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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斌文:论法院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的角色定位

更新时间:2021-04-24 17:01:42
作者: 邢斌文  
要求各级法院做好相关案件的审理、调解和执行工作。在某些个案的执行环节,有的法院也基于宪法精神,依法裁定撤销了有关执行行为,较为妥当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17]。法院如何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的处理结果,还需要从制度和程序层面进行更为详细的建构和完善,使合宪性审查与备案审查维护法制统一的效果充分地通过司法实践体现出来。

  

   综上所述,在没有相关配套改革的情况下,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移送“合宪性疑虑”或者“合法性疑虑”的制度设计可能缺乏有力的实施动力,“法院移送”在现有条件下可能只是合宪性审查工作与备案审查工作“备而少用、有备无患”的线索渠道。学术界对于我国法院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发挥的作用不宜期望过高。但是,法院应当充分注意人大备案审查工作对审判工作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彰显人大合宪性审查与备案审查工作的积极功能。

  

   注释:

   [1]黄明涛:《最高人民法院与具体审查——合宪性审查要求权的制度建构》,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

   [2]邢斌文:《法院如何援用宪法——以齐案批复废止后的司法实践为中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1期。

   [3]冯健鹏:《我国司法判决中的宪法援引及其功能——基于已公开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

   [4]邢斌文《法院援用宪法的经验研究能为我们带来什么?》,载《浙江学刊》2019年第3期。

   [5]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民申6111号。

   [6]例如:“王树本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其他一审行政判决书”,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行初7584号;“王翠兰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一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10821号。

   [7]2000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曾应某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询问作出《关于地方性法规中对交通部门暂扣运输车辆的规定是否与公路法有关规定不一致的答复》,认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与法律相抵触。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编:《法律询问答复2000—2005》,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9-10页。

   [8]参见“吴小霞与海口中富容器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上诉案”,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204号。

   [9]参见“潘洪斌诉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拱墅大队强制及行政赔偿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行申384号。

   [10]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年第1期。

   [11]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19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第1期。

   [12]刘嫚:《地方交规“赋权”警方查个人通话记录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出手纠正》,载《南方都市报》2019年3月2日,第AA04版。

   [13]秦小剑:《中国宪法司法适用的空间与路径》,载《财经法学》2019年第6期。

   [14]参见“‘北雁云依’诉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燕山派出所公安行政登记案”,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0)历行初字第4号。

   [15]李成:《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进路的司法建构》,载《法学家》2018年第2期。

   [16]参见《最高法发布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8年11月1日,第01版。

   [17]参见“傅某方与李某平、李某民间借贷纠纷执行裁定书”,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湘0381执异23号。

   作者简介:邢斌文,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人大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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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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