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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农:中国历史地理的发展历程与理论的探索

更新时间:2021-05-17 16:12:51
作者: 成一农  

   不仅如此,正如一些学者所论述的,无论是“禹贡学会”还是当时其他学术团队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将地理学(绝大部分是沿革地理)作为研究历史的工具,这点与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是一致的。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地理属于史学,研究历史者必然要研究或者至少懂得“地理”,由此“地理”也成为传统史学的“四把钥匙”之一。众所周知,顾颉刚创办“禹贡学会”的初衷就是服务于其对上古史的研究。正是由于这一主旨,因此“禹贡学会”的大部分成员此后也并未成为历史地理学家,或者至少并不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为主要特长,而主要从事历史学的研究,他们虽然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可能做出过贡献,但没有对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发挥太大的作用。这方面的典型人物,如童书业,虽然其撰写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略》等论著可以归入“历史地理学”,但其主要研究方向并不是历史地理学,通常也不被作为典型的历史地理学家,且对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没有做出过实质性的贡献。

   因此,如果从“禹贡学会”以及《禹贡》半月刊所在的时代来看,除了其强调但并未真正理解和实现的“Historical Geography”(历史地理)之外,这一学术组织和刊物所刊载的论文在当时并无特殊之处。当然,这并不是对“禹贡学会”及其成员的苛责,因为这是由当时中国学术所处的大背景所决定的。

   正如上文所述,“沿革地理”向真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的转型,以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建立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而在这一转型和构建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基本都来源于“禹贡学会”的成员,其中起到最大作用的当属侯仁之教授、谭其骧教授和史念海教授:侯仁之教授对“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的讨论,以及其在从“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转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历史学界、地理学界,甚至在这两者之外都产生了巨大、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史念海教授对西北地区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而这三位学者在当时从历史地理角度入手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不仅如此,此后历史地理学界的大部分研究者都出自这三位学者的门下,至今依然如此。而这三位学者之所以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都与早年参加“禹贡学会”的活动存在密切的联系,或者至少他们自身在此后都一再强调这一背景,因此在他们以及后来学者在追溯学术传承的时候,必然会提及“禹贡学会”。由此,在后来对学术发展的叙述中,“禹贡学会”及其刊物也就被凸显出来。

   总而言之,在我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的叙述中,强调“禹贡学会”及其刊物作用,从后来结果来看,这一叙述并无错误,但却忽略了“禹贡学会”及其刊物在当时时代中并不是特立独行的,之所以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实际上与“禹贡学会”的成员侯仁之教授、谭其骧教授和史念海教授后来的际遇密不可分。如果侯仁之教授当初没有前往英国学习历史地理学、如果没有《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可能目前历史地理学的面貌会迥然不同,而对学术史也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26]

   正是由于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诞生于传统的“沿革地理”,因此无论是其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者都与历史学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造成了根本性的影响。

  

   第二章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及其在地理学和历史学中的边缘化

  

   第一节 对学科属性的讨论

  

   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曾经有过激烈的讨论,众多研究者都曾经涉及其中,总体而言,经过长期讨论,目前基本没有学者公开赞同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下属学科,而承认其应属于地理学。之所以有这种学科属性的认识,应归功于侯仁之教授、谭其骧教授[27]和史念海[28]教授的倡导。但也有少数学者有着不同认识,如黄盛璋等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介于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29],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属于社会科学[30],或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31]。对于这方面的综述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归纳,可以参见尹国蔚的《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32]。需要强调的是,公开承认不一定是内心的真实想法,实际上目前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的认识依然缺乏普遍的共识,如尹国蔚在《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就提出历史地理学属于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而在各种私下场合依然能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

   这种学科属性认识上的差异,归因于对历史地理学科定义认知上的差异,以及认定学科归属标准方面的差异。就历史地理学的定义而言,目前学界大致都赞同侯仁之教授提出的定义,即“研究在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如上所述,乃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的本身,也就是无异把当前地理学的研究,推回到已经过去了的历史时期……其主要目的则在于探讨同一地区或同一地理环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以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当前这一研究对象的形成和特点。”[33]基于此,以往在认定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上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对于一门学科属性的认知是应当基于其研究对象,还是基于其研究方法。同意历史地理学属于地理学的学者,基本都是基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地理”;而那些认为历史地理学属于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学者,基本都将研究方法,即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大量采用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如文献考订等,纳入了考虑。

   但一个学科属性的认定更应当是基于其研究对象而不是方法,否则几乎所有学科都可以被认为是交叉学科或者边缘学科,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研究方法互通有无、层出不穷的年代更是如此。例如,历史学,目前除了传统的基于文献的研究方法之外,属于数学的计量和统计的方法以及地理学的GIS的方法已经被接纳,但绝不可能将计量史学认定为是数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也不能将使用GIS研究方法的史学研究认为是属于地理学和历史学的交叉领域。历史地理学也是如此,目前除了历史学的方法之外,历史地理学也开始采用社会学、人类学、数学等众多学科的方法,研究方法日益多元,但不能说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成为社会学与地理学,或人类学与地理学,或数学与地理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或者边缘学科。那些内心中认为历史地理学属于边缘学科甚至历史学的研究者,在认定学科属性时,实际上将研究方法、手段超越于研究对象之上,这不仅造成了对学科属性的误解,而且由于缺乏对于研究对象的认知,由此在研究上也必然会缺乏深度。

