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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从「五四后」到「后五四」——基于“存有三态论”思考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角色

更新时间:2021-05-10 14:41:38
作者: 林安梧 (进入专栏)  
或疾行、或顿挫的,往前迈进着。这是一个艰难的实践的学习过程。

   该是可以厘清「历史的发生次序」、「理论的逻辑次序」以及「实践的学习次序」的年代了[13]。不要再陷溺在本质主义式的思考逻辑里,也不要误陷在历史发生的历程的必要性里,勇敢地唤醒我们内在更为深沉的觉性,让他升到更高的高度,提到更高的亮度,照亮三千大千世界。海底涌红轮,日出了,天明了,人间果真也亮起来了。在觉性的唤醒下,从容前行,依着实践的学习次序,坚定不移的开起廿一世纪新的征程。

   五、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经济发展、文化生根」以及崭新的机运

   上个世纪九零年代中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也是改革开放迈出第一阶段,进到逐渐茁壮的年代。进到二零零零年之后,尤其二零零九以来,显然不能只停留在这阶段。

   文化不能只是用来搭台的,不能只搭台给经济唱戏,经济所唱的这出大戏,现在观众多了,他们要回馈过来,让文化好好生长。而且,再说原先那一点刚刚活过来的文化,粗糙得很,这样搭成的台,也可能会崩塌的。我们真到了一个「经济发展,文化生根」的年代了[14]。

   以前,我们甚至认为要从扬弃虚假的君子,而要进到真正的公民。现在,我们将发现当今社会必须重视君子人格的自我完善。只有君子儒学的建立,才会使更好的公民儒学的建立成为可能。君子之道和公民儒学有所不同:君子之道是人格的自我完善,而公民儒学是落在权利与义务之间的恰当的配称关系,但无论如何君子儒学却是个根本[15]。

   其实,人们应当思考的不是中国文化如何开出现代化,儒家如何开出现代化,而是在现代化之后儒家思想还能起什么作用,中国文化还起甚么作用。以牟宗三先生“良知坎陷说”为例 。“坎陷”是《易经》语汇。坎者,陷也,一阳陷于二阴之中[16]。在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后,彻底的反传统主义思想弥漫在知识界,人们误认为中国是只重视良知、天理而不重视知识的民族;而所谓的天理、良知在知识之上,是更高的绝对,所以从良知、天理落实到知识,发展成为主客相对的对立格局,再由对立格局发展出法治、科学,这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

   这个观点是诠释学意义下的一种理论构造,它幷不合乎历史的发生进程,也不合乎学习的实践历程。当然,牟先生提出这论点主要是要阐明儒家之学并不妨碍现代化[17]。这理论虽然不够完善,但却深含着当代新儒家的苦心孤诣的。

   六、克服「主客兩橛观」,回到人之为「活生生的实存而有」的生命真实

   历史的发展是有趣的,二十世纪大家还猛烈地追求着现代化,二十一世纪却因为带来了许多因为现代化所带来的诸多弊病,我们不得不要说该是反思现代化之后的时代了。其实,反思归反思,但却不能说已经到了一个反现代化的年代。现代化总是要继续进行的,但人们心里开始要有深刻的些理解,我们不只是在追求现代化而已。我们更且在反思现代化,这是一个后现代的年代了。

   这么一来,原先从主客两橛观来立论的哲学思想方式,现在必须要打破这格局。人这个概念也就有着大大的转变。我们又回到早先的本体宇宙论、生生不息的生态历程来看待人。西方当代的许多思想家,从柏格森(H.Bergson)以来的生命哲学,胡赛尔(E. Husserl)所开启的现象学运动,还有海德格尔(M.Heidegger)、马塞尔(G. Marcel)等所开启的存在主义运动。他们皆有所得于启蒙,但现在早已对于启蒙的乐观气氛提出严重质疑。因为人们再怎样都不能乐观地认为人的理智果真是可以勘天役物地处置这个世界。

