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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楠:新中国成立初期烟毒治理中的毒品收缴与处理机制研究

更新时间:2021-05-29 14:07:56
作者: 张楠  
例如西南局截至10月15日的缴获毒品量仅为85万两82,各地均未达到预期目标。有关部门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五点。一是人货不同处的现象较多。毒犯多有反侦察能力,常将毒品藏匿他处,防止警方突然袭击,造成案发地无毒的结果。二是“三反”“五反”运动查获了不少毒品,惊动一些毒犯,他们多有销毁存毒的举动。三是准备工作不彻底,运动中出现对毒犯证据追查不够、办案人员的毒品甄别检查能力不足等问题,使得烟毒案的侦破程度不够彻底。83四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已缴获大批毒品,民间存毒量大为减少。五是农村虽有一定存毒,但中央规定暂时不在一般的农村开展肃毒运动,致使农民手中还存有大量毒品。

   在暂缓毒品收缴工作的同时,焚毁、上解等处理方式被叫停,毒品的区域集中保管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方式。前文述及,4月至8月初为肃毒运动的筹备期,此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末期,各地已收缴到部分毒品,皆在询问处理方式。焚毁毒品的方式曾被政府继续提倡,如西北局在5月16日建议将非强制征缴的农村烟土当众烧毁84;政务院于5月21日也提出“烟土毒品及时焚毁,更能启发群众的积极性”85。但是,为了集中精力准备肃毒运动,中央决定各地暂不须上解收缴的大量城市毒品,而是将之解送当地财政部门保管。5月17日,财政部在回复华东财政部时称,华东区在“三反”运动中收缴的毒品可指定地点集中保管,只有假毒品能就地焚毁。华东区遂将各省市财政部门作为集中之地点。86苏南行署要求各单位将所收缴的毒品不论真伪全部集中解送当地财政部门87。公安部在7月30日明确要求,农村追缴和没收的毒品可当众焚毁,用以表示政府禁毒决心;大中城市没收的毒品不应销毁,须登记保存并报财政部门,以供医药之用88。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肃毒运动结束。

   需要交代的是,在1952年初的“三反”运动中仍发现少数落后的国家机关人员包庇或勾结境内外的不法分子,从事贩运走私毒品的勾当。有鉴于此,中央在4月15日指出:“铁路、交通是毒贩借以偷运毒品的线路;公安、司法、税务等部门是毒贩勾结收买内部人员求得包庇掩护的主要对象;边防、海关是毒品出入国境的要隘”,要求各地将这些机关作为开展运动的重点部门,并以“毒品之主要产地、毒品的集散枢纽和出入国境的‘关口’”为重点地区89。

   可以说,中国政府禁止毒品贩售和出口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然而美国对此视而不见,贩售毒品的个案成为他们歪曲事实的“佐证”。1952年5月,美国政府在联麻委第七届会议上妄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来源地,诬蔑中财委将各地生产的毒品收缴并贩运到日、朝等国,以此毒化该地的美军士兵并削减他们的士气90。苏联代表在会上指出,美军士气低落的真实原因是他们意识到这场战争的侵略本质,91认为美方的报告是“诽谤性的和完全无事实根据的”,是在掩盖美军在朝鲜从事毒气战和细菌战的罪恶事实92。同时,台湾“国民党集团”借助《华侨日报》《工商日报》《工商晚报》等报刊肆意歪曲中共的禁毒工作。显然,他们的陈词与事实是不相符的,所谓“证据”更是经不起推敲。例如,《华侨日报》于1952年4月5日曾刊出一篇诬蔑性文章,其依据却是南宁政府破获腐败干部勾结走私商贩毒的案例,以此断章取义歪曲中国政府从事贩毒行为,造谣“在中共统治下的南宁,贩运烟毒事业极为蓬勃”93。

