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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楠:新中国成立初期烟毒治理中的毒品收缴与处理机制研究

更新时间:2021-05-29 14:07:56
作者: 张楠  
各地规定主动登记交出毒品且具结永不再犯的烟毒贩可被从宽处理,反之,若被检举查获则要被没收毒品并依法惩处。同时,各地规定了征缴毒品的限期,存毒的烟农或其他民众在截止日期前主动向政府登记、上交不但不会被处罚,还有可能得到适当补偿。各地截止日期有所不同,表明收缴进度存在差异,但多集中在1950年下半年,这也说明各地在中央的统一号召下于第二阶段开展了集中性的收缴工作。此外,1950年底,随着全国清仓工作的结束,清理所得的毒品逐渐减少。征缴和没收成为此时收缴毒品的主要方式。这两种毒品收缴方式一直延续到1952年初32。

   针对收缴工作中的提奖问题,财政部8月3日的《办法》提出,过去的提奖办法“已不适用,应即废止”33,标志着毒品提奖办法的废除工作开始提上日程。17日,税务总局要求各地按照财政部的规定即刻废止提奖办法,并指出缉毒案件在一般情况下不再提给奖金,除非特殊的未处理案件可汇案请准大区管理局在“没收品变价”或“罚金”项下酌情给予部分奖金34。9月12日,内务部对政策进行灵活变通,建议各地在废止旧提奖办法的基础上“可斟酌实际情况拟定罚金与奖励办法”,但不宜过多35。11月,财政部再次强调:“对查获人只给荣誉奖励,不发奖金。”3612月,海关总署也提出:“鸦片毒品案件一律不发奖金。”37

   总体来看,虽然毒品提奖办法势必要被废除,但是灵活的奖励办法仍得以继续推行。各大区将中央规定转饬地方办理,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相应的举措。一方面,由于烟毒流行程度及禁毒工作的开展情况有所不同,各地在废除提奖办法的截止日期和未处理烟毒案的提奖办法等问题上规定不同。各大区废止提奖办法的时间均延迟到第四季度初,且各省制定的截止日期要晚于所属大区。各地对未处理案件的提奖办法所持态度基本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前后一致,彻底停止提奖,如华东区规定截止日期过后,所有查获毒品案件一律不提奖;另一种是前后分别对待,如中南区允许未办理案件按照之前的提奖办法来处理。此外,为继续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各地将精神奖励作为主要方式,即通过登报、各级人代会和农代会通报、发给奖状等形式对检举群众进行表彰。

   然而,有少数地区在提奖问题上仍存有政策余地,规定在没收大量毒品的案件中,可对检举人或查缉者给予奖励金。如山西省出台政策对那些积极性高及查获成绩大的查缉者给予不超过10万元的奖金,以资鼓励38;上海市规定对一次破获50公斤以上毒品者,按照没收毒品的类型发放不同等次的奖金,每两烟灰、烟土和白面分别给予人民币1000元、2000元和5000元不等的奖励39。1951年8月10日,内务部在修正《平原省禁绝鸦片毒品暂行实施办法》时再次提醒:“物质奖励办法,易生流弊,现在不必提倡。”40此后,随着烟毒治理工作的广泛开展和群众禁毒意识的提高,提奖办法最终被废止。

