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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林 姚志良:“封建遗存”的近代境遇:1928—1930年曲阜孔庙祀田的国有化争端

更新时间:2021-05-20 09:08:37
作者: 吴佩林   姚志良  

   摘要:

   曲阜孔庙祀田是历代帝王封赐给衍圣公府,用以承担阙里祭祀费用的土地。1928年2月,大学院废除春秋祀孔祭典后,围绕曲阜孔庙祀田归属等问题,南京国民政府、衍圣公府及社会各方展开激烈争夺,并逐渐演变为一场文化论争。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蔡元培等人将孔庙祀田收归国家、升科纳税的提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衍圣公府竭力反对祀田国有,除了试图保留自身经济来源外,尚有延续儒家祭祀、恪守祖宗家法的考虑。孔祥熙等政府要员及社会上关于祀田文化意义的讨论亦反映出祀田国有问题,不只是经济争端,还关涉其所维系的儒家文化价值体系。最终,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旨在收归祀田为国有的《改革曲阜林庙办法》以“暂缓执行”不了了之。孔庙祀田的境遇,为重新审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政治文化生态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关键词:衍圣公府;孔庙祀田;孔府档案;

  

   清末民国以来,孔庙庙产颇受关注。1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执掌的大学院以祀孔之举“与现代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由,颁布《为废止春秋祀孔旧典》通令。2至此,国家祀孔传统戛然而止,孔庙作为官方祀典的社会角色和历史使命终结。3与祀孔祭典唇齿相依的孔庙祀田何去何从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全国各地的祭孔祀田中,山东曲阜的孔庙祀田历史最久、数量最多,且因地处孔氏宗族世代居住地,牵涉关系复杂,面临的阻力极大。因此,1928年6月山东省政府成立不久,国民党中央即派员调查整理曲阜林庙问题,从调查到拟定、审查草案持续近两年之久,最后却不了了之。

   为何曲阜林庙改革如此艰难?事实上,曲阜林庙改革最大的困难是祀田的归属问题。由于曲阜孔庙祀田事关阙里祭祀,祀田的处理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层面对于儒学的态度,而祀田本身具有的经济效益关涉衍圣公府生存状况的同时,又为经费短缺的教育部所觊觎。故此,曲阜孔庙祀田问题备受各方关注。南京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衍圣公府以及社会“尊孔派”在祀田问题上既有政治文化需求重叠之处,也存在着利益冲突,由此祀田问题的处理必然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交织着各利益主体间复杂的矛盾与妥协。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孔府档案、台北“国史馆”档案及相关政令、地方志、报刊等文献,系统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重点探讨1928—1930年各方围绕祀田国有化问题的互动及其背后隐藏的历史意蕴,以期深化和拓展关于民国时期祀田改革和孔庙庙产问题的研究。4

   一、曲阜孔庙祀田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冲突

   帝制时代,孔庙作为官方祭祀和学校教育的主要场所,是承载皇权“治统”与士人“道统”正当性的“圣域”。51905年科举制废除,新式学堂教育兴起,“仅剩下官方祭典的文庙,不能再为士子提供荣身的阶梯”。6在制度的变革与功利的转移下,文庙本身及其庙产遭到各方势力的冲击,如湖南省“各处文庙军队杂居,学生寄宿,或改为新剧团演唱戏剧,或占为女学校”。7文庙移作他用的现象严重,庙产功能随之发生转变。地方上征用原先承载社会教化的孔庙作为学校的思路也适用于庙产,为缓解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经费压力,原来用作维持文庙经费之用的学田,其收入被改为专充小学之用。8在制度化儒家逐步解体的背景下9,曲阜孔庙祀田也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

   曲阜孔庙祀田10有别于京师孔庙与地方文庙,系专为奉祀阙里孔子而设。曲阜孔庙兼具孔氏家祭和国家祭祀的双重功能11,祀田主要来源于历代王朝统治者的封赐12,另有一小部分来自官绅捐献、投充,遍布山东、直隶、河南、江苏、安徽五省13,分为六屯七厂十八官庄。明初由国家赐户耕种,后来逐渐改由衍圣公府招徕农户租种,其岁租经费除供庙祀外,“余悉为衍圣公廪禄”。14长期以来,由于兵燹饥荒、地户逃散、私相推让、豪强侵占、水陆变迁等,加之祀田分布在二十余州县且数量庞大,衍圣公府难免鞭长莫及,管理不周,因此一直面临着祀田迷失、收租困难等问题。祀田与学田、自置田产之间,也因世远年湮、界址模糊,常常混淆不清。15