   5月19日,外交部再次发表声明,介绍了新中国严厉的禁毒措施,指出“鸦片毒品的贩卖,在新中国是绝对违法的”,“向日本贩卖海洛英之说,正是对新中国的绝对诽谤”94。为了应对敌对势力的诬蔑,中央政府决定在治理烟毒问题的过程中推行爱国主义性质的“口头宣传”政策。7月10日,毛泽东就运动的宣传形式作出批示:“惟宣传问题应确定只在内部及人民中作口头宣传不要登报,以免为美国利用(美国在两个月前说我们向日本输出鸦片,我们曾予以驳斥)。”9519日,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指出,为避免美国的利用和诬蔑,肃毒运动将“不在报纸、刊物、新华社及广播电台公开的文字的宣传”,且不宣传偷运毒品出国的案件、逮捕毒贩和没收毒品数字等内容,而要重点揭露美蒋的毒化政策,包括揭露美蒋“制造输入贩运毒品的案件”“人民身受毒害的实例”“历史上帝国主义强迫输入毒品的罪行”等96。从此,各地政府不再对外公布毒品收缴、处理工作的信息。这种做法有效地阻断了美国利用相关信息歪曲事实的渠道,但也让世人难以全面了解新中国在毒品收缴和处理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

   四、中央统一处置

   1952年11月底,全国性肃毒运动基本结束。由前文可知,各地在运动中未深入开展农村存毒征缴工作,民间尚有大量存毒。据公安部195397年初的估计,全国存毒有150万两以上98。为防止毒品再次流通,政务院于12月12日颁布《关于推行戒烟、禁种鸦片和收缴农村存毒的工作指示》,这也标志着毒品收缴和处理工作再次成为中央统一处置的重点工作,时间持续到1953年底。

   政务院12月12日的指示明确将征缴毒品工作提上日程,坚持“交出毒品,不予处分”的原则,即单纯存毒者只要交出毒品,一律不予处分;各地不得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可通过宣传动员的方式使其交出毒品99。1953年2月5日,内务部和公安部提出过去种烟的农民只要交出烟种和烟膏并承诺不再种烟,一律既往不咎且会救济生活困难的烟农100。大部分地区均于1953年初开展征缴工作,年中结束。少数农村的收缴工作被推迟到冬季,主要因为肃毒运动多在烟毒流行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开展,并未涉及广大农村,烟土仍是少数农民的经济来源,贸然收烟不利于农村稳定。例如,胶州公署在3月就提出,如果事先不进行深入宣传和严格管控,收烟工作势必造成农村秩序混乱,因此建议在冬季农闲时再开展收缴工作101。故而全国性毒品收缴工作一直持续到1953年底。

   与此同时,中央再次调整毒品处理政策。各地虽在1952年肃毒运动中没收了大量毒品,但是按规定尚未进行处理。随着肃毒运动的结束和新一轮戒烟工作的开始,国家再次将毒品处理工作提上日程。12月14日,公安部要求各地将已没收之毒品逐级移交给财政部门处理102。1953年3月18日,财政部对三类已没收毒品的处理工作作出规定:各地可焚毁“三反”运动前及运动中封存的无效毒品、1952年肃毒运动中没收之零星和假毒品;各地须将运动中大量缴获的有制药价值之毒品逐级交至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由其暂管;没收的麻醉药品则交麻醉药品管理机关处理103。4月8日,财政部补充规定医药用剩之鸦片经化验后按麻醉成分的含量多少分别处理,四成以下的经省级以上政府批准后焚毁,五成以上且数量较大的上解财政部石家庄信托保管处,五成以上但为数很少的暂由省、市财政部门保管,以备卫生部门制药之用104。

