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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革保论战与共和观念的演进

更新时间:2021-05-14 08:51:43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第64、77、114页。

   [8]《论国民宜攻究政法》(录自《顺天时报》),《时事采新汇选》光绪乙巳年十一月,第4卷,1905年12月12日,第1页。

   [9]卢弼:《译宪法篇自叙》,《直隶教育杂志》第2年第8期,1906年6月6日,第1页,“别录”。

   [10]《论君主立宪政体之性质》(录丙午第一期《北洋学报》),《东方杂志》第3年第4期,1906年5月18日,第81页,“内务”。

   [11]《新编立宪纲要》,《时事采新汇选》光绪丙午年九月,第4卷,1906年11月2日,第6—8页。

   [12]《出洋考察政治大臣泽公等奏陈在法考察大概情形折》,《东方杂志》第3年第8期,1906年9月13日,第181页,“内务”。

   [13]《中国与立宪政治》,《大陆》第3年第22号,1906年1月4日,第1页,“社说”。

   [14]《论中国人民宜为立宪预备》(录自《顺天时报》),《时事采新汇选》光绪丙午年六月,第6卷,1906年8月18日,第7页。

   [15]《述古无重君权之大义》,《申报》1906年8月26日,第2版。

   [16]《以报辟报》,《大公报》1906年9月28日,第5版,“时事·本埠”。

   [17]《万国无和平之立宪论》(来稿),《申报》1906年11月6日,第2版。

  

   第二节 大论战的前哨战

  

   正是在舆论不言共和甚至非议立宪的背景下,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一发刊,就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梁启超。汪兆铭的《民族的国民》指梁启超前后反复,“尤可笑者,不敢言民族主义,乃至不敢言共和,鼠目寸光,一读波伦哈克之《国家论》,即颤声长号曰:‘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并大声宣言:中国“欲颠覆二百六十年来之贵族政治,当建民族主义;欲颠覆六千年来之君权专制政治,当建国民主义”。国民是构成国家之分子,以自由平等博爱相结合,并本此精神,以为国法。“法者,国民之总意也。政府者,国法所委托者也。故曰‘法治国’,故曰‘立宪政体’。”立宪政体有君权立宪、民权立宪二种,君权立宪为政府与人民相调和。“立宪君权国之宪法,其中根据事实而不合法理之污点,皆国民所未尝以血涤而去之者也。我民族而持民族主义与国民主义以向于吾国之前途也,则其结果,必为民权立宪政体,可预决也。”而君权民权转移的关键,按照孙逸仙所说,在于实施约法。[1]

   汪兆铭用民权立宪政体作为共和的理论表述概念,当源自孙中山的认识。后者觉得“共和”容易与中外古代的贵族共和以及民权专制相牵混,所以相当长的时期里汉语表述不使用“共和”一词。在《驳保皇报书》中,他反驳该报“必当先经立宪君主,而后可成立宪民主,乃合进化之次序”的意思,主张跳过君主立宪的过渡时代,不必二次破坏,直达民主立宪的最终目的。[2] 与此相应,他用“民主立宪”代替“共和”的表述,旨在强调既然立宪,不必非经君主不可的道理,尤具深意。可惜这一重要表述迄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革保论战之际,汪精卫、胡汉民等坚持用民主立宪或民权立宪作为“共和”的正式表达,在后续的论述和论战中,还有进一步阐释,并且成为具有严格意义的正式概念。

   同样在《民报》第一号刊出的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一方面断言:“幕不倾则日本不能有今日,满不去则中国不能以复兴。此吾侪之所以不欲如日本之君主立宪,而必主张民主立宪者,实中国之势宜尔也。中国舍改民主之外,其亦更有良策以自立乎?”另一方面却声称:“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3] 此言颇为费解,不仅让梁启超以为抓到把柄,也令汪兆铭等人相当困惑。然而,尽管陈天华没有详细阐明其开明专制究竟何所指,从他所说以倒满为前提,民主为目标看,由革命而行的开明专制,与孙中山革命程序论的军法阶段不无相似,而与梁启超主张的要求清朝施行开明专制完全不同。

