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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湘:中国学派还是美国范式——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研究

更新时间:2021-05-03 07:46:09
作者: 刘胜湘  

   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的前提假设现象普遍存在。比如,社会科学理论关于理性人的通行假定,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结构、西方社会学关于社会系统和西方政治学关于政治体系的理论假定。在一个具体的理论建构中,会有一组理论假定,其目的是为了排除干扰变量,找到明确的因果关系,并通过社会事实来证明理论假设。

  

   (二)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是美国范式的产物

  

   探寻因果关系是美国社会科学范式的主要目的。学识是关于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之间依存关系的知识(24)。“任何理论都包含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因果关系假设,每一个假设都详细说明变量间的既存关系。”(25)在现在的事实之间必然存在一种联系,因此,“关于实际事情的一切理论似乎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上”,“关于实际存在的一切论证都是建立在因果关系上”,“关于实际存在的一切论证都是这种性质的”(26)。政治学讨论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一切物体都按照一种必然的因果规律运动着”,“国家的运动也是受因果规律支配”(27)。

  

   自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创立范式理论以来,美国社会科学界就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范式思维,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也没有摆脱范式研究的掣肘,并在辩论中逐渐形成了三大主流理论研究范式,即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范式认为,国际社会事实是客观的,国际关系研究可以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对国际社会事实进行科学研究。它们均遵循理论假定、理论假设及其验证,以及论证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新现实主义坚持理性人的前提假定,其理论建立在这个假定基础之上,认为国际结构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关键变量,国际结构对国家的影响大于国家对国家的影响,国际结构决定国家行为选择,即结构决定行为。国家的结构选择是一个理性选择(28)。与新现实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也是建立在理性人这一前提假设的基础之上,认为国际制度可以降低国家交往成本和使国家的行为有预期,因此,国际制度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关键变量,即国际制度影响行为选择,国家的制度选择是一个有利于增进国家收益的理性选择(29)。建构主义同样也是建立在理性人的理论假设基础之上,认为国际社会有三种不同的文化,包括战争文化、竞争文化与和平文化,国际政治文化是建构国家行为的关键变量,即文化建构行为。虽然国际政治文化建构国家的行为选择,但文化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也是一种因果逻辑,无论是选择战争文化、竞争文化还是和平文化,国家的选择也是国家的一种理性选择(30)。可见,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美国主流关系理论试图“通过抽象的逻辑演绎过程而非直觉或者经验过程来逐步探寻客观世界的规律”,“寻求确定性的因果知识”,而“建构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论述集中在其理论核心:‘规范’、‘认同’及‘话语’的论述”,重视研究“对身份和利益产生的因果作用和建构作用”,因此,“对建构问题的论述绕不开因果理论”(31)。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接受了建构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理论假设及其论证方法和因果逻辑。它“试图设计一种国际关系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即采纳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构架”(32),接受了结构建构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即社会本体、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和国际社会进化原则(33)。因此,可以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是建构主义的一个分支学派。

  

   该理论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将中国的关系文化与建构主义理论相结合,建构出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世界政治关系理论,其运用建构主义的立论方式提出了一组理论假定,包括关系本位假定、关系确定身份假定和关系孕化权力假定(34),在其著作出版时补充了关系理性假定,并同关系本位假定、关系身份假定和关系权力假定组成关系理论的四大假定,后来又补充提出了关系世界假定、知行合一假定和中庸辩证假定(35),这既反映了关系理论对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同时也可以说是关系理论基于中国关系文化而提出的系列理论假定。从范式思维的角度看,这些理论假定不需要通过学理证明,它是通过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实践并经过理论思维而提炼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建构简约的关系理论体系。

  

   关系理论认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静态理论,难以认识国际体系的过程性和国际社会的复杂关系,是静态的单向因果机制理论(36)。由于世界是动态的,属于关系本位和过程本体,因此,只有通过从社会性入手的关系理论才能理解这个复杂的、变动不居的社会世界。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元关系与中庸辩证法是认识关系世界的真谛。“元关系是一切对偶关系的抽象表现”,社会世界是一个以人为基础的关系世界,根本上是统一的和谐关系。“中庸辩证法是认识元关系的根本方法。”(37)该理论还专门以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为例来说明中庸辩证法的合理性,主张用关系治理作为规则治理的补充,并通过东亚地区合作案例,在反思西方理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系理论的过程性解释,认为西方非此即彼的理性思维是导致其不能解释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关键问题,新现实主义的权力观、新自由主义的利益观和英国学派的主权观等正是这种思维逻辑的结果。中国包容性的中庸辩证思维强调,对偶的双方可以相互转化,A可以转化生成为非A,非A可以转化生成为A,两者间的共同进化(Co-evolution)、通过维持适当的关系和过程以及通过中庸的方式实现和谐,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合体,因此,关系治理文化完全可以和规则治理文化相辅相成(38)。共同体成员遵循关系选择逻辑,东亚地区合作就是注重关系治理的典范。本质上看,关系选择也是一种因果逻辑,因为行为体是为了某种利益,通过打通关系、维持关系和显示关系而采取行动的。