   更明白地说,「生命」这个概念重新被正视了,而「理智」虽然大家还是十分重视的,特别人工智能仍是大家所期盼的。然而,诸多思考显示,人类又回到人之为人,在大宇长宙中活生生的人,这样的立场来思考。对于理智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提出了不少批评。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他的伟大哲学著作:《我与你》(I and Thou)一书中,指出理解世界有两个不同的范式,一个是「我与你」,另个是「我与它」(I and it);而「我与你」是更为优先的。我在中西哲学的比较中,指出「我与你」强调感通互动,这与汉语系统里所谈到的很多地方是共同的。

   最切近的,像明代的王阳明,他在《大学问》,这篇重要的诠释里,就主张「一体之仁」,他说的是「人存在的道德真实感」,他肯定由这道德真实感,感通之而可成为一不可分得总体」,像这样的主体性是实存的主体性,而不是理智的主体性[18]。

   人不再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会说从人生天地之间来开启他的哲学思考。这就回到了我们原先《三字经》所说的「三才者,天地人」。人处在天地之间,他参赞了天地之化育,人因之而活生生的实存着、生长着。这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Da-sein」,有的译成「此在」,有的译成「在世存有」,人做为一个在世的存有,去参与这个世界,并且去助成这个世界。人迎向世界走去,这世界又迎向着你走来,就在这相互迎向的迈进过程里,构成了丰富而生生不息的生命总体。也就是人之活生生的参与了天地,天地也因之活生生的生长着,我就在不断的生成过程中。

   西方世界从二十世纪以来,有识之士逐渐扫除了原先的乐观氛围,对现代化、 现代性的反思日深,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1859-1938)力陈整个欧洲文明的危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努力检讨了欧洲主流文明所带来存有的遗忘之问题,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在《科学及其现代世界》(Science and Modern World)一书中提出「具体性的误置」(misplaced concreteness)的问题[19]。

   尽管我们已然注重到这些问题,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从事实践活动而握有权力的人,却仍然误认为掌握了自然的理序,就能达成变革的使命,他们往往忽视了历史的业力,忘记了在历史的趋势下,人有时真是难以作主的。更何况人又习于不作主,那就更为困难了。

   七、结语:从「本能之能」、「知能之能」到「觉性之能」

   从「五四」、「五四后」,而进到了「后五四」的年代了,中国民族在一百年间度过重重危难,进一步造就了崭新的文明契机。她不再只是本能的面对挑战而有的响应,不再只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再只是生存的斗争,更要是生命的觉醒。不只是「本能之能」,也不只是「知能之能」,更要是「觉性之能」。

   我们要回溯传统、返本开新,将我们的古典话语传译出来,与现代的生活话语融洽一处,并且能经由概念的反思与现代的学术性话语能更深层的交谈对话。我们要扮演好的是一个好的沟通者、交谈者、对话者的角色。

   接地气、通天道,入本心,布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推于天下,朗朗乾坤,日月清明。国际的霸权思维也该是下场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有的是通「天地人」的王道思维,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20]的思维,期盼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1],「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2]。

  

   注释:

   [1] 请参见高承恕《理性化与资本主义:韦伯与韦伯之外》,1988,台湾:联经出版公司,页199。又请参见林安梧《契约、自由与历史性思维》,第六章〈理性的吊诡:对韦伯《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与反省〉,页113-128,1996年,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

   [2]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78年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1978年12月18日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后,开始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和措施,可总结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年可以定位为改革开放的起点。

   [3] 语出《三字经》,这种三才的思考,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基本思考。我素来以为“儒”之所重在“人伦”,五伦是通于“天、地、人”三才的。请参见林安梧〈“后新儒学”对“后现代”的哲学反思:从“公民儒学”与“仁恕思想”起论〉,澳门:《南国学术》2014年第4期,页105—111。

   [4] 以上所引,语出《礼记》〈中庸〉。请参见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18,1983年,北京:中华书局。

