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樊浩:新中国70年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轨迹与精神哲学规律

更新时间:2021-04-22 06:39:30
作者: 樊浩  
1949年前,中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伊始,又在满目疮痍中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曾思辨性地预言,如果国家伦理实体长期处于某种“安静的平衡”中,社会成员的伦理意识可能处于某种休眠状态,往往只意识到自己的个体性,或者只有作为家庭成员的伦理意识,麻木了其作为国家和民族公民的伦理身份,这个时候政府往往通过战争来动摇和唤醒它,因为只有在战争中个人才无条件地属于国家民族而不是家庭,更不是自己,于是战争便具有了伦理意义,也具有了伦理启蒙和伦理动员的文化力量。黑格尔将人类文明中的非常态当作规律,当然是一种思辨哲学的头足倒置,但发现外部战争对民族伦理实体动员和建构的力量则具有某种真理性。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不仅激发和加强了中华民族的伦理认同,而且使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决定性精神因素之一也是这种强大而坚韧的伦理动员力量。一曲“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以国破家亡的苦难唱出了家与国之间不可分割的生命关联;战争创伤尚在滴血,战火已经燃烧到鸭绿江边,危难之际,将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的强大力量就是毛泽东发出的那个最著名的伦理动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援朝”就是“卫国”,“卫国”就是“保家”,“抗美援朝”兼具家与国的双重伦理意义,其基础性的精神力量是“保家”。“保家卫国”是一种伦理动员令,也是一种伦理力量,唯有这种从文化基因中唤起的伦理力量才能将依然处于战争呻吟中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个的个人”动员起来,义无反顾并且万众一心地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

   不仅是革命,也不只是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更一步步推动了伦理实体的现实建构和全民族的伦理认同。前20年中国先后以土地改革、合作化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建立了公有制,公有制的精神哲学本质上不仅消除了家庭与家庭之间在伦理上的不平等,而且赋予所有社会成员以平等和共同的伦理实体性,从而突破了家庭所可能内在的对国家民族伦理实体解构的伦理风险和伦理局限。黑格尔曾说,一个人如果只属于家庭而不属于民族,那他只是一个非现实的阴影。⑧但在中国文明中,如果一个人只属于民族而不属于家庭,那同样也只是一个无归宿的幽灵,这是中国“国家”文明的特殊性所在。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公有制的建立,不仅使个体而且也使家庭意识到自己作为国家民族的实体性存在的普遍本质,不仅意识到这种本质,而且使这种伦理具有普遍性,使家庭与国家的伦理同一性获得空前的历史实现。由此,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和中华民族释放出了空前的政治热情,这是一种以伦理认同和伦理捍卫为根基的具有深厚文化根源的政治热情,高昂而持久,正如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欢欣鼓舞地发现的那样,“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⑨。这是一种伦理政治的豪情,爆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

   将前20年的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特质表述为“政治高昂时代的伦理精神”,并不是也不能将它简单理解为是一种政治伦理精神,它既是政治革命所建构和释放的伦理精神,也是以伦理认同和伦理实现所爆发的高昂政治热情,是伦理与政治辩证互动所生成的精神气象,遵循中国伦理型文化即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规律。那个时代的伦理精神气象,既是一种政治热情,也是一种伦理豪情,还是一种道德激情,是政治解放下伦理实现所释放的巨大精神力量。那是公私相互过渡的时代,也是家庭与国家两大伦理实体相互过渡的伦理世界,伦理世界的相互过渡使以理与欲或天理与人欲为两个结构性元素的个体生命秩序也通过相互过渡建立起“被预设的和谐”的道德世界,由此达到伦理与道德的统一,那个时代所涌现的道德楷模人格化地诠释了时代的伦理精神和民族精神。毛泽东的《老三篇》既是政治著作,也是那个时代的伦理著作,虽然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其所肯定和倡导的不仅是革命的英雄主义,而且是“为人民服务”的伦理英雄主义。这种伦理英雄主义具有跨文化的精神哲学的相通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就思辨性地指证过这种作为公共权力的伦理本性的“服务的英雄主义”,“为人民服务”就是“服务的英雄主义”的中国话语与中国表达。新中国成立后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相当程度上就是这种“服务的英雄主义”的人格典范,也是个体与国家民族的伦理实体相互统一的时代精神演绎,表达的是与政治热情、伦理豪情共生互动的道德激情。