   《民报》第二号汪东的《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着重反驳了“方今不欲革命而主立宪论者”的两大苦心,即“怵杀人流血之惨”和“惧列强之干预”。他认为,中国命悬旦夕,拯救之道,舍革命无由,“而革命与立宪,要非绝对的名词也。夫立宪为专制改良的政体,而革命者,即所以求此政体之具也。求共和立宪以革命,求君主立宪亦以革命”。主张立宪论者声称,自下而上的改革会激发暴力革命,而自上而下的改革则能免于杀人流血之暴祸。中国要避免杀人流血之惨,“毋宁以其改革之权,奉之于上。而所以持极端的革命论,谓必并满人而斥之者,为卜其必非真爱国者之论也”。其实各国立宪,皆成于革命,连白种之间争自由独立立宪,也必须战争,黄种同此道理。满人不可能推诚布公地进行改革,改革之权,必操之于下。革命之际,列强一起而攫之,一必走而挠之,只有革命,才能免于瓜分之祸。况且列强不愿中国改革,无论立宪革命,都会予以反对。[4] 《民报》第三号,胡汉民撰文阐释《民报之六大主义》,第二条即“建设共和政体”。他认为,清政府为异族所有,固当倾覆,而数千年君主专制,亦必同时改造,而后可以保种而竞存。二十世纪要创设新政体,必思彻底涤除专制。中国前此屡起革命,无大良果,均以政体不能改造。与君主专制相反者为共和,“共和政体,广义有三:曰贵族政体,曰民权政体,曰民权立宪政体。兹之所云,盖指民权立宪之政,非独不同于贵族,亦与民权专制者亦大有别也”。各国立宪之难,在于须以平民战胜君主、贵族两阶级。而中国的贵族阶级自秦汉以来已经绝灭。最新法学者称立宪之前,必有开明专制,君主以植民权为目的,训练其民有立宪国民资格。中国汉唐即为开明专制,所以容易共和立宪。而革命后立宪,应求至公至良之政体,无须留改革遗憾。君主立宪有等差,易生阶级,排满立国,不可保留治人治于人的阶级分别。至于革命之际兵权与民权的转换,则由约法。[5] 此时梁启超仍然继续其俄罗斯之梦,从1906年1月至3月,他在《新民丛报》连载长文《开明专制论》,其第八章“论开明专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着重论述了中国何以既不能共和也不能立宪,而要开明专制。“本章论纲凡三,一曰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之理由,二曰中国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宪制之理由,三曰中国今日当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前二排妄,后一显真。”

   关于第一点,梁启超说:“中国今日,固号称专制君主国也。于此而欲易以共和立宪制,则必先以革命。然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此其理,德人波伦哈克之说,最能为确实的证明。”波伦哈克的理论,梁启超前此已经详细叙述,为了增强说服力,他不避骈枝,再度引述。其主要观点,就是共和国于人民之上别无独立的国权者,所以调和各种利害的责任,只能由人民自己。如果没有自治习惯和团体公益心,势必内部纷争不已。在上无调节平衡力的情况下,容易导致民主专制政体。结论是:“凡因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

   这时梁启超对于波伦哈克的学说极为崇信,在他看来,“波氏之说,就论理的方面观之,其壁垒之森严也如此,就历史的方面观之,其左证之确凿也如彼,虽有苏张之舌,吾信其决不能难也。故持革命论者,如其毋假共和立宪之美名以为护符,简易直捷以号于众曰:吾欲为刘邦,吾欲为朱元璋。则吾犹壮其志服其胆,而嘉其主义之可以一贯也。而必曰共和焉共和焉,苟非欺人,必其未尝学问者也”。为刘邦、朱元璋,还可能缘此而得纯良的开明专制。否则“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

