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成文于2001年5月，彼时对陈独秀的称呼正如卞毓方先生在文中所述：既非同志，亦非先生。
2001年，国家文物局、安徽省文物局对陈独秀墓体按照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准进行了修葺。2004年，安庆市委、市政府在陈独秀墓为核心基础上规划建设了大型公益性建设项目——安庆市独秀园，其核心区的陈独秀墓是陈独秀三子陈松年于1947年自重庆江津迁葬至此。现在的墓碑上面镌刻的是“陈独秀先生之墓”七个大字。
2008年，独秀园一期工程竣工。主要建设内容有：陈独秀铜像、“惊雷”浮雕、入口广场汉白玉牌坊、《新青年》雕塑、主墓道、纪念水塘、“民主、科学”基石、陈独秀纪念馆。
安庆独秀园现为国家重要人文景观、红色旅游基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陈独秀研究基地。
眼前，陈独秀的故居已烟消云散，荡然无存——不是毁于兵燹，不是毁于“文革”，而是毁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时值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方兴未艾。先是被蚕食，一切在悄悄中酝酿，不显山，不露水。到了某一天，突然来个鲸吞，明火执杖，大张旗鼓。这或许就是哲人说的“量变引起质变”。于是乎，占地四千多平方米、前后五进的百年“陈家大院”，顷刻间就被摧枯拉朽，夷为平地。
即使没有被拆除，“陈家大院”也不可能完璧归于陈氏后裔。这是无须证明的时代公理。独秀三子松年长期留守老家，数种访问记都表明，他多年间赖以栖身的，仅仅是蜗居陋室。房内唯一能点明主人身份的，只是墙上挂着的陈独秀的像片。那是拍于国民党南京老虎桥监狱，年份为一九三七。历经半世纪的日磨月蚀，烟熏尘染，望上去，依旧双目炯炯，英气灼人。
而今，二００一年四月十一日，当我来到安庆城南水关，追踪蹑迹，不仅报道中的蜗居陋室，无处觅影，松年本人，也早已撒手西去。昔日的“陈家大院”，已化为安庆市自来水公司的花圃、鱼池。春阳恍恍，春风惚惚。葡萄自在牵藤，红鲤即兴悠游。转去院墙外的深巷，勉强在新旧杂陈的楼阵中寻到两间低矮的破屋，据说，那便是独秀长子延年和次子乔年童年读书的地方。但是，一，没有挂牌说明，二，也没有任何陈列，是与不是，难以确认。问邻居，说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别瞎搅乎了行不行？！什么读书处不读书处？生拉硬扯，搞得现在拆也不让拆，修也不让修！
一处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或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这样在近年内消失了。安庆至今仍保留有元代的“桐城文庙”，明代的“四代翰林宅”、“钱牌楼石牌坊”，清代的“铁砚山房”、“六尺巷”、“古戏楼”等等，并引为门脸。但是，他们却永远失去了“从秀才到总书记”的陈独秀之故居！飒飒江风，漠漠浮云，黯黯心绪。此中况味，岂是一个“遗憾”所能概括！站在自来水公司大院的假山前，北望，依然临登云坡，东望，依然耸振风塔，南望，依然濒长江，方位，走势，与独秀儿时所见一般无二，但中间已冒出了若干又若干犬牙交错的建筑，临江又拦起了一道大煞风景的防洪墙，视野就难免被挤逼得横狭竖窄，七零八乱。此时此地，若想啸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得如王之焕，“更上一层楼”。
1
独秀两岁丧父，六岁跟着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老人家望孙成龙，法教森严。独秀背不出书，常常招致无情的体罚。然而，令这位“白胡爹爹”愤怒而又伤感的，是独秀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咬牙硬挺，一声不哭。——未必他小小年纪，就已懂得沉默是最好的反抗？——气急败坏的祖父忿而诅咒：“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必定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还对乡人预言：“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白胡爹爹”没有看走眼，独秀长大后，绝对是一条猛龙。他创办《新青年》杂志，领航五四运动，缔造中国共产党，搅得四海鼎沸，卓然不同凡响。“沧溟何辽阔，龙性岂能驯！”（独秀自谓）他的一生，称得上是行如其名。许多掀天揭地的大事，众所周知，本篇就不再缕述。试看一些生活小事，比如培养、训练子女，也莫不烙上他一贯主张的“兽性”，即“龙性”。话说一九一五年，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把延年和乔年从老家安庆接出。当时，老大十七岁，老二十三岁，独秀不让小兄弟俩与自己同吃同住，享受主编公子的特权，而是让他们睡在下属发行部门的地板，白天出外打工，自食其力，饿了就咬大饼，渴了就喝生水，夜晚燃灯苦读。两个小知青食不裹腹，衣不蔽体，日子过得可怜巴巴。继母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让孩子回