   这一时期的毒品处理方式不同于第一阶段。中央要求从时间上将收缴来的毒品划分为以前收缴的和今后收缴的,然后对两者分别采用上解和焚毁的处理方式。具体来说,针对今后收缴的毒品,政务院在7月10日的《决定》里规定实行焚毁。其中,农村征缴来的当众焚毁,政府部门没收的则送交当地县(市)政府当众烧毁41。财政部8月3日的《办法》和税务总局8月17日的要求先后强调应将今后收缴的毒品交县级以上政府当众焚毁,并废止过去制定的处理办法42。12月11日,海关总署同样规定,今后缉获的毒品交当地民政或公安机关当众焚毁43,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各地也有所差异。西南军政委员会规定,今后所有征缴或没收的毒品一律由市、县人民政府协同禁烟禁毒委员会及人民代表会议机关点清数目,当众焚毁44;山西省要求焚毁工作由民政部门主导审查45;广西省规定查获之烟土交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焚毁46。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的焚毁工作兼具双重意义。其一,销毁了大量毒品。如西南民政部195047年11月的报告显示,西南区在年内焚毁烟毒560702两,原料4670瓶,占收缴总数的50.6%和90.2%47。贵州省截至1950年底焚烧毒品达332345两,烟具36957套,占收缴总数的53%和82.2%48。可见,焚毁成为此时收缴毒品的主要处理方式。其二,起到了积极的宣传教育作用。农村基层政府在收缴烟土后当众焚毁,以儆效尤。在城镇,烟毒焚毁的仪式不仅被安排在群众性禁毒大会中,而且与各界人代会或镇反大会等结合,成为集体政治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地区延续了纪念“六三”禁烟的传统49,将焚毁毒品的仪式作为禁毒大会的压轴环节。1951年6月3日,广州市禁烟禁毒委员会在越秀山人民体育场举行禁烟禁毒大会。会场中央摆放着两个巨型焚烟炉,里面是两万余两毒品。广东省人民政府李章达副主席在大会压轴环节中用火炬点燃毒品,烟焰冲天,全场掌声雷动。50华南分局机关报《南方日报》分别于5月24日、6月3日和6月4日刊登四篇有关此次禁烟纪念的文章和两张图片51。西安市于6月3日在新城广场举行第二次禁毒大会,焚毁6200余两毒品52。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于6月2日和6月4日先后对大会的筹备和经过作了报道53。焚烟场景给到场的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文字加图片的媒体报道给读者以极强的代入感,仪式体验和媒介宣传让广大群众意识到烟毒对身体和国家的危害,表明了人民政府治理烟毒的决心,凸显人民政府与旧政府的区别。

   与《决定》出台后收缴的毒品处理方式不同,针对以前收缴的毒品,财政部规定统一上解、管理。一方面,财政部要求各地上解已清出之毒品。1950年8月19日,全国清调总会在回复中南区分会时指出,相关地区将已清出毒品上解财政部,送石家庄信托商行保管处接收;运输不便地区可暂时交由当地财委部门保管。9月1日,中南区清调分会作了补充说明:本区财委和清调支会于上缴时要先行对毒品进行把关,区分会负责汇总毒品及与财政部办理上交手续,河南省可直接与石家庄信托商行保管处联系并办理上交手续54。10月,清调总会明确清出毒品的处理办法,要求各地一律解交财政部指定机关统一保管55。另一方面,省级以上财政部门负责暂管已没收的毒品。9月22日,华东区在询问财政部后,明确已没收毒品一律由各地财政部门暂管,听候中央卫生部(以下简称“卫生部”)调用56。11月,中财委统一要求各地一律将存烟集中解缴省级以上财委,在满足卫生部门需求外,将余量交当地财政部门暂管或由清调会转解财政部统一保管57。卫生部将已上解至财政部门的毒品用于制造麻醉药品。11月16日,卫生部规定麻醉药品的制造由其会同内务部、财政部等统筹办理,其他任何机关和私人不得私自制贩58。随后,卫生部指定东北化学制药厂和华东人民制药公司为统一的国家级麻醉药品制造机构59。前文述及财政部曾要求各地财政部门对暂管之毒品需听候卫生部调用,服务医疗事业。11月,中财委再次强调,卫生部若需制药原料可直接从省级以上财委调取烟土60。11月4日财政部发函给华东财委,要求其从所存烟土中给卫生部拨付一万公斤鸦片用于制药61。华东人民制药公司也从华东财委、山东省财政厅等处获取所需鸦片。至此,中央全面统管收缴毒品的再利用权,地方不能自行将其用于制药,此举一直延续到1952年初。