   梁启超的这番辩辞,如今听来颇有些强词夺理,似乎无论如何,中国都难逃专制的宿命。可是考虑到中国历史上只有易姓的革命,则其所说又并非强辩那样简单。对于孙中山试图解决专制循环的革命程序论设想,梁启超极不以为然,认为其言虽辩,无奈发动革命者及其佐命者,不可能有此优美高尚的人格。首难以后,万一群雄中有人破坏约法,则军政府的信用坠落,很难以道德责任加以约束。“发难以来陶冶成共和国民资格”一语,梁启超尤为反对,认定必须先有资格,才能建设共和政府,而中国人不可能先行具备共和国民资格。

   何谓共和国民的资格,梁启超的解释是:“共和立宪国既终必归于议院政治,吾于是得一前提焉,曰凡国民有可以行议院政治之能力者,即其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而议院政治的要件第一是大多数人具有批判政治得失的常识,第二是有发达完备的政党。中国若采法国制,则浃旬之间,内阁可以更迭十次。若采美国制,则政策歧出,令大统领无所适从,否则相持而一事不能办,一律不能颁。如此,“吾不知政府复成何政府,而国家复成何国家也。吾于是复得一前提曰: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行议院政治之能力者也。吾于是敢毅然下一断案曰:故今日中国国民非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今日中国政治非可采用共和立宪制者也”。用如此简单的逻辑推理判断复杂的政治情事,难怪梁启超的说理越来越难以令青年学生信服。

   此外,梁启超还反驳陈天华所称中国国民事实上已有为共和国民之能力的论断,又指“吾国今日所谓地方自治,其性质及其方法,与当世法治国所谓地方自治者,截然殊科也。抑尤当知地方自治与中央共和,其性质又自有不同。盖中央共和,最高主权在国民(最高主权在国家,而国民即代国家行使主权者,故亦可谓之在国民),此外并无他机关焉,超然于国民自身之上者,则调和其利害冲突也甚难。地方自治,则别有掌握最高主权之中央政府以临其上,则调和其利害冲突也较易。故能为中央共和者,必能为地方自治,而能为地方自治者,未必能为中央共和”。说来说去,又回到起点:“一言蔽之,则其已能行议院多数政治者,其已有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而吾国民前此未尝能行议院多数政治,故吾认吾国民前此实未尝有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既未有焉,则今所研究者,为能否发生之问题,而非能否回复之问题也。”要想养成国民的共和资格,“以日本为例,则益知开明专制者,最良之速成教法也”。

   对于《民报》所刊各文论点的相互矛盾之处,梁启超相当敏感,在他看来,陈天华主张由革命而开明专制再实行共和,与汪兆铭引述孙中山的军法、约法、宪法三程序论,“即其极矛盾者也。一谓军事倥偬中,即可以养成共和国民资格,一谓须经一度开明专制然后养成,其矛盾一也。一谓倒中央政府后即解兵柄,一谓建设后仍行军政,其矛盾二也”。并且语带讥讽地挑衅道:“两说者皆脆而易破之论理。今持乙说者,其人既已辞此世间矣,彼继续主持某报之人,能并代彼赐答辩否耶?”

   显然,梁启超不无自得地以为抓住了革命党的破绽和软肋,于是敢于挑战同盟会的政纲,反对《民报》论者及其所戴首领乃至其党派人士“并张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三帆”,认为同盟会将社会革命与普通革命并提,目的是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而煽之,其必无成而徒荼毒一方”。所以他“大声疾呼曰: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种族革命旨在复仇,与政治革命相冲突:“欲为种族革命者,宜主专制而勿主共和。欲为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而勿以暴动。”[6] 紧接着,梁启超又发表了《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的长文,借陈天华之死及解读其遗书内容的机会,指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彼此不相凿枘,种族革命只能以君主专制为目的,而政治革命则以立宪、共和为目的。

梁启超如此推论,道理在于:“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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