   由于孔庙祀田多由历代帝王所赐,在革命和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话语体系下,其被视为“胙土之制”下的“封建遗存”,合理性一直饱受质疑。16早在1914年,袁世凯政府就以“此项祀田荒逸占种,多归无稽,按籍催科,名不符实”17为由,颁布《崇圣典例》。该典例明确指出:“孔氏各项祀田,由各该管地方官清厘升科,概归国家征收。”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第六条又规定:“衍圣公每年祭祀公费,岁额定银币一万二千元。”18因此,尽管政府明文将孔氏祀田收归地方,划为国有,但祀田所承担提供祭祀费用的“功用”以国家拨给的形式来实现,并未违背“崇圣”之意,甚至减轻了衍圣公府的收租负担。衍圣公的俸禄也依据一等公俸银米旧额,每年给予2000元。不料,此规定一出,衍圣公孔令贻即以没收祀田祭费难抵收入,恐致“粢盛不备”为由,请求“收回成命”。19对此,内政部予以驳议,表示“人民咸负有纳税义务,汤沐免税非法治国家所应有”,“祀田升科固非为维持正赋之计”,实则关系国家体例。20然而,在衍圣公府的抗议下21,1915年,袁世凯政府修订《崇圣典例》,将祀田租税征收权归还衍圣公府。22之后,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基本延续了这一条例的基本精神。23由于孔庙祀田原有的免税特权不符合民国新的体例,质疑声不断,加剧了社会各阶层对孔庙祀田去留走向的讨论,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孔庙祀田纠葛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继袁世凯“尊孔复古”失败之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冲击再一次将孔子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进步人士在文化领域对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说进行批判,陈独秀甚至提出“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的激进口号。24北伐期间,各省的孔庙祀田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党部、军队的冲击。1926年,国民党北伐在湖南取得胜利不久,即以“打破封建思想、建设民主政治”的名义,先后将长沙孔庙祀产完全用于兴办教育,并停止春秋祭孔典礼。25北伐军进至长江流域,革命军以铲除“封建余孽”为口号,继续对孔子相关的“文化符号”进行冲击,“不独春秋祀典废除,即大成至圣先师的牌位,亦已‘委而弃之’。并闻两湖有些地方,已将所谓圣庙拆毁”。26孔庙既毁,祀田的处境不难想见。

   相比之下,曲阜孔庙祀田的处境要好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当时山东督军张宗昌的尊孔态度。张氏与衍圣公府素来交好,曾与前衍圣公孔令贻互换兰贴。1925年张氏上任不久,即到曲阜举行祭孔典礼。在其照顾下,不唯曲阜孔庙祭祀未曾中断,祀田也得以保全。27

   到了1928年2月,为革新各地祀孔旧制,蔡元培掌管的大学院,作为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的最高行政机构,正式通令全国破除年岁祀孔的积习。“尽管新文化运动曾对当时社会上尊孔逆流的现象加以抨击,但作为政府行为,颁布禁止祀孔令,这还是第一次。”28此消息很快传到曲阜,并得到以曲阜二师为代表的新兴势力的响应。29

   1928年4月,奉系政府在山东垮台,衍圣公府失去政治屏障。在废止祀孔及北伐革命浪潮的交汇影响下,曲阜二师师生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游行,积极开展反封建宣传活动”。30当时运动所提出的标语包括“收回祭田四万亩,兴办地方公益事业”“孔庙孔林是国家的公产”“打倒擅收国税巧取民财的衍圣公”“收回孔林孔庙为国家公产”等。31这些口号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破除封建”“庙产兴学”风潮影响下曲阜地方“民气”的体现。

