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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野:建构文化传统:中国方志的深层功能

更新时间:2021-04-26 14:30:26
作者: 陈野  
该志之“续”,不但是记述时限上的接续,也是本地历史传统、文化底蕴和内在精神之续,是以“连续性”建构一地文化传统之志书功能的实践体现。

   3.历代志书修纂相承不断,形成修志传统

   中国是历史观念发达、高度重视历史记载的国度,史志传统发达。“夫志,志也,志诸古所以训诸今也”,⑨修纂历史悠久和自成系列的志书成果,构筑起绵密悠长、连续不绝的修志传统。以江苏昆山为例,南宋时有淳祐《玉峰志》、咸淳《玉峰续志》;元时有至正《昆山郡志》;明代修志8部现存3部;清代修志10部现存5部。在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江南一带,一代之内连续多次修志,十分常见。镇江府属下的丹阳县、句容县在清代都三修方志,丹徒自顺治至宣统先后纂修7部县志。

   正是连续性的方志编纂行为和志书文本序列,对一地历史作出胜过私人著述的连续记载,动态地积累、修正、调适、传播一地文明业绩,在建构地方文化传统上起到保育、传承的重要作用。尤其有意义的是,方志编纂中因受官修志书、乡土情感等不利因素影响,容易产生书美隐恶、拔高炫耀、曲意粉饰、自矜夸饰等有违秉笔直书原则的不良现象。方志的连续性以增补删削、勘误辩正、延续叠加、对比研析等跨时代的文本呈现,“举旧志所不收,或收而失实,或讹而相冒,或混而无别,或析而无当,悉厘正之。上下千余年,条列如指掌。”⑩赋予地方文化传统历经时间陶冶和养成的漫长修炼,通过用时间换效益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上述弊病和偏差,使地方性知识体系以至地方文化传统不断趋于客观、翔实、准确,育成更高品质的文化结晶,形成更为合理的历史形态。

   二、方志建构文化传统的成效分析

   经由上述地方性、全面性、官方性和连续性等志书内在特征形成的路径,方志在建构地方文化传统上多有建树。诸如门类设置的完整性,集聚一地事物,形塑和维系了地方知识体系;资料征集的广泛性,合成一地文献,形塑和维系了地方文脉传承;内容记述的丰富性,汇聚一地社会活动,形塑和维系了地方生产生活秩序、基层社会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编纂行为的连续性,联缀一地历史传统,形塑和维系了地方文化认同;编纂目的和作用的功利性,造就一地精神依循,形塑和维系了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如此种种,均内化为地方传统的有机构成。以下从中择要,略作分析。

   (一)型构基础性的地方知识体系

   方志记述范围的广泛、内容的全面,特别是“横分门类、纵述史实”的资料组合编纂方式,使志书呈现出事以类分、以类相从的类型化知识序列,构筑了类目清晰、结构完整的地方知识体系,为建构地方文化传统铺就扎实基础。

   明万历《钱塘县志》主修者聂心汤阐述该志架构为“因义起例,厘为十纪”:“考城郭阡陌赋役食货,吾得纪疆;考湖山泉源形势络绎,吾得纪胜;考祠寺宫观仓舍,吾得纪制;考建茅胙土墟社革鼎,吾得纪都;考良令幕佐师儒,吾得纪官;考辟举科贡封锡,吾得纪士;考鸿硕名贤淑懿高行,吾得纪献;考灾祥风俗,吾得纪事;考古今艺林著述,吾得纪文。而仙释方伎与异事丛谈、寰中物外之奇,则以外纪附见。”(11)其中,因“访脉于黄考,访境于名僧,访古于宗彦。稍仿《水经》之意,因脉叙山,因山叙水,因水叙岩洞,因岩洞叙宫庐,摄小以大,行远以近,存其大都,附以咏歌,庶俾读者可沿支而得源,游者可按图而索胜焉尔”(12),故专设《纪胜》系统记述景观源流谱系,构建起地理环境的知识序列。因“文以载事者也,事匪载则弗彰,言无文则不远。钱称钜邑,藻林艺海,媲美山川,郁乎盛矣”(13),故专设《纪文》以赋、诗、词、记、杂著等建立文体和作品谱系,构建起艺文纪事的知识系列,彰显文以载道、事关兴废、可为后世实录的价值。因“纪征辟、纪进士、纪乡举、纪贡士、纪武试、纪楷书选,而以封荫附焉”(14),故专设《纪士》梳理地方知识精英群体谱系,以明地方知识体系的传承载体与路径。上述“十纪”篇目框架的搭建和种种知识序列的构建,其意乃在于“彬彬乎博收约取,自相错综”(15),以类目清晰的知识序列构成交错而成的综合性知识体系。

