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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复建20周年回顾

更新时间:2021-05-31 22:29:37
作者: 李强(清华) (进入专栏)  
在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参与我校理工科和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组成的几个攻关小组,为政府提供了及时并宝贵的预测和对策研究报告。他也与清华大学医学院合作,迄今,景老师的医学社会学研究机构的办公室等还都是在清华大学医学院里面,他是社会学系和医学院双聘教授。

   当然,建系后,在实际发展中内容逐步增多:除了基本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以外,还发展了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社会研究方法、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网络、组织社会学、劳工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科技与社会(STS)、社会学大数据研究、消费社会学、金融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社会治理与基层社区治理、社会政策、社区规划、制图术与治理等等。其实,系里面每位教授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特色,清华社会学系的方针就是充分发挥每一位教师的学术活力,这些方向都成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重要发展领域。

   在清华复建社会学系的时候,我曾经专门去拜访了费孝通先生,费老既是中国社会学复建的领军人物,又是解放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著名教授。北大的邱泽奇教授是费老的弟子,跟费老很熟, 他就带着我去费老家,记得是在北京新街口北大街附近的一处住宅。我向费老汇报了清华大学准备复建社会学系的情况,费老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费老说:“那太好了!这是我一直盼望的事情!”也表示全力支持!费老对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是非常有感情的,他先是师从俄籍教授史禄国在清华大学读人类学研究生,学到了很多真本领,后来又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他与潘光旦先生、陈达先生等一大批社会学精英才离开了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社会学的历史传承是很有吸引力的,很多人都是主动来希望加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景军教授就是如此。景军是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当时,在美国是有终身教职的,而且他夫人是纯美国人。景军来找我,说要想调入清华大学,记得与他讨论时,沈原和孙立平也在场,我们劝他说:“你在美国是有教职的,你可想好了,你辞掉美国的就不要了?”因为那时候在美国有个教职是很不容易的,记得景军说他就是真心想回来,记得他还说,他夫人也认为他应该回中国做贡献。景军的导师是哈佛大学著名人类学家、同时兼任哈佛医学院教授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所以,景军进清华后虽然还延续着人类学,但是,主要精力是开拓了医学社会学,这在国内学界有创新意义。张小军老师是从香港中文大学回来的人类学、民族学专家,裴晓梅老师是从美国杜克大学回来的、是老年问题研究的专家,郭于华老师是从中国社科院调来的在口述史、定性研究方面很有造诣,孙凤老师是人大统计系主任推荐来的,是社会统计、定量研究方面的专家。王天夫老师是2004年加盟清华,他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是著名社会学家白威廉(William Parish)教授的高徒,从事家庭社会学等研究。罗家德教授2005年加盟清华,他是台湾的教授,也是放弃了台湾的教职一心一意加盟清华,后来在社会网研究、社区营造、大数据研究上有很大影响。法国学者Jean-Lauris Rocca教授也是于2005年加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他对于中产阶级的研究、社会问题、社会政策的研究是高水平的,他的加盟以及后来较晚时间,法国学者Merle Aurore Karine的加盟,都体现了清华社会学多元人才队伍的特征。刘精明教授2008年入职清华,他主持过全国众多抽样入户调查,对于属性数据和教育社会学、社会分层等都颇有研究。以上都是比较早加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

   我也体会到清华大学这面旗帜非常好,感召力强,一听清华大学就感到这是名牌大学。记得建系不久就迎来了教育部第一轮全国高校学科评估,当时我们总体教师还不到10个人,清华大学社会学名列社会学学科全国第三名,对于刚成立的学科来说实属不易,我感到是过誉了,但确实是学界评选出来的结果,我以为这也只能说是体现了当年学术界对于初建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的认可。

   在那段时间里,国内外学界的友人也常常来清华社会学系讲学,包括斯坦福大学的周雪光教授、Andrew Walder教授、芝加哥大学的赵鼎新教授、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力教授、哈佛大学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加州伯克利的刘新教授、邢幼田教授、UCLA阎云翔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边燕杰教授,耶鲁大学戴慧思(Deborah Davis)教授等等,不少教授都是讲授一整学期的课程,有些后来还整理出教材来,形成了“清华社会学讲义”,在学界颇有影响。

   谈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建设,还不能不提到熊知行学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目前就坐落在“熊知行楼”。熊知行博士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后来作为建筑师长期在美国和香港工作和居住,她一直期望为母校做出贡献,提出捐款在清华大学建设老年研究机构,当年捐款时她已经年近九十了,她认为未来中国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的问题会很突出,应予以重点研究。老年学在学科上与社会学比较接近,所以,学校决定社会学系进入熊知行楼,同时承担老年问题研究任务。熊知行楼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设计,体现了老清华的建筑风格,楼内上楼的楼梯都是缓缓的,体现了为老年人服务的特征。后来,熊学长一百零二岁高龄在香港仙逝,去世前她与丈夫几乎每年都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来,每次来,我们都会与学长见面交流,深知她的爱国情怀、对母校的厚爱,也常常向她汇报老年学研究的进展。