   不唯山东曲阜,各省毁坏孔庙、侵占庙产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为减少社会纷扰以安抚人心,1928年4月和6月,蒋介石两次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发布保护曲阜林庙的布告。325月26日,内政部特意通令各省民政厅,声明“孔祀之废,乃废除迷信之祭祀与偶像之瞻拜,并非推倒其人格学问及其在文化历史上之地位”,严令各省“妥为保护”孔庙,并建议“利用其地址,办理图书馆、运动场或民众学校”。33上述通令明确了地方政府对孔庙庙产的保护之责与利用之权,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纠正地方社会尤其是士绅阶层侵占庙产的不法行为。然而,内政部对孔庙庙产功能转化的期待与部分地方自发性利用庙产的方式并无二致,很大程度上反而赋予了各地政府利用孔庙庙产兴办地方公益的合法性。曲阜孔庙祀田争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1928年7月国民党第150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上,中央秘书处转呈了于心澄、孟传楹、蔡蕴之等17名青年党员的联合上书,内中以“曲阜之衍圣公系封建余孽,孔林孔庙为公款所建筑”为由,提请政府取消衍圣公爵号,将“祭田收归各该管区域,作地方事业之基金”34,由此拉开孔庙祀田国有化的序幕。

   1927年“清党”之后的三四年间,仍有为数不少的左派国民党青年和基层党部在地方上从事破除封建迷信、打倒土豪劣绅等激进的社会改革工作。35于心澄就是典型代表之一。36张宗昌督鲁时期,对山东的国民党组织进行压制。丁惟汾加派于心澄为鲁南特派员,负责改组郯城县党部。1927年冬二次北伐,丁惟汾鉴于山东省封建势力雄厚,派于心澄随军北上,负责宣传工作。37在革命思潮与反封建工作的双重影响下,于心澄等青年党员对衍圣公的名号及林庙祭田早有不满。在他们看来,孔庙祭田散在各地,皆不纳国税;衍圣公与张宗昌结为秦晋,勾结军阀,依据特殊阶级之恶势力干涉地方政治及一切地方设施,不取消衍圣公则地方政治难以改革。38然而由于张宗昌当时主政山东,他们一直难有作为。

   1928年“训政”以后,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在社会文化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了“政治性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破除迷信运动’(两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39山东省政府成立后,为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刷新社会、塑造新政权的形象,在各地发起“拉神”运动,军队、青年国民党人、知识分子将各地寺庙的的城隍、菩萨拉倒、清除,改建为政府驻地或文教机关。40孔庙祀田自然成为这些满怀革命热情的山东籍青年国民党员亟待革除的对象。

   总而言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孔庙祀田再起波澜,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冲突。民国以来,孔庙祀田来源的封建属性和免税特权一直被时人诟病。新文化运动后孔子形象日渐衰落,继而在大革命“反封建”的话语之下,衍圣公府和孔庙的地位日渐式微。国家祀孔的中止使祀田失去制度性保障,其存在合理性遭到以曲阜二师为代表的新兴势力的强烈质疑。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并不意味着社会上有关孔庙祀田矛盾的解决,相反,承接了“革新典制”和“庙产兴学”之流风遗绪,孔庙祀田的归属、用途和流向等问题被青年国民党员于心澄等人以政治提案的方式带入南京国民政府的视野。

   二、国民政府内部对祀田归属的不同取向

从当时的政治环境看,于心澄等将孔林、孔庙及祀田收归国有的提议,言辞激进,不失为对厉行党治政策的响应。但此时距离内政部通令各省保护孔庙、蒋介石发布保护林庙和尊孔布告不过数月且事关典制改革,为慎重起见,中政会议决先交国民政府派员调查后再作决定。因此,此时的祀田国有案的讨论主要是在国民政府与衍圣公府之间进行。1928年7月27日,国民政府秘书处致电山东省政府,要求派员详查孔林孔庙情形。41不知是山东省政府要求衍圣公府自行呈报还是走漏了风声,8月22日,衍圣公府以孔德成的名义主动上呈国民政府,竭力言说林庙祀田收支入不敷出、国家祀田与私家田产混为一炉的现状42,并声称自清至民国,祀田未增加赋税,不仅祀田所有权在人民,其利益也纯在所有之人民。显然,衍圣公府有意隔空回应于心澄等人对祀田“不纳国税,事之不平”的指控。言外之意,似乎更是在暗示政府收回祀田并无实惠,希望其放弃收归祀田国有的打算。由于事发突然,衍圣公府并未有过多的争辩,而是将“圣庙、圣林如何保卫,祭田如何处置”的最终决定权交给政府,静待“政府明令定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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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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