   前20年的伦理精神是个体与实体、家庭与民族、伦理与道德在政治推动下直接同一性的精神,正因为它“直接”,因而自然,伦理认同和道德真诚都发自内心,虽经教化却很少有教化的痕迹,因而人们的精神气质和社会的精神风貌简洁而清朗,至今在集体记忆中仍成为挥之不去的文化情愫和精神故乡。“对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你最向往的是什么?”在我们所进行的2007年和2017年两次全国调查中,选择“战争年代的革命道德”分别为19.2%和15.0%,选择“建国后到‘文革’前的集体主义”分别为5.6%和9.4%;同一时期江苏调查的数据分别为13.5%和17.9%,19.2%和12.1%。

   伦理世界和道德世界的精神哲学异化

   前20年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内核,是在政治革命和公有制建立的双重推动下所达到的个体与实体、家庭与国家两大伦理实体、社会伦理与个体道德的直接的与现实的统一,这种统一既激发了高昂的政治热情,又在高昂的政治热情推动下得以实现,是政治热情与伦理豪情共生互动所结出的民族精神的硕果,这个时代的伦理精神相当程度上具有伦理政治精神的特点,体现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规律。政治革命推翻了旧制度,但由于它本质上是通过“剥夺剥夺者”解放劳动大众的革命,因而在伦理精神中建立起家庭与国家、人的规律与神的规律之间的新的同一性关系,于是便出现一种状况:政治革命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变革,然而因为政治革命是家国关系的新建构,遵循“国—家”的文明规律,因而事实上又是对文化传统的承认和创新。不过,在日后公有制建立的过程中,家国关系出现新的紧张,这种紧张成为内在于前20年伦理精神中的否定性因素。

   前20年的“中国经验”不仅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领域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而且伦理上的成就同样巨大。很难想象中国在近百年战争废墟上仅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就迅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两弹一星”就是标志性硕果;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以雷锋和焦裕禄为代表的道德楷模,都不只是一种政治局面,也是一种伦理气象。中国人在家国召唤下、在家国一体的新现实中释放出前所未有的高昂的政治热情、充沛的伦理豪情和道德激情,伦理豪情在政治热情的推动下积聚释放,伦理豪情又哺育滋润了政治热情,并且转化为社会行动的巨大道德激情。毛泽东的一首诗酣畅淋漓地表达了这种空前豪迈的伦理风貌和道德气象:“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家庭与国家是伦理世界中的两大伦理实体,财富与公共权力是生活世界中的两大伦理存在,义与利、理与欲则是道德世界的两个构造。公有制的建立、战争年代所孕育的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精神以及社会大众对国家和政府的无条件的伦理信任,使前20年的财富公共性与权力普遍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实现。然而内在矛盾已经存在。

   前20年发展遭遇的难题,不只是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的难题,也是伦理建构与伦理实现的难题。如何使财富的普遍性得到完全的实现,如何使国家权力真正属于全体人民,从而使伦理和伦理精神在生活世界和政治经济制度中具有真正的现实性?这是一种政治上和伦理上的“进京赶考”。如果说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伦理目标是解决财富普遍性问题,那么以政治道德治理为着力点的不断的政治运动的伦理目标就是解决权力公共性问题。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伦理本质,是权力与财富的私通,它唤起了毛泽东自进北京城就潜在的伦理忧患和政治警惕,对他们的严厉惩罚,不仅是对政治制度的捍卫,而且宣示了保卫伦理存在的坚强决心,这便是“解放后第一大案”的精神哲学意义。

