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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勇:家国一体:明末外戚刘氏家族的命运

更新时间:2021-05-09 15:36:11
作者: 彭勇  
这也说明王朝国家对皇家的宗亲以及勋戚的依靠,既有命运一体的理念,也有现实的需要。

   曾美芳的研究关注了当时文武官员的临时捐献,包括捐俸、捐款、捐马和大车等,前后集中捐饷三次。另外,她据《崇祯长编》辑录有官员捐献资料34条,时间自崇祯二年十月至三年九月,捐献者包括文武官员及其下属,但未及外戚、内臣这些皇帝的“自家人”25。实际上,崇祯皇帝下令在京勋戚、内官捐资运粮时,刘效祖作为在京的重要外戚也参与其中。粮饷运输顺利完成之后,毕自严奏请皇上对参加捐资助运的勋戚、内臣予以表彰,新乐伯刘效祖名列其中,“勋戚内臣中,有捐银助运者……有装运而慨捐脚价者,在勋戚则有新乐伯刘效祖……等十三员”。新乐伯刘效祖等勋戚13人,既装运,又捐脚价,为国家、为皇帝分忧解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奖赏勋戚的价值和意义,毕自严说得很清楚:“使四夷闻之,无不共怵我国家得道之助,其所关于君恩臣谊非浅鲜矣。”26

   在另一份奏议中,毕自严也强调了勋戚、文武官员和内臣在抢运粮饷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奴警戒严,漕粮二百余万冻阻河干,既防赍盗,亦谨疏虞。幸藉皇上忧深国计,特谕鼓舞勋戚文武内臣协运,事平叙赉,诚激劝之微权而济变之妙术也!”27所以,在己巳之变后京师解除戒严,国家表彰有功人员,“叙都城守御功”“叙巡缉各门各坊仓场功”,新乐伯刘效祖等“二十四员各赉银二十两,内朱纯臣、陈光裕、刘天锡、吴遵周、杨光夔、刘效祖、王鼎护粮有劳,各加赉银十两、纻丝二表里”28。

   而这已不是刘效祖第一次以外戚的身份出资协助运输粮饷。同样在毕自严的奏议里,还提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各地逋赋严重,边地所需钱粮无法及时运达,刘效祖和其他在京的外戚、勋贵或亲自组织人马运粮,或捐银助运“冻粮”,以保证国家财政运作顺利进行之事。当时,新乐伯刘效祖出资协运粮米310石,一大批勋戚参与其中,显示了国难来临之时这些特殊“家庭”与国运休戚与共的态度。据《覆江西监兑林玄督催旧逋完欠疏》记:“捐银四百两以上与运粮在三百石以上而辞脚价者为上等,则有成国公朱纯臣先后二次共捐银四百六十两,襄城伯李守锜先后二次共捐银四百两,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田弘遇运米一千三百八十二石,驸马都尉万炜运米一千石,驸马都尉冉兴让运米一千石,驸马都尉王昺运米一千石,太康伯张国纪捐银一百两,又运米四十石,后军都督府左都督杨光夔运米五百石,驸马都尉齐赞元运米五百石,惠安伯张庆臻运米五百石,阳武侯薛濂运米三百七十三石,新乐伯刘效祖运米三百一十石,以上十二员所当从优旌赉者也。其捐银自一百两以下与运米在二百石以下者为次等,如宁阳侯陈光裕捐银一百两,宁晋伯刘天锡捐银一百两,崇信伯费天泽捐银一百两,清平侯吴遵周捐银一百两……”29

   明末的财政、粮饷与国运的关系,是研究晚明史者长期关注的议题。自天启到崇祯年间,内忧外患加剧,朝廷面向全国的赋役加派早已开始,还多次号召勋臣、外戚、内臣、宫女和百官捐资助饷,一度达到了预期的财政效果30。如天启年间重修在万历时烧毁的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和周围的配殿,虽花费甚巨,但工程也如期完成。其中就有为数不少的私人捐献,“今中宫等官、诸王公主并司礼监等衙门、各监局司库掌印管事牌子及内外私家闲住太监等官,恭进助工银共四十万两,俱发公所贮收”31。也就是说,此类捐献在隆庆至天启年间接二连三地发生,均有响应者。然而到了崇祯末年国破将亡之际,任凭崇祯帝一次又一次地号召捐款,官绅勋贵们个个捂紧自己的钱袋,死活不再往外掏了。其中的主要原因大约有二:一是掏的次数太多,给朝廷的捐款变成了无底洞,故不愿意再掏了;二是再大的地主,家有多少“余粮”,真是难以讲清。