   各地遵从上述规定积极开展相关工作。一方面,焚毁了不合格的毒品。1953年1月,北京市财政局化验库存的8000余两毒品,决定在东郊公墓火葬场将不合格的毒品焚毁,参加监烧的有民政局、公安局等单位代表,没有召集群众105。山东省财政厅于4月18日焚毁无价值的大烟壳、烟种和腐蚀烟土,其他单位并未参加106。此时的焚毁工作仅是一种简单的毒品处理方式,多在偏僻地点进行,且1952年肃毒运动的结束标志着整个运动主要任务已经完成,政府不再需要举办各式各样的群众大会来宣传和动员广大群众,因此焚毁活动作为集体政治仪式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不复存在,正如陕西省财政厅在组织焚毁工作时提到的:“召开群众大会教育意义不大,故应作内部问题处理,批一适当地方……就地焚毁。”107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将化验合格的毒品上解至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然而,部分地区由于化验设备短缺或程序欠妥,在化验的过程中遇到困难,难以如期完成,导致毒品无法及时上解108。财政部于7月4日对化验的规定作出修改,各地所存鸦片除完全不能使用的可焚毁外,其余均不分成色上解到省财政厅,再解送财政部109。随着工作的推进,各地毒品源源不断地运至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如广东于6月27日上缴毒品5640公斤110。随后,财政部和卫生部共同对其进行统筹调配。一部分上解的毒品被供应给国家指定的麻醉药品生产机构,由卫生部统筹用于麻醉药品的生产。1月,北京市财政局库存的6000余两烟土和100多两吗啡被改制成粉剂或硫酸吗啡粉111。另一部分鸦片则被用来配制禁毒工作所需的戒烟药品。1952年8月16日,卫生部公布全国统一的戒烟药方,将鸦片作为一味重要的药材112。9月28日,卫生部明确提出戒烟药品之配制应以大行政区为单位,各区所需鸦片由中央拨付113。政务院12月12日的指示标志着全国性戒烟工作的开始,明确各地所需之戒烟药品均由卫生部统一准备并分发各地114。1953年1月30日,公安部、内务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布指示,再次阐述了戒烟药品的配制问题,即卫生部统筹,以各大区卫生部为单位,由卫生部统筹组织生产戒烟药品并免费供应各地97。由于鸦片是戒烟药品配制处方的一味药材,财政部遂于4月8日规定各地所存鸦片由卫生部分配各大区卫生部门配制戒烟药品115。虽然目前尚无数字表明全国烟民在服用戒烟药品过程中消耗了多少鸦片,但是根据烟民总数和每份戒烟药所需鸦片量进行保守推测,如果每人服完一期的药品就能完全戒除烟瘾的话,那么全国烟民就要消耗近一万公斤鸦片116。显然,戒烟药品对收缴毒品的实际消耗量更大。第四阶段的毒品收缴与处理工作于1953年底基本结束,之后成为地方政府的常态工作。

   五、结语

   新中国初期,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开展社会治理工作,进而完成国家政权建设的任务,毒品收缴与处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和转型正是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重要表现。在此期间,政府依据不同时期的需求,对毒品的收缴与处理政策进行了调整,以此配合各阶段社会治理任务的完成。新中国成立伊始,为稳定社会秩序和建设政权,各地沿袭之前的毒品收缴与处理政策。1950年下半年,政权建设初见成效,土地改革及抗美援朝等相继开展,也牵扯到毒品收缴、处理问题。中央政府通过实施统一管理的办法予以配合。1952年,在“三反”“五反”运动结束的同时,土改、镇反等均取得阶段性胜利,新中国基本上完成了政权重建任务。因此,禁毒工作无需从属于其他工作,中央政府决定发动一场禁绝制贩运毒的肃毒运动,毒品收缴与处理工作被暂时搁置。1953年底,随着肃毒运动结束,收缴农村存毒和处理已没收毒品工作重新成为重点工作。总之,毒品收缴与处理政策的确立和调整经历了一个由区域制定到国家统筹的过程,而毒品收缴与处理的实践工作则经历了一个由地方分散办理到中央统一管理的过程。在此进程中,公安部实现了毒品征缴和没收工作的集中管理;财政部和中财委统一了毒品清理、上解和调配等事务;卫生部则成为毒品再利用的实施者。国家在完成毒品收缴与处理工作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政治权力渗透,助推国家政权建设。

   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初期治理烟毒问题中的毒品收缴与处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政治博弈的影响。为摆脱“东亚病夫”的民族印象,维护国家声誉,新中国严禁已收缴毒品的贩运和对外销售。然而在冷战思维的主导下,为丑化新中国、给介入朝鲜战争制造合法依据等,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诬蔑中国向朝鲜、日本等国倾销毒品。美国的毒品外交政策服从其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需要117。因此,中国政府一方面坚持严禁烟毒的方针,通过多种方式对其诬蔑行为表示抗议,另一方面调整禁毒宣传策略,实施“口头宣传”政策,不再公布毒品收缴和处理工作的相关资料,意在防止敌对势力的歪曲利用,捍卫国家声誉。可见,冷战时期一国的毒品处理非简单的社会治理问题,而是被政治化和国际化。近代历史中的鸦片已非单一的和一元的自然物质,它超越了油膏、原材料等商品物质内涵,逐渐成为财富、权力和民族形象的象征118。同理,毒品处理问题就链接到资本转移、政治演进及民族声誉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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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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