   在此期间,为了防止收缴毒品的非法流通,国家严厉禁止参加毒品收缴和处理工作的相关人员从事贩售毒品活动。1950年9月12日,内务部强调“严厉禁止运烟、售烟”62。11月,中财委指示:“为贯彻禁毒政策并顾及对外影响,故一律不准外销(毒品——引者注)。”63尽管如此,仍有个别犯罪分子为牟取暴利,铤而走险从事跨国毒品贩运。需要指出的是,相关不法行径并非国家行为。1951年2月6日,周恩来承认,确实存在与外国间谍性商人勾搭贩毒的活动,故而严正指出“所有机关、部队、团体均不得在国内外买卖毒品”。与此同时,他重申和解释了国家机关保存、收缴之毒品的处理政策,即所有机关、部队及团体旧存毒品一律由当地财委或军委总后勤部转送财政部保管、处理,或者交大区财政部暂管并听候财政部处理;旧存或以后没收的零星毒品,应由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监察或负责机关焚毁;卫生部门制药所需鸦片要经财政部批准拨付64。周恩来明确中央对收缴毒品处理的绝对领导权,目的是规范处理过程,从而防止收缴后的毒品外流,造成不良国际影响。

   然而,在特殊环境下,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不断歪曲新中国的毒品收缴、处理工作。1950年7月,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局。10月,中国派遣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为了营造有利的战争舆论和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开始诬蔑新中国从事贩毒活动。11月,英国向联合国指控中国对在华的帝国化工公司贩卖鸦片,但并未出示确凿证据65。12月2日,美国在联麻委第五届会议上支持英国的说法66。在美国的主导下,诬告材料被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依(TrygveHalvdanLie),并转交联合国中央鸦片常设局调查67。1951年5月1日,在联麻委第六届会议上,美国将中国列为主要鸦片走私国之一68。8月4日,为配合美国,台湾“国民党集团”对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谎称,中共通过香港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贩卖鸦片69。11月6日,联合国中央鸦片常设局主席赫伯特·梅伊(HerbertL.May)致函周恩来,要求中国政府公开鸦片来源、收缴时间及输出量等信息70。

   针对上述诬蔑,外交部积极开展调查,于1951年1月向中财委、贸易部及财政部函告相关指控,并询问:“中国是否可以种植罂粟?是否可以输出鸦片?”71并要求告知毒品收缴和处理情况。贸易部经过反复研究并多方查询后明确否认此事,称:“本部并无此项材料,亦不了解情况。”72财政部亦查无此事,建议由新华社发表声明,指出“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且帝国主义者利用联合国机器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一次恶意诽谤”73。随后,中国政府经由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抗议74。新华社亦发文明确否认上述指控,指出这是美国在转移世人对其侵朝行为的注意力75。

   三、暂缓收缴与地方集中保管

   1952年上半年,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及“三反”“五反”运动均取得阶段性胜利,为中央政府集中力量彻底治理毒品贩运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政务院于4月15日发布《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提出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力量开展毒品禁贩运的工作,因此暂缓了部分毒品的收缴、处理工作,并由地方集中保管,此举是为肃毒运动做好充分准备。这也标志着烟毒治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4月中旬持续到12月中旬。

   4月15日的《指示》强调将解决制贩运毒作为此时治理烟毒问题的首要任务,因此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种烟问题被暂时搁置76。禁种工作常涉及农村存毒的收缴与处理,因而中央同时决定暂缓征缴毒品工作。5月16日,西北局提议采取非强制性登记缴毒的措施,即群众自愿上交所存烟土,亦不强迫77。这一提议得到中央的许可并转发全国。7月30日,公安部对征缴工作作出部署:暂时不号召一般种毒、存毒的农民交出烟种和毒品,待运动结束后寻找适当时机开展。例外的是,因肃毒运动的开展,追缴和没收毒品工作还在继续。4月15日的《指示》提出,“三反”“五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烟毒问题可暂时不解决,原因是要待肃毒运动发动后突击处理。公安部随后要求各地在运动开始后严厉惩办大量存毒的烟匪、恶霸等首恶分子。788月10日左右,全国性肃毒运动拉开帷幕,1202个禁毒重点地区先后开展了三期破案行动,在查处制贩运毒案件的同时积极追缴毒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指出:“追缴毒品工作的好坏,是说明运动做得好坏的条件之一。”79截至11月底,三期破案行动共没收毒品3996056两80。

尽管如此,肃毒运动中没收的毒品总量并未达到预期。在运动开始前,中央预估国内存毒约为5000万至1亿两左右81,但实际没收数量仅为预估最小值的7.99%。各大区所没收的烟毒量亦不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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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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