   [5] 唐君毅,《论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1974,台北:三民书局。

   [6] 「血缘性纵贯轴」是上个世纪九零年代中,1993-94,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访问研究,对于有关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的总概括,参见林安梧《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哲学省察》,1996年,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7] 于此借用阳明之语,请参见〔明〕王守仁:〈咏良知四首示诸生〉,《王阳明全集》卷20,页870,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8]林毓生、张灏于此都有深切的体认与研究,前者,请参见Yu-sheng Lin,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Wisc.: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这书可以说是林毓生最重要的著作,极富洞察力,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还的汉语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仍有相当值得关注处。笔者于1993-94年间在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访问,与林先生多有请教,所论于我完成「血缘性纵贯轴」之论断,有着关键性影响。又后者,请参见张灏着,林镇国译,〈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1978年5月,台北:鹅湖第3卷第11期(总号:35),页2-13。

   [9] 这里区分了「生物的本能」、「认识的知能」以及「生命的觉能」,本能、知能与觉能的区别是重要的。

   [10] 王蒙在感慨地说「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曾经在那种烈火狂飙的潮流中,出现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和批判的高潮。当时不管是吴稚晖、胡适、鲁迅,还是后来的钱玄同,都曾发表过一些非常激烈的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见」。王蒙在《中国人的思路》(2018年,北京:外文出版社),第三章《传统文化的危机、转换与新生》,有深切的论述。

   [11] 请参见林安梧〈「新儒学」、「后新儒学」、「现代」与「后现代」──最近十年来的省察与思考之一斑〉,2005 年  6 月,台北:《鹅湖》第30卷第12期(总号:360),页8-21。

   [12] 请参见王船山《尚书引义》卷三,〈太甲二〉,页55,56,原文为:「天日命于人,而人日受命于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也。」「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岂一受成形,不受损益也哉」关于此,亦请参看林安梧《王船山人性使哲学之研究》,第三章〈人性使哲学之人性概念〉,页45-70,1987年,台北:东大图书。

   [13] 关于这三个次序的区分,我在一九九六年于第四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上,已提出检讨,请参见林安梧《儒学革命论:后新儒家哲学的问题向度》,第二章〈牟宗三先生之后:「护教的新儒学」与「批判的新儒学」〉,页29-38,1998年,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14] 请参见林安梧,2019年2月,〈中国近三十年来「儒商现象」的哲学反思:环绕企业儒学、儒商智慧与阳明新学的展开〉,台北:《鹅湖》第44卷第8期(总号:524期),页15-24。

   [15] 请参见林安梧,2014年12月,〈后新儒学对后现代的反思──从「公民儒学」与「仁恕思想」起论〉,澳门:《南国学术》,2014年第四期,页105-111。

   [16] 《易经》〈序卦〉「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请参看宋?程颐撰《周易程氏传》,页162,2013,北京:中华书局印行。

   [17] 关于牟宗三先生所提出的这个论点,引起多方讨论,请参见林安梧〈解开「道的错置」:兼及于「良知的自我坎陷」的一些思考〉,山东:《孔子研究》季刊,1999年第1期(总第53期),页14-26,中国孔子基金会,齐鲁书社,1999年3月,中国山东。

   [18] 请参见林安梧,2001年12月,〈后新儒学的社会哲学:契约、责任与「一体之仁」--迈向以社会正义论为核心的儒学思考〉,台北:《思与言》三十九卷四期,页57-82。

   [19] 早在一九八零年代,这些论题已经常被讨论,请参见沈清松《解除世界魔咒:科技对文化的冲击与展望》,1984, (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4),沈清松《现代哲学论衡》,1985,(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20] 语出《礼记》〈礼运〉

   [21] 语出《论语》〈公冶长〉第五

   [22] 语出《礼记》〈中庸〉

  

   林安梧,台湾台中人,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元亨书院院长、国际儒联理事、台湾中国哲学会理事。

   来源:《文史哲》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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