   总体而言,如果我们承认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理”,那么毫无疑问,历史地理学在学科属性上是属于“地理学”的。但目前在我国教育部的学科划分中,将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下属学科,由此在绝大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历史地理学也都属于历史系或者历史学院,毕业的学生拿到的学位证书也基本都是“历史学”的,也即当前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是以历史学的方式培养出来的,由此也就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二节 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和历史学中的边缘化

  

   在教育部的学科体系内,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科;在传统史学中,“地理”也是历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沿革地理”与“职官”“年代”“目录”并列为历史学的“四把钥匙”;且如前文所述,我国的历史地理学也脱胎于“沿革地理”,因此在21世纪之前,历史地理学在历史学中有着较高的地位。

   不过,进入21世纪,随着史学研究日益脱离纯粹的考订,考订越来越被看作基本功,只是一名史学研究者所应掌握的基本的学术能力,而不是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以及衡量优秀学者的重要标准;与此同时,在史学研究中历史阐释、历史解释的能力日益得到重视,在这种趋势下,以考订为核心的“沿革地理”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同样作为四把钥匙的“职官”“年代”“目录”也是如此。

   虽然在1949年以后我国的“沿革地理”就开始向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转型,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传统“沿革地理”的核心,即政区沿革的考订、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对历史地名演变的研究、交通线的复原,甚至历史地理文献的点校和考订工作,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重中之重。[34]随着史学研究的转型,传统“沿革地理”的这些成果虽然依然得到推崇,但只是被当作优秀的工具,再难以获得像《中国历史地图集》那样崇高的学术地位。作为对比的是,传统史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如职官,已经通过吸收最新的理论,从纯粹的考订向历史阐释转型,从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但目前历史地理学中传统的“沿革地理”,虽然也有着转型的趋势,如政区地理中日益考虑到人的因素以及将制度作为一种过程来考虑[35],但一直未能在理论、方法以及整体阐释方面获得突破。

   不仅如此,随着历史研究的多元化,其本身的研究重点也在多元化,且热点不断增加和转移,在这一趋势下,历史地理学多年来未能提出让整个历史学界关注的理论、方法、观点和问题,虽然也会追随学术热点,如环境史、丝绸之路的研究等,但在这些研究中,历史地理学大都只是能提供一些基础性的成果,即为更高层次的历史阐释奠定空间框架,并未提出可以引领这些领域发展的观点、理论和方法,也未能成为研究的核心。

   总体而言,作为教育部规定的历史学下属学科的历史地理学,由于其自身未能真正摆脱“沿革地理学”的束缚,同时也未能跟上历史学的发展,因此在历史学中逐渐边缘化,日益被看成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而不是一门“阐释性”的学科。

   而在地理学方面则是另一番景象,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在学科属性上属于地理学,且侯仁之教授和谭其骧教授都属于地学部学部委员(后来改为院士),但由于教育部一直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历史学,历史地理专业主要也设置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历史系或者相关学院,因此培养出的学者实际上主要受到的是历史学的训练,由此使得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与地理学的研究者之间,在学科背景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虽然在20世纪中期,侯仁之教授、谭其骧教授和史念海教授都通过实地考察、文献考订的方式对现实的地理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此后随着地理学自身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渗透其中,虽然对文献依然非常依赖,如在以往曾编纂过大量历史时期的地理数据集[36],但近年来文献的处理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等理工科的方法,而不是历史地理学依然坚持使用的历史学的方法。

   在处理历史文献的方法与历史地理学逐渐分离的同时,日益技术化的地理学也为历史学出身的学者设置了技术壁垒,使得历史学出身的历史地理学者难以加入真正的地理学的研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地理学中早就作为常规工具使用的GIS,在历史地理学界还远远未能普及。此外,地理学中通过建模的方式来“创造”数据以弥补文献缺失的方法也被绝大部分历史学出身的历史地理学者所拒绝,更不用说更为深层次的思考和提出问题的方式了。上述两方面相结合,使得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距离越来越远,两者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困难。曾经兴盛一时的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古地理与历史地理研究室于1996年的裁撤,应当就是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关系的真实写照。

   面对这样的窘境,历史地理学应当何去何从?

第一,地理学并不是不需要历史地理学,作为研究人地关系、地理变迁的一门学科,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并不只是现代地理,因为任何地理现象都是长期变化的结果。比如全世界地理学所关心的气候变迁的研究,需要通过各种手段追溯气候变化的历史过程,虽然目前孢粉分析、年轮等技术手段开始取代了文献中缺乏定量的定性记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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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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