   方志中的地方知识体系,并非只是局限于一部志书中封闭孤立、一成不变的存在。方志的连续性特征为其带来时间线上动态调整和纵向比较之机,不同时期志书重修、续修中的史料选择、增删、校订,程度不一地呈现出微妙而深刻的历史印迹,形成“层累地造成”地方知识体系的过程和结果。例如明万历《南陵志》与以往旧志相比,增加了不少新的篇目。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南陵建置沿革作重要考定,指出“南陵古扬州域,秦创名陵阳,隶之鄣郡。西汉改为春谷,隶之宣城。已而春谷改阳谷,又改南陵,而县名始定。”(16)

   (二)强化面向大众的地方文化认同

   在相沿连绵的修志传统中,地方历史之脉、乡土桑梓之谊、家国故园之情、乡里认同之心,均得以保育深固,是表达、交流和传播文化情感,凝聚地方集体意识和文化认同的途径和纽带。方志以阅读引导和情感浸润等柔性教化方式,将面向志书读者、特别是本地乡民传布、培育集体意识和地方文化认同落到了实处。此正如聂心汤在万历《钱塘县志》自序中所言:“维风莫大于敦俗,敦俗莫先于著教,比事连类,托物寓警,俾阅是编者,察吏治所以良窳,财赋所以盈缩,人才所以虚实,户口所以登耗,风气所以淳侈,于以早见力挽,酌弛张而分轻重,此可以宣风教。”(17)

   目前“资料性著述”的方志定义,实难涵盖古代修志传统的深切用心。在为明崇祯《吴县志》所作序言中,徐汧从有裨政教的角度对记述内容做详尽阐述:“凡山川、古迹,有关于贤人君子者,必书。道路、津梁,有便于人民者,必录。声名文物、忠孝节义,有本于风化者,必极其详。户口、赋税、力役、兵防,有系于国计者,必极其备。以至天灾、物怪所以警在位,僧宫、道舍所以聚游手者,无不周悉。”进而指出志书记述山川、古迹、亭榭、园林、人物、政事的目的,并非“以供文人之笔,客子之登眺”,而在于能使“有心君子,按图展志而叹曰:城池疆域如此其大也,人民如此其庶也,为官师者,若何以富之?若何以教之?”(18)徐汧为吴县本地邑人,崇祯朝赐同进士出身,兼任日讲官、翰林院侍讲、文华殿平台暖阁召对记注等多种职位。明末南京失守,徐汧作书戒二子,殉节而死,郡人赴哭者数千人。他序中有关方志修纂目的功用的阐释,体现了传统士人的文化价值观,也是其品性修养和人格魅力的反映。志书正是如徐汧般的士大夫们表情托志、寄语乡里、教化训导的理想载体,是凝聚基层社会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

   更深入的研读表明,方志中的民众教化、文化认同,并非只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常识宣教,实蕴含有基于文化道统的深层次价值内核。明嘉靖《仁和县志》修成,本地乡贤、曾任工部右侍郎的江晓为之作序,从学术思想高度阐述方志中的道统寓意:“盖以天道则星野载焉,以地道则疆域载焉,以人道则文献载焉。否则前罔攸征,否则后罔攸绎,志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这种“道统”观念切实地体现在志书的篇目结构和内容记述中:“首之以星野而天道昭矣,次之以疆域而地道昭矣,次之以文献而人道昭矣。群分类聚,纲举目张,而以纪遗终焉。亶哉!可与章往,可与示来矣。吾闻君子进则敷教以育才,退则敷文以垂世。敷教所以行道也,敷文所以明道也。”江晓以天道、地道和人道织就方志笼天盖地、彰往示来的文化网络,阐明了君子敷教以育才、敷文以垂世之行道明道的文化意识和责任担当。正是在这样一个体系完整、架构严密的文化网络中,主修者沈朝宣以承续、弘化道统为己任,孜孜以求,笃志于此,“不畏难不避嫌而汲汲图之”,取得了“是以郡守嘉之,邑令赞之,而乡党亦乐道之”(19)的同声赞颂和集体认同。

