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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双循环视域下的三驾马车发展方向

更新时间:2021-05-12 20:43:05
作者: 贾康 (进入专栏)  
供需两端互动起来,必然要求我们处理更为复杂的结构问题,这样才能实现对经济运行动力机制的全面认识与更深理解,消除需求侧的堵点,使需求进一步释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得益彰,让“扩大内需”与“双循环”的机制在配套改革中得到优化。

   (一)消费的堵点

   我国近些年消费贡献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分量上升的表现,内需中消费的比重趋于突出。随着对疫情逐渐达到有效控制,经济逐步恢复常态化的增长,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更加注重高质量健康发展,消费将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打通消费堵点意义重大。具体考察分析,当下国内消费的堵点,主要有如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大,制约了公众总体的消费能力。

   居民可支配收入即社会成员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消费购买力,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因为它是消费之源。目前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2013-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始终维持在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半以下,2/5左右的水平(如表1、图1所示),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也一直低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一半以下(如表2所示)。2020年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人均年收入已达3万元人民币,但是仍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仅1000元出头,现在低保、失业保障、特困救助等人员大概一年6000万人左右,按原来的统计还有500多万贫困人口,但是又受到新冠疫情冲击,需要保障和救济的困难群众可能会更多。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和居民人均收入量值有很大增加,但是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逐渐增大。关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视角的“收入差距悬殊”问题,早已引起各方关注,以基尼系数的官方数据衡量(如图2所示),2008年达到历史记录最高值的0.491,以后虽逐渐走低,但2016年仍在0.46以上,按国际标准,属于过高状态;非官方研究群体对于中国基尼系数的测算结果,更是高于官方数值。经济增长虽然是减贫的根本,但收入差距过大却提高了贫困发生率;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我国形成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先天优势,但是对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的中低收入阶层乃至贫困阶层而言,空有增加消费的愿望,却不具备相应的消费能力,而且对可支配收入过低的贫困群体来说,尤其是在健康和教育等人力资本培育重要方面消费的愿望得不到满足,不仅会影响现阶段的消费需求,也会在长期贫困循环中影响未来的消费需求。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过大,14亿人中虽有合计4亿左右的高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但有约10亿人是低收入者,占了总人口的70%以上,这样的“金字塔型”收入分配格局,与收入再分配“抽肥补瘦”制度机制建设不到位密切相关,严重制约了公众总体的消费水平,是消费需求的一个堵点。

  

   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不足,即虽有一定收入,但是有种种“后顾之忧”,引发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倾向,不敢消费。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已提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相应增加,但是增加的消费量小于收入的增加量。“预防性储蓄”,则是居民储蓄激励的重要动力之一,即居民为了预防如失业、疾病治疗、子女教育费用等不确定事件的发生,会有意强化一定的储蓄行为,以防未来不时之需。居民对未来的顾虑越多,预防性储蓄倾向会更加明显,而相应的消费倾向就会更低。

   对于现阶段我国消费水平来看,一方面从短期看,居民消费受到新冠疫情这个黑天鹅事件影响较大,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居民有较多的后顾之忧也是居民消费倾向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冠疫情严重爆发的2020年1-4月,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这一指标的同比增速严重下滑(如图3所示),疫情对社会消费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之后随着对疫情的控制逐渐取得了成效,复工复产逐渐展开,消费也逐步恢复。

  

   综合从全年来看,疫情对社会消费造成的冲击不容忽视。据国家统计局分地区的统计,1-11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04413亿元,同比下降4.9%;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7002亿元,下降4.3%,城镇和农村的消费都因疫情明显受挫。目前新冠疫情已持续一年,成为笼罩全社会日常生产、消费中的一片阴霾,但在以“武汉解封”为标志基本控制疫情蔓延之后,城乡消费已在2020年8月转为同比正增长,10-11月已分别增长4%和5%以上(见图3和表3,环比数据见图4)。

  

  