   崇祯初年,为了应对统治危机,一大批皇亲国戚与勋贵再一次解囊相助,国家又一次暂时渡过危机时,不能不感慨此时的国与家的命运异乎寻常地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到明亡前夕大厦将倾之时,崇祯帝又一次动员勋戚、宦官和百官等捐资助饷,以纳银三万两为上等。他劝自己的岳父嘉庆伯周奎带头,以示垂范,但周奎坚决不捐。看来,崇祯帝是把勋戚等“家人”的捐款作为拯救危亡的救命稻草,而稻草真的没有几根了。而待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大顺军开始了追赃征银,对明朝宗室和勋戚的财产(动产和不动产)全部予以没收,抄获了惊人的财产32。这也说明最高统治阶层在“家”与“国”的关系、在“国家”“家族”和“小家”的关系上,有时候是很难分清楚的。

   就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前的二月底,新乐侯刘文炳再一次捐助饷银2000两,崇祯帝下令予以表彰,“诏晋宫衔二级,仍准自行建坊”。同时捐资助饷的还有博平侯郭振明,捐资500两33。作为崇祯朝新贵,刘氏家资积累的时间不长,估计不会过于富有,即便财产散尽,捐款的数量也不会太大。当北京城陷落之时,新乐侯举家和崇祯皇帝一家做出了同样的殉国选择,也算是休戚与共、同归于尽。

   三拨军修坟与明末的军事动员

   崇祯七年(1634年)刘效祖去世,长子文炳依例袭升新乐伯,九年(1636年)升为新乐侯,于中军都督府带俸;文炳之弟文耀、文炤各授都督同知,后文耀晋升为左都督34。

   刘效祖的丧事安置,《明清史料》辛编中辑录的一份题为《兵部题“新乐侯刘文炳等揭”稿》的档案中有记载。这份请求拨军修坟的奏疏,起草的时间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讲的是刘文炳奏请拨派班军协助修筑其父坟墓事,同时奏请的还有其他戚畹。刘效祖崇祯七年去世,为什么至十四年还没有修好坟墓呢?而此次修坟是请求调拨国家的武装力量来协修,这又从何说起呢?

   明代外戚享受的尊贵待遇,除经济上的福利与保障外,还体现在社会地位上。刘效祖平时参与政事很少,日常生活被严格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目前能查到的记载不过寥寥数条。崇祯元年五月十八日,“给新乐伯刘效祖诰命”35;八月初四日,“给新乐伯刘效祖赡田”36;十二月底,新乐伯奉命与众勋戚一起“祭各陵”37。崇祯二年六月十六日,“赐新乐伯刘效祖祭十六坛,又加祭三坛。遣礼部堂上官行礼,以昭仰体圣母孝思之意”38;七月十九日,“孝纯皇后忌辰,遣新乐伯刘效祖祭陵”39。从有限的记载看,新乐伯主要是奉皇帝之命或按国家典制规定,每年在有限的朝会或礼仪性场合露露面,参加与皇室宗亲相关的礼仪活动,仅此而已40。

   刘效祖死后,按规定,他的部分丧葬费需由国家拨付。据兵部职方清吏司署员外郎事主事胡震亨奏报,崇祯十四年,兵部收到新乐侯刘文炳的请求,称其父新乐伯病故于崇祯七年,“蒙特恩钦赐造葬,照例拨给班军三千名助工”,即由班军协助修建坟墓。但在拨给1777名之后,“因城、河两工并急,一切工役俱停”,拨军修坟之事也就停了下来,一直拖到了崇祯十四年。文炳说:“今两工已竣,祈将未拨班军一千二百二十三名速赐找拨。”41

   这份传世的长篇奏疏,共列举了3位外戚、1位驸马向中央要求兑现班军助役的奏请。除新乐侯外,另外3位:一是新城伯王国兴之揭《为渥与久颁霑恩无日,恳祈速赐拨给班军以信明旨以广圣孝事》。新城侯王昇系孝和皇太后(明熹宗生母)之胞兄,其去世之后因城、河两工紧急,应该拨给的助役班军没有兑现。二是驸马都尉冉兴让之揭《为班军经久未拨,坟圆工作徒虚,乞赐察酌原文照例拨给以便早峻典礼事》,请求按例为寿宁大长公主(明神宗之女)拨派班军3000人修坟。三是博平侯郭振明之揭《为恳乞察案补发班役以竣坟工事》。皇帝已批准赐给班军3000人为皇妣孝元贞皇后(明熹宗嫡母)父母造坟,但因同样原因,尚有1539人没有拨给,“坟工”之事未能完成,故皇后的伯父郭振明揭中将此事上升到“以慰皇妣在天之灵,以全皇上推亲之孝”的高度。