   当然,解放后,清华曾经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理工科为主的大学,我刚刚到清华的时候就感到,给文科队伍的规模不可能很大。清华大学的本科生是全国选拔的尖子,清华大学很早就确定了:本科生规模不扩大,这是基本办校方针,一年只招收三千多名本科生,考虑到来自全国各地,学生资源确实极其宝贵。这样,文科要想扩大招收本科生的话,就得从理工科那里拿名额。但是人家理工科毕业找工作那么好,凭什么要压缩?这样必然是文科的规模有限。我刚去的时候是贺美英同志当书记、后来是陈希同志当清华大学书记。清华当时是书记更多地负责抓文科建设,一段时间里是主张建设“小而精”的文科队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坚持了这个原则,保持十来个教师的规模,陈希书记多次表扬社会学系的师资是“一个顶一个”,是一直精干的教师队伍。时至今日,清华的文科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当然,文科的本科生还是不很多,研究生规模要更大一些,我个人也认为大学里一个学科的教师规模应与学生规模相匹配,有多少学生,才需要多少教师,没有很多学生而养着一堆教师肯定是不对的。当然,我觉得如果教师队伍个个都很精干、都很有学术影响力,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仍然可以在学术、学科的殿堂占据很高的位置。

   三、发展中的清华社会学学科

   清华大学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始终与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密切关联。从2000年到2020年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台阶,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清华社会学学者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研究。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学者研究的最为重要的主题,一百多年以来,无数的中国仁人志士,曾出生入死为之奋斗,梦寐以求的就是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从最初的四个现代化到今天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人的现代化,都是理论上的深化。复系以来,清华大学社会学者对现代化的研究偏重于社会结构的现代化研究。在这方面有孙立平教授提出的社会断裂思想,是对于转型中发生的社会问题的警告。我本人则是更关注于社会分层结构研究。本人通过全国普查数据计算,先是提出“倒丁字型”社会结构的分析,提出如何进行社会结构转型的对策,后来,又通过新的普查数据提出,社会从“倒丁字型”社会向“土字型”社会的转变。提出了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的一系列研究。社会分层与流动是社会学最为核心的领域,是社会学的根基、命脉之所在,没有社会问题不涉及到社会分层的。对于社会群体、社会集团、社会阶层阶级的研究是社会学首当其冲的任务,其他学科是拿不走的。清华社会学的众多学者对于此领域都有所成就。包括沈原老师的劳工研究、郭于华老师关于底层群体、业主维权和新工人状况的研究、景军老师关于艾滋病人群的研究,裴晓梅老师的老年社会弱势群体的研究,张小军老师的云南贵州少数民族群体的研究,王天夫老师关于收入差距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罗家德老师关于网络与社会资本以及大数据的各种社会群体轨迹的研究,刘精明老师的教育分层研究以及对于贫困儿童、城市居住分异的研究,孙凤老师关于消费分层的研究,晋军老师关于民间社会组织的研究,应星老师关于水库移民的研究,郑路老师对于就业和企业的研究、对于组织社会学的研究、对于大数据覆盖的各个社会群体的研究等,严飞老师关于香港新贫阶层的研究,何晓斌老师对于企业家群体的研究等,杜月老师关于舞女、洗衣工、囚犯等研究,李正风老师关于公民科学素质的研究,张成岗老师关于大学生健康风险的研究,洪伟老师关于社会大众环境意识的研究,李晓谕老师关于不同人群睡眠健康的研究,赵一璋老师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研究,等等,所有上述这些研究领域都在不同程度上与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结构的主题密不可分。

   城市化、城镇化研究也是清华大学社会学非常关注的领域。城市化、城镇化与上述的中国现代化转型方向是一致的。中国正在进行着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城镇化,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最为主要的动力就是来自城市化、城镇化。所谓城市化、城镇化讲的是城乡关系的变迁,迄今为止,中国半数以上的户籍人口还被定义为农村户籍人口,尽管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中国人绝大多数已经在城市里面长期生活、长期劳动了。对于农村户籍流入城市的人口,国内称之为流动人口、农民工,统计上也已经作为城市常住人口来统计(以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为标准)。对于这方面人口的研究,国际社会学界称作:urbanization研究或 internal migration 研究。中国则有“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村转居”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说法。清华大学在城市化、城镇化方面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的优势,清华大学社会学与建筑规划、交通、环境、能源等学科有很多交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此领域当然要做出更多的贡献。我本人在城市化、城镇化研究方面也提出过中国城镇化的七种推进模式(李强,2013)、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李强,2013)等观点,进行了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等研究,发表了这方面的一些论著。

近年来,国内社会学界对于社会治理研究、基层社区研究多有关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诸位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也颇具特色。中国社会学原本就擅长于社区研究,社区研究是一个可以把握住多种要素的、可以实际操控的具体社会研究。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概念。中国的基层组织比较特殊,严格地说,在国外并没有“社会治理”这个概念,目前国外社会学界也不很熟悉中国学者新近在这个领域做的事情。当然,国际学界也不是没有涉及,早期的海外知名学者黄仁宇、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很早就提到过(黄仁宇,2007;杜赞奇,1994),在根据地和在新中国建立了一种很特殊的基层组织体系。基层社区治理研究既是社会学研究的很好“抓手”,又在全国各地有很大的需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位同仁,在此领域做出了很多实践创新。比如,沈原老师主持的北京大栅栏社区研究,罗家德老师一直积极从事的社区营造研究。我本人则带领课题组建立了“新清河实验”。老清河试验历史上就有(许仕廉,1933),学习过中国社会学史的人都知道当年燕京大学的清河试验,当年的清河是农村地区,所以,老清河试验很类似于梁漱溟、晏阳初等的“乡村建设”(梁漱溟,2006)。老清河试验后来由于日军占领北平而终止了。清河地区位于清华大学北边,今日之清河亦非昨日之清河,这里已经被城市化吞并了,虽然还有城中村、还有本地的农村户籍人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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