   估计2021年后,2020年令我们措手不及的新冠疫情对社会整体消费水平造成的负面影响得到明显消除,是大概率事件,但消费需求不足将更突出地表现在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上。总体而言,需以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安排的改进和健全,降低百姓的“预防性储蓄”倾向。近些年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缓解贫困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社会保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仍相当有限,有待加强顶层设计和加快改革,完善多层次保障体系。法律制度层面,当前我国只有《社会保险法》,补充养老、医疗等并未被纳入其中,难以满足现实需要。2020年4月3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其中相关具体数据显示,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约为中国总人口的1/7,且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比例高达43%。虽然2020年2月份疫情高峰期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2%,之后随着疫情好转有所降低,但是目前我国的调查失业率是通过城镇劳动力情况抽样调查所取得,其中并不包括对农民工失业的统计。如果农民工因经济形势不好失业回乡,并不能被统计到。疫情期间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当时中国新增返乡留乡农民工超过800万人。如此规模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就业不稳定,享有的社会保障不完善,自然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消费需求的释放。而随着收入增加,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会减少一般消费支出,因此释放有消费愿望但是因为后顾之忧而选择储蓄的这部分人群的消费力,拥有较大的空间,也与应相匹配的需求侧改革息息相关。

   此外,统筹基本养老金进一步发挥养老金蓄水池的共济互助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以基本养老全国统筹迟迟不能落实为例,分散的“蓄水池”过多,其“互济”功能就受到很大局限。如果将其变为全国性蓄水池,资金调节功能便能更好发挥。不同人口结构区域间的调剂功能提升上来后,辽宁和东北等地的养老金发放难题,就可以依靠蓄水池的“互济”功能加以解决。过去其中的行政阻力较大,相关部门形成了庞大管理队伍,手握实权管理收缴费用,这样就为自身带来了部门的既得利益。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将该系统所有的收费管理功能,交给税收工作系统,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很大的既得利益阻碍因素,应乘势加快落实已提出了十余年的全国统筹改革目标。如果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社会统筹,全国便可形成一个统一的缴费比例,十分有利于劳动力无壁垒地在统一市场流动,而且同时可以通过精算分析,得知全国蓄水池功能提升后,缴费率可以下调的量值,这样一来就有条件来降低企业相关的缴费负担。

   (二)投资的堵点

   这首先突出地表现于具有投资规划权的部门缺少协调。多个部门都有实际的规划权和对投资安排的重要影响力,如何“多规合一”地形成高水平的“规划先行”,带出建设项目投资高水平的通盘安排,便是消除投资堵点的一大关键所在。在一个地方政府辖区之内,过去的职能分工是发展改革委员会负责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工信部门负责企业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规划,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城乡建设开发规划,另外交通有规划,环保有规划,教育有规划,如此这般。但这些规划间怎样有机地、合理地联结在一个全景图里,怎样在整个国土开发过程中高水平地形成整个一盘棋似的合理结构?落到结构上,便是供给管理问题,但是前面的相关制度安排是应该规划先行、多规合一,那就是以制度和规划的改革消除需求侧堵点、使投资需求能够有条件合理而充分地表现、畅通地对接供给。

  

   如表4所示,近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度增幅明显降低,其中占有3/5左右比重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2016年急剧下降,在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以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多个文件给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吃“定心丸”之后,2017-2018年间有所回升,2019年再次走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民间投资从两位数的快速增长降低到个位数增长,特别是民间投资的低速不振,背后固然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等的调整发生作用的因素,以及预算内投资资金增幅下降因素(见表5),但同时也无可讳言,与近年影响甚巨的“民企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直接控制(民企)”论等的不良效应,有密切的关系,许多民企决策倾向于海外投资的不惜工本而调低国内投资安排,并且投资行为在“脚踩两条船”的考虑下趋于短期化,这就主要是来自投资和运营大环境方面提供的方向感、安全感、希望感不足的问题了。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以加强产权保护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等措施继续给民营企业吃好定心丸,培养和引导其长期行为,就成为需求侧改革的重大相关命题。

  

   (三)出口的堵点

外贸进出口中形成的净出口,被人们称为“三驾马车”之一,是需求侧的重要变量和“外循环”方面的关键性指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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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企业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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