   他们要奏讨的班军,是明朝重要的武装力量。班军制度,是明朝为了加强北京城的军事防御,从长江以北的中都、河南、山东和北直隶等都司卫所抽调世袭军人,周期性地轮流赴京当差的一种制度。从永乐朝开始,一直持续到明末。班军是京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是每班8万人,至明末每班仍然有2万人左右。但是,明末的班军已由防御之师沦为代工匠,职责早已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但班军仍然在北京的军事防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2。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出任辽东巡抚时说,“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当更修松山诸城,班军四万人缺一不可”。建议动用四万班军参战,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批班军在稍后的宁锦战役中死伤大半43。所以,天启到崇祯年间明朝内忧外患加剧,班军虽然谈不上有多么强的作战能力,但他们多次参加紧急的防御工程事务或军事后勤保障以及必要的军事防御,仍然是保卫国家的重要力量。

   明末班军被挪作工匠的情况相当普遍,且已形成“惯例”。崇祯十四年秋班额数不过19740人,其中河南、信阳二卫的班军653人已奉旨免除,此时驸马齐赞元题请拨派班军3015名,已先期拨派1427人,还需拨派1588人。其余的下班军人也早被权贵们盯上了44。崇祯九年就有大臣说,“祖宗朝设有省直入卫班军共计一十六万之多,详绎入卫之意,原欲□□□□旅捍卫王都,非以供兴作之用也。今春秋更换,每班仅止万人”45;崇祯十年(1637年)兵部言:“原以版籍之军缓急有赖,后因承平议留一半折价解部,实上班官军每年约止二万有奇。”46可知崇祯末年京操军每班不足两万人规模。外戚讨要班军助役,本非班军职责之内的事情,只是已形成惯例,再加班做工,就只能占用他们下班之后的时间。这又势必打乱军人正常的当差时间,加重他们的负担,导致作战能力和士气的下降,加剧军人逃亡和军事局面的败坏。领班武官的处境也非常艰难,武官因催班无门,差额甚众,有畏罪自杀者,有自残求免差者。崇祯七年时,许多武官都是戴罪当差,自杀者亦有之:“洪塘所千户裴直言、西海所千户张武臣、邳州卫千户尤承祖,俱已累极自缢。”47

   尽管拨派班军困难重重,但大臣们讨论后认为,勋戚奏讨“坟工”既是旧例,也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更因系皇亲之故,即便再困难也必须按规定办理。他们说:“戚臣坟工,需要供役,原属圣朝亲亲之典,未敢议裁。”48拨军修坟一事说明,即便到了崇祯朝后期,国家制度运行已无法正常进行,但碍于皇亲仍不得不执行,这不仅仅是国家制度的规定,更因是皇室亲族的特权,是家国一体的体现。

   大臣们也想过别的对策,兵部与管理京营和班军事务的成国公朱纯臣一起商议,鉴于战争的紧张形势日甚一日,兵力着实有限,他们曾计划比照此前给勋臣拨派坟工的事例,每名班军折银一两。但问题是,普通勋臣的修坟助工一般拨给20人,折银20两即可,但4位皇亲外戚所需的班军高达8785人,此时财政更是吃紧,这笔钱无处筹措。国家规定不能违背,皇帝的面子不能不顾,迫不得已,只能先缓一缓、拖一拖,结果一直拖到崇祯十四年城、河之工完成,外戚们找上门来,只能按规定补拨给他们44。最终,这四位戚畹共同“分享”了当年的下班班军。

   表面上看,该份档案是关于皇亲勋戚的家族活动及明末的财政状况,实际上涉及晚明的军事和战局。崇祯十四年,距离明朝灭亡仅两年时间。这一年李自成自号“闯王”,正月率部攻占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队伍发展到50万人。同年二月,张献忠攻入襄阳,杀掉襄王朱翊铭,转战河南、安徽、湖广一带。同年八月,洪承畴兵败松山。也是在这一年,荷兰打败了西班牙,占据了我国的台湾。明朝的内忧外患日渐加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明廷千辛万苦抽调进京城的军人,没有拼杀在前线,而是大半被拨去做工,还要加班加点给皇亲勋戚们修坟造墓,这不是在加速明朝的灭亡吗?

国已至此,家又如何?对比此时明朝的财政运行状况不难发现,作为典型的寄生、食利阶层,皇亲勋戚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特权和地位,而实际上他们的荣华富贵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明末农民起义时,大顺、大西农民军以朱明皇室宗亲为主要打击对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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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 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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