   (三)传承精英导向的地方文化脉络

   传承至今的地方文脉是地方文化传统的重要主干,方志中以人物、艺文、文献、金石、文物等篇目记载的内容,是对地方文脉的系统反映。地方精英群体是地方文脉的创造者维系者,也是方志修纂的主体。他们具有高度重视记述和传承地方文脉的文化自觉意识,并将之在方志中作出充分体现,由此传承地方文脉的精英导向,赋予本地文化传统以独特元素和鲜明特质。浙江宁波海曙区境内,历史上学风炽盛,名家荟萃,该志记述重互动、重传续、重师承,地方文脉的历史路径昭然若揭,占据一地思想文化制高点的的精英文化共同体得以树立。

   1.在境内外人与人、人与事的互动中,记述一地文脉的时代盛况

   该志《人物传》记载了黄宗羲、黄宗炎、黄百家、钱大昕等外籍人物的域内活动。例如黄宗羲传文主要围绕他与宁波的关系展开,记述他偕弟变卖家产集黄氏600人组成“世忠营”从张苍水宁波起义抗清、受万泰之邀赴甬讲学、登天一阁开启编目先河等事迹以及黄宗羲发自肺腑的“平生师友,皆在甬上”(20)的感慨。其中特别记到黄宗羲在万氏白云庄“甬上证人书院”讲学,“甬上学子同声相引,从者如云”,(21)为浙东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万泰、万斯选、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人传文,都从不同角度记述了黄宗羲在境内的各种活动和与诸位师友的讨论辩难、教学相长。

   2.在家族的人际代际传承中,记载一地文脉的世代绵延

   家境殷实、家族联姻、世袭封荫等原因,造成宁波历史上名门望族众多、家族性学术文化人才集聚与代际传续的特色。如虞氏家族从三国至唐初,正史立传者11人;史氏家族南宋时出了3名宰相、76位进士,有“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之说;清初万泰8子被誉为“万氏八龙”。该志关注并着力从人际代际传承的角度记述家族群体,以此彰显一地文脉的世代绵延。如记万氏家族跨越明清两个多世纪的深厚家学渊源,人才辈出,书香不坠,成为本地学术文化中坚,不仅是文化业绩的熠熠光彩,更是文脉走向的引领者。此外,史氏家族、秦氏家族、袁氏家族、舅甥三学士、一门五进士等,都是家族性人际代际交往传续的显例。

   3.在学人学术的师承赓续中,记载一地文脉的薪火相传

   学人学术的师承赓续,在志中也得反映。例如记全祖望以十年功夫续成黄宗羲、黄百家父子未完成的《宋元学案》辑补学案,三笺《困学纪闻》、续选《续甬上耆旧诗》、编《天一阁碑目》等。(22)徐时栋传文中,特别记到他编纂《鄞县志》,“越五年,病重,执董沛手以志局事郑重相托,不语私事。”(23)而在董沛传文中,则记其赓续修志大业,终于编成《鄞县志》。(24)这些记述都反映了地方文脉薪火相传的历史实证,也是地方文化传统的有效建构。

   (四)完成国家视野下的地方文化整合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的地理、经济与社会等环境孕育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发展出许多区域性文化传统,形成别具一格的文化样态、特征和成就。与此同时,中华文化传统以其强大的文化价值整合机制,吸取各区域文化优秀元素,形成诸如天人合一、重文崇礼、贵和尚中、自强有为、趋善求治等受到广泛认同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汇聚成中华文化人文渊薮。在此大小传统的互动交流中,方志作用不可小觑,它以建构地方文化传统的独特路径,致力于国家意志导引的文化整合,彰明了其作为中华传统基底的内生性本质特征,深刻体现了“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特征。

   1.以一统志编纂为文治之法,整合地方文化

元世祖修一统志,“开创明清两代编修《一统志》先例”。(25)一统志不同于地方志,它是以各地方志为基础的国家层面的综合性志书。每次修纂一统志,均必先修郡邑志以备采录。各地志书的集成汇聚,为一统志编纂打下坚实基础。此如清康熙《盛京通志》张鼎彝序所称:“我皇上宵旰图几,礼明乐备,追述祖功宗德,纂修《大清一统志》,以昭来兹。爰敕奉天府尹先修《盛京通志》,以便汇辑,为诸省弁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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