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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

更新时间:2021-06-02 16:05:08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近三十年来,奔走于世界各地,为大众宣讲中国古典诗词的叶嘉莹,其讲演颇有乃师之风。据其自述,无论讲诗讲词,她明显地重“性灵”而轻“学问”:“一般说来,我自己对于讲课本来就没有准备讲稿的习惯。这倒还不只是因为我的疏懒的习性,而且也因为我原来抱有一种成见,以为在课堂上的即兴发挥才更能体现诗词中的生生不已的生命力,而如果先写下来再去讲,我以为就未免要死于句下了。”

  

   这种不写讲稿、即兴发挥的“表演”,难度很大——需要特殊的记性,方能随手拈来;需要丰富的譬喻,方能生发开去;需要生命的体悟,方能入情入理;最后,还需要自家创作的经验,方能真正领略与阐发古典诗词的妙涵。对于叶氏深入浅出、生动细致的讲演,同门史树青、刘乃和均赞叹不已。目前坊间广泛流传的各种“迦陵讲演集”,或许不入专门家的“法眼”,但对于传播中国文化,尤其是引领中国人进入古典诗词的幽深境界,意义非同小可。

  

  

  

  

   在追怀中获得方向感

  

  

   所谓“教学”,包括教与学、习与得,整个活动的关键,不是教师的表演能力,而是学生的收获程度。这点决定了课堂不同于剧场,好看之外,还得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引入学生的视野十分必要。

  

   任何文学课堂,都是由教师与学生共同构成的。教师不是面对空白的墙壁说话,学生也并非毫无反应,真实的课堂上,不管采用何种教学法,师生之间多少总有互动。但在已刊的各种回忆录中,往往只见教师忙碌的身影以及慈祥的笑容,至于学生则成了纯粹的听众。这是因为回忆录这一特殊文体,决定了学生们仰视的目光。不否认当初的课堂上,师生本就不平等,掌握“话语权”的教师,凭借讲台“高高在上”,一直处于有利位置。但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获益的主要是学生。

  

   所谓“教学”,包括教与学、习与得,整个活动的关键,不是教师的表演能力,而是学生的收获程度。这点决定了课堂不同于剧场,好看之外,还得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引入学生的视野十分必要。

  

   讨论何为“理想的文学教育”,为什么不直接立论,而是倒着说,从后人的“追忆”入手?最直接的理由是:倘若没有没有程千帆对南京师长们诗意人生的赞叹,没有汪曾祺对沈从文教学方式的描述,没有叶嘉莹为其师顾随的奔走呼吁,就没有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多姿多彩的“文学课堂”。在我看来,所谓“传统”,只有当它被不断追忆与阐释时,才真正具有生命力,也才能介入当下的教育改革与文化建设。

  

   当然,“追忆”需要契机,何时被提起,何者被追怀,如何借题发挥,怎样刻意压抑,所有这些,都值得深究。“文学课堂”是可以如此五彩斑斓——既不像档案数字那么冰冷,也不像理论推演那么僵硬。讲述这些曾经存在的“文学课堂”,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不管是着眼于“感恩”,还是希望提出“问题”,所有感人至深的“追忆”,其实都是相当脆弱的。因为,再好的讲述者,也都可能“失忆”或“失真”——这就需要研究者借助各种历史资料,加以辨析与校正。

  

   大学校园里的“文学”,作为科系、作为专业、作为课程之外,还有作为修养、作为趣味、作为精神的一面。故,称其“关系重大”,一点都不过分。

  

   晚清以降的中国大学,总的趋势是重“学问”而轻“教学”。学问好但不会讲课的(如刘师培),问题不大;反过来,很会讲课但极少著述的(如罗庸),可就大大吃亏了。当初声名远扬,时过境迁,很容易被遗忘。在一般人眼中,罗庸只有薄薄一册《鸭池十讲》,作为名教授,未免有点寒碜。但这与罗庸的文学教育观念有关:“文学本来是极活泼的东西,其所寄托在文字,而本身却散在生活的各方面。假如上堂就有国文,下堂就没国文,那就失去了国文的目的。”罗庸因此而提倡“打成一片的国文教学法”,即将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合而为一。如此将全副精力集中在教学中的教授,即便著述无多,依旧值得敬重。

  

   如何在大学里讲授“文学”,古今中外,没有一定之规,可以追摩的,只有前人的足迹。那些充满激情与灵性的“课堂”,凭借老学生的“追忆”,得到部分重现。已经成为著名教授的老学生们,之所以津津有味地讲述早就隐入历史深处的“文学课堂”,除了借此构建学术谱系,更是在与当下的学术界或教育界对话。作为后来者,我们因前辈的“追怀”而获得真切的“历史感”,同时,也获得某种“方向感”。

  

   在大学的所有课堂中,“文学教育”本该是最为独特、最具诗性、最有情调、最不可能整齐统一的。它可以培养一代人的审美趣味,也可能隐藏着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可以酝酿一场新的文学革命,也可能预示一代人的精神危机……如此可大可小、可雅可俗的“文学教育”,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只能在特定时空中展开,且并非当时就能收效,其得失成败有待几十年后老学生们的追忆与评判。如此说来,在一个注重市场、讲求实效、蔑视玄思的时代,借追怀、重构并阐释那些曾经存在的“文学课堂”,来为危机四伏但又充满魅力的“文学教育”寻找突围策略,不失为一种取巧的办法。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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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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