  

   可见,该理论完全遵循了建构主义的理论立论方式。可以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就是范式思维的结果,这个范式可称之为过程建构主义范式或关系理论范式。

  

   (三)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与中国学派

  

   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出现关于建立中国学派的呼声,至今历经了倡议和创建两个阶段。在倡议阶段,宦乡、程毅、梁守德等学者就呼吁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一阶段也可称之为呼吁建立“特色理论”时期。他们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认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的建设就是要强调“中国特色”,要“自尊、自信、自立”,“打上中国印记”(39),倡导“建立一门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理论”(40)。进入21世纪后,建立中国学派的呼声日益高涨,有学者甚至认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已成为当今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历史使命”(41),中国学派进入创建阶段。学界主张建立具有创造性和独特性的“国际政治学的中国学派”(42),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43),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回归中国重心(44),倡导构建中国学派要“坚持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为研究线索”(45)。与此同时,反对声也随之而来,出现肯定派和否定派之间的争论(46),中国学派的创建阶段也开始真正启动,肯定和支持派逐渐成为主流。有学者还提出了中国学派的两条建构路径,即核心问题驱动路径和观念引导路径(47),也有学者提出从中国本土哲学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48)。

  

   归纳起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研究实践:一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如郭树勇的《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曹泳鑫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李爱华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49);二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如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胡守钧的《社会共生论》、任晓主编的《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秦亚青的《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等(50);三是采众家之长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如蔡拓的《全球学导论》、唐世平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等(51),可见三个方面的研究都有所进展。然而初看起来,中国学派的形成似乎还不太明显。其实,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即广义的中国学派和狭义的中国学派。广义的中国学派包括以上三个层面的内容,狭义的中国学派主要指第二个层面的内容,也就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国际关系事实(52),尤其是解释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世界变化问题,也即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秦亚青是狭义中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直在倡导建立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2005年,他指出,“如果中国国际政治学者能够有意识地在三个向度方面对理论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就有可能产生世界政治的中国学派”(53)。2006年,他再次指出,中国学派的生成不仅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中国“不仅可以产生一个中国学派,而且有可能产生两个、三个或多个中国学派”(54)。2008年,他又提出“中国原创理论范式的研究会继续下去,知识积累会进一步加强,中国传统思想的概念化会受到更多重视。天下、大同、秩序、中庸这些最具代表性的概念会更多地进入中国学界创建中国范式的努力中来”,“中国理论范式是可能出现的”(55)。2016年,他又先后在《文汇报》《人民日报》发文指出,“中国学派是一种符号,一种标识”,“一定是复数的”,会“有很多理论流派”和“很多概念创新”(56)。

  

   事实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已有不少成果,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分析世界政治,比如天下体系理论的“天下”概念、国际共生关系理论的“共生”概念、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关系”“关系性”概念和道义现实主义的“道义”概念等。二是这些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要么是正向格义的产物,比如天下体系理论和国际共生关系理论,要么是交互格义的产物,比如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和道义现实主义。有学者认为,中国学派是“在汲取中华文化背景知识的精华的基础上”,不断汲取其他学派的知识而升华,并形成对“当今世界的关联性解释和进步性理解”(57)。三是从本体论来看,中国学派主张的是“关系本体”,无论是天下关系、共生关系还是道义关系,都是关系性思维,都是从本体论上对西方主流的个体理性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和解构,并从关系社会的整体思维视角进行理论重构。四是其运用的论证方法可以是中国传统的理解和诠释方法,也可以是美国科学范式的论证方法。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运用科学范式的论证逻辑,将“关系性”概念植入结构建构主义理论,从而形成了关系理论的解释体系。由于植入建构主义理论的是“关系”概念,关系思维和中庸辩证的理解特性也被同时带入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之中,因此,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实际上是关系思维和理性思维相融合的一种分析方法,其论证的结果是确定结论与不确定性结论的结合。确定的结论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和东盟组织的建构具有“关系性”和“过程性”特征,不确定性是指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和东盟组织的建构具有动态性和可能性。

  

由此可见,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也可以说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主流学派,是狭义中国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可以称作“关系学派”,也可以与“道义学派”“天下学派”“共生学派”一起称为狭义的中国学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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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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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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