟荀”等的“二”的矛盾。牟宗三同样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了起来,是“经由Hegel、Marx理论过程之后回到Kant”,是“孔夫子加Kant”。

  

   关键词:牟宗三/良知呈现/李泽厚/康德/黑格尔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国家与心性:牟宗三政治哲学批判”(19FZXB063)。

  

  

  

   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就讨论了牟宗三。近来李先生更是通过批评牟宗三,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的判法很有代表性,是否定性的,可以理解为黑格尔与康德之争的中国回响。

  

   要真正说清楚这一问题,至少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黑格尔在什么意义上对康德进行了批判和超越?二是李泽厚的康德—马克思视野是否影响到他对牟宗三的评价?三是牟宗三究竟是“黑格尔式的”,还是“康德式的”?

  

   这都是大问题,特别是第一个,有许多专论,汗牛充栋。而康德—马克思的视野与黑格尔—马克思的视野之异同,更是中国学者们所不能不激烈讨论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牟宗三究竟是“黑格尔式的”还是“康德式的”就显得十分耐人寻味和意味深长。这也规定了研究工作的难度,而须有收束处。这里从一桩三重公案谈起。

  

   一、一桩三重公案

  

   1.一重公案:“良知是个假设,还是个呈现?”1933年熊十力与冯友兰有一次谈话:

  

   有一次,冯友兰往访熊先生于二道桥。那时冯氏《中国哲学史》已出版。熊先生和他谈这谈那,并随时指点说:“这当然是你所不赞同的。”最后又提到“你说良知是个假定。这怎么可以说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须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冯氏木然,不置可否。这表示:你只讲你的,我还是自有一套。良知是真实,是呈现,这在当时,是从所未闻的。这霹雳一声,直是振聋发聩,把人的觉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层次。然而冯氏依旧聋依旧聩。这表示那些僵化了的教授的心思只停在经验层上、知识层上,只认经验的为真实,只认理智所能推比的为真实。这一层真实形成一个界线,过此以往,便都是假定,便都是虚幻。人们只是在昏沉的习气中滚,是无法契悟良知的。心思在昏沉的习气中,以感觉经验来胶着他的昏沉,以理智推比来固定他的习气……滔滔者天下皆是,人们的心思不复知有“向上一机”。由熊先生的霹雳一声,直复活了中国的学脉。[1]78

  

   牟中三在《心体与性体》中对此也有记载:

  

   依原始儒家的开发及宋、明儒者之大宗的发展,性体心体乃至康德所说的自由、意志之因果性,自始即不是对于我们为不可理解的一个隔绝的预定,乃是在实践的体证中的一个呈现。这是自孔子起直到今日的熊先生止,凡真以生命渗透此学者所共契,并无一人能有异辞。是以三十年前,当吾在北大时,一日熊先生与冯友兰氏谈,冯氏谓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个假设,熊先生听之,即大为惊讶说:“良知是呈现,你怎么说是假设!”吾当时在旁边静听,知冯氏之语底根据是康德。(冯氏终生不解康德,亦只是这样学着说而已。至对于良知,则更茫然。)而闻熊先生言,则大为震动,耳目一新。吾当时虽不甚了了,然“良知是呈现”之义,则总牢记心中,从未忘也。今乃知其必然。[2]184

  

   与牟宗三的浓墨重彩不同,冯友兰对此却毫无着墨。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冯友兰无足轻重。1986年,李泽厚引述了上述公案,认为“牟宗三恰好是冯友兰的对立面”,“他激烈否定冯,而回到熊”,从而与熊、梁、冯刚好构成了一个正反合的“整体行程”和“圆圈全程”。[3]304-309且不论有没有为冯友兰辩护的意思,但现在李泽厚越来越重视牟的“对手”意义,激烈否定牟,显然是在要求另外一个“圆圈”。

  

   2.二重公案:“牟宗三是理性主义,还是反理性主义?”1995年李泽厚如是说:

  

   牟先生沿此路数,想在现代中国建立一套“道德的形而上学”并以之解释儒学传统,这比阳明已更跨越了一步,是企图重建某种知识/权力结构,来统摄人们,因之才有那个非常矫揉造作的所谓经良知“坎陷”由“内圣开外王”说。如果真能运作在现实层面,这将是一条走向反理性主义的危险之路。[4]序2-3

  

   这里的逻辑是:康德坚决反神秘经验,痛斥召灵术、占星术等迷信或狂热,牟宗三却跨越了康德,坚持人有智的直觉而可以自由为性,因此一定离开了“感觉经验”而进入“神秘经验”和“反理性主义”之中了。“神秘经验”是一种“知识/权力结构”,由它出发来统摄“感觉经验”,当然“非常矫揉造作”和“危险”。

  

   3.三重公案:“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1981年李泽厚提出了一个话头:

  

   一般说来,我们既要康德,又要黑格尔。不过,假如一定要我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的话,那我的回答就是:要康德,不要黑格尔。[5]

  

   第一、二重公案都没有提及黑格尔,那么这第三重公案似乎也就跟前两者没有关系,而无法构成“三重公案”。然而,牟宗三同样借用了黑格尔的资源,甚至同谁是马克思的精神源头的争论一样,人们仍在争论谁才是牟宗三的门梯,从而形成三派。

  

   1.以李明辉为代表,认为牟宗三根底只能在康德,而不在黑格尔:

  

   说这种思考模式是“黑格尔式的”,则不甚谛当;与其说它是“黑格尔式的”,还不如说是“康德式的”……牟先生借用“一心开二门”的间架,是为了说明康德底“现象”与“物自身”之区分,而黑格尔却是要化掉这项区分;化掉了这种区分,便不再有“二门”。[6]20

  

   2.以杨泽波为代表,认为牟宗三既是康德式的,又是黑格尔式的:

  

   牟宗三的坎陷论既不完全是“黑格尔式的”,也不完全是“康德式的”。以牟宗三早期讲黑格尔较多,而认定坎陷论即是“黑格尔式”的固然不对,但以牟宗三晚期讲康德较多,而认定坎陷论就是“康德式的”,与黑格尔没有关系,也有失准确。更不要说,即使是后来以康德讲“一心开二门”,牟宗三仍然没有放弃黑格尔的背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抱有历史的态度,承认牟宗三前后期的致思路线有所变化,其思想重点也有所转换,早期偏重于黑格尔,后期侧重于康德,这样才更加合理,也更有说服力。[7]222

  

   3.以颜炳罡为代表,“随着”牟宗三的话题而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杨泽波曾概括说:

  

   一方面,他不同意将坎陷与黑格尔联系在一起,认为:“牟宗三的道德理性之自我坎陷出民主与科学,与黑格尔的‘精神之内在有机发展’并不相同,与黑格尔的异化亦存有着重大的差异。道德理性之自我坎陷开出民主与科学并不像老母鸡下蛋一样,良知生出民主与科学,亦不是良知自我异化为理论理性,形成民主与科学。”另一方面,在分梳“辩证”的不同含义时,他又强调坎陷与黑格尔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牟宗三先生认为,‘知性之辩证的开显’之‘辨证’不是康德意义的辨证,而是黑格尔意义的辩证……牟宗三先生使用了黑格尔的‘辩证’,而不使用康德意义的‘辩证’。”[7]62

  

   照此说来,“三重公案”是成立的。这里将在三重公案的叠加讨论中表明,一方面牟宗三同黑格尔一样取消了康德的物自身界线,呈现了良知,让国家成为文化物和神圣作品,从而超越了主观唯心论,建立了绝对唯心论;一方面牟宗三彻底的唯心论又“稳定”了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认定只能在一长串工夫中经由科学、民主等经验现象来建构自由这一范导原则。就前一方面看,牟宗三由内而外、自上而下,是黑格尔式的,李泽厚对于牟宗三的指控也就是康德主义对于黑格尔的指控;就后一方面看,牟宗三由外而内、自下而上,又同李泽厚一样“要康德,不要黑格尔”,李泽厚对牟宗三的指控也就显得无理了。牟宗三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就是李泽厚“从道德到伦理”致思路线与“从伦理到道德”致思路线的矛盾,也还是李“双本体”“两德论”“统合孟荀”等的“二”的矛盾。质言之,牟宗三并非只有从道德到伦理、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致思路线,他以另外一种独特方式,同李泽厚一样“经由Hegel、Marx理论过程之后回到Kant”[8]96,是“孔夫子加Kant”[8]119。

  

   二、呈现物自身

  

   在从熊十力处听良知呈现之后,牟宗三紧接着就在唐君毅处听黑格尔,真所谓“良师益友,助我实多”[9]序13。

  

   若非熊十力提醒,牟宗三是不会特别注意唐君毅的,因为唐是“黑格尔式的”,而牟那时却“不懂黑格尔,而且有强烈的反感”。随着交往的深入,牟宗三渐窥黑格尔哲学大旨,且非常自信:“我不是去研究黑格尔而了解他,而是在师友的提撕与启迪中,自发用思而相契了他。学问的层面与领域是一层一层逼出来的。只要逼到那一层面那一领域,理路是一样的。尤其在精神表现这一方面,或者全隔,或者全契,因为这不是技术的知解问题,所谓前圣后圣,其揆一也。”[1]97-104

  

   “逼迫”牟宗三的,究竟是什么呢?是牟宗三的康德诠释遇到了问题,因此才需要黑格尔。“良知呈现”公案之后马上接着讲黑格尔,并非只是时间上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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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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