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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历史学家能抵抗情势变迁的压力吗?

更新时间:2021-05-03 07:41:54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孟真且疑我变节,谓我曰:‘君在学业上自有千秋,何必屈服!’然我何尝屈服,只是一时不说话耳”。这是他的自我安慰,也是他的顺时之策,因为在那个太需要国家认同的时代,再强调瓦解同一历史的古史辨思想,就有些不合时宜。

   历史学家常常受时代和政治影响,这也许谁都无法避免,但一旦现实情势有所改观,原本的历史意识就会卷土重来,特别是在私下里,就不免故态复萌,也会说些真心话。顾颉刚日记1966年1月8日有一则记载,很值得注意,他说:

   (赵)朴初作文,有‘自女真族统治中国以来’一语,有青年批判,谓女真族即满族前身,而满族为中华民族构成一分子,不当挑拨民族感情。奇哉此语,真欲改造历史!去年闻有创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的大国’之说,已甚骇诧,今竟演变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大族’,直欲一脚踢翻二十四史,何其勇也?

   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资料。顾颉刚虽然在抗战的时候就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但骨子里却仍然相信民族的历史变迁,并不以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

   这种想法常常在他脑海里浮现。1964年1月8日,他在日记中记载,“(黄)少筌谈北京史学界近况,知某方作中国历史,竟欲抹杀少数民族建国,谓中国少数民族无建国事,此之谓主观唯心论!”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直觉判断。不过,形势比人强,何况家里还有一个时时令他看风向不要说错话的夫人在。在1949年以后,巨大的政治压力使得一些原本只属于历史领域的话题,由于涉及了“国家”、“疆域”、“民族”,就成了政治领域的禁区,顾颉刚也不得不小心翼翼。

   我在日记中看到,1964年8月13日,他对来华跟他学习古代史的朝鲜学者李址麟有些戒备,为了让自己免于犯错,他先走一步,给中华书局写信,说李的《古朝鲜史》很有问题,“朝鲜史学家以古朝鲜曾居我东北,受自尊心之驱使,作‘收复失地’的企图,李址麟则系执行此任务之一人。其目的欲将古代东北各族(肃慎、濊貊、扶余、沃沮等)悉置于古朝鲜族之下,因认我东北全部尽为朝鲜旧疆。今更在东北作考古发掘,欲以地下遗物证实之。而我政府加以优容,甚至考古亦不派人参加,一切任其所为。予迫于爱国心,既知其事,只得揭发”。

   差不多半年以后,他与张政烺谈朝鲜史问题,当张政烺告诉他,历史所同仁奉命收集朝鲜史资料的时候,他才松了一口气,很得意自己有先见之明,在日记中说,“此当系予将李址麟《古朝鲜史》送至上级,及予于今年八月中旬写信与中华书局之故”。

  

   五、历史学家能抵抗情势变迁的压力吗?

  

   读《顾颉刚日记》,断断续续用了我一个多月的闲暇时间。看完这十几册日记后,记下的竟然是一些颇为悲观的感受。历史学家能抵抗情势变迁的压力吗?历史学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压力呢?读《顾颉刚日记》,想起当年傅斯年从国外给他写信,不无嫉妒却是真心赞扬,说顾颉刚在史学上可以“称王”了,但是,就算他真的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的“无冕之王”,这个历史学的无冕之王,能摆脱民族、国家的情势变化,保持学术之客观吗?他能遗世独立,凭借学术与政治上的有冕之王抗衡吗?

  

   作者简介: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

   来源:选自《余音:学术史随笔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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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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