   在传统反思中,人们常常将“不患寡而患不均”解读为平均主义,而且将它作为日后“一大二公”的经济制度的思想文化根源,其实这种解读缺乏伦理的维度,更缺乏对中国伦理型文化规律的把握。“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当意义上是一个伦理命题和伦理预警。这里的“患”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预警意义,而“均”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平均”,在伦理关系及其精神哲学意义上它表征财富的普遍性及其存在方式。财富的本质是普遍性,既是财富创造的普遍性,即“一个人劳动时,他既为他自己劳动也是为一切人劳动,而且一切人也都为他而劳动”;也是财富分配和消费的普遍性,“一个人自己享受时,他也在促使一切人都得到享受”,由此得出的伦理结论是:“自私自利只不过是一种想象的东西。”⑩于是,“均”不只是分配和消费上的所谓“平均”,而且是政治和伦理上的“公正”,是财富的伦理普遍性的实现。财富具有法哲学或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双重性质。在经济学的维度,财富的创造依赖于劳动,正如黑格尔所断言的那样,平均主义注定要破产,因为它会导致低效率。然而财富不仅是消费的对象,而且也是人格及其自由的最初确证。黑格尔将“抽象法”作为意志自由的第一种形态,人的最基本的意志自由必须透过财富的中介实现,最初的自由表现为人对自己的所有物来说是自由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财产就是无人格,无财产就是无意志自由。意志是人的存在的确证,自由是意志存在的确证,而财产则是意志自由的基本确证,于是无财产不仅意味着无所有权,而且本质上无意志,无自由,无生命;无所有权不仅是“毋宁死”,而且意味着“就是死”,因为它意味着最基本的自由难以确证和实现,意味着无人格(11),这就是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起来革命的伦理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也是中国革命和前20年发展所焕发的巨大政治和伦理能量的文化秘密之所在。法哲学、伦理学逻辑与经济学逻辑之间会发生冲突和紧张,这就是财富的“法哲学—经济学悖论”,法哲学着力于财产的占有,经济学着力于财产的分配,二者遵循两种不同的哲学逻辑。“关于财产的分配人们可以实施一种平均制度,但这种制度实施以后短期内就要垮台的,因为财产依赖于劳动。但是行不通的东西不应该付诸实施。其实,人们当然是平等的,但他们仅仅作为人即在他们的占有来源上是平等的。从这个意义说,每个人必须拥有财产。所以我们如果要谈平等,所谈的应该就是这种平等。但是特殊性的规定,即我占有多少的问题,却不属于这个范围。”(12)

   法哲学、伦理学的逻辑是“公平”,经济学的逻辑是“效率”,二者的现实性及其冲突集中体现于经济体制之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试图整合这两大价值,所借助的现实路径依然是人们的政治热情和伦理豪情。但是,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财富普遍性的真正实现,必须具备另一个严格的伦理条件。公有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伦理上都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制度,但其内在矛盾和体制难题是所有权与支配权的分离。在理论上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但所有权的真正实现必须通过掌握生产资料分配权的干部达到,所以毛泽东才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3),这个伦理条件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表达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用黑格尔的话语表达就是“服务的英雄主义”,用毛泽东的政治要求和伦理期望表达就是掌握生产资料分配权的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非常严格但又关乎公有制成败的关键性伦理条件和政治要求,如果不具备,公有制便内蕴巨大而深刻的伦理和政治风险。于是便可以理解,在前20年以及后来的十年“文革”中,一方面是经济体制上的“一大二公”,越来越“公”;另一方面是不断的政治运动,而运动的聚焦点总是干部。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努力没有成功。十年“文革”的失误,不仅是政治经济上的失误,而且是伦理上的失误;不仅是用政治方式解决经济问题的失误,而且是用政治方式解决伦理问题的失误。

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其政治与文化的初衷是试图建立一种使财富普遍性和权力公共性的伦理本性得到最大实现的经济政治制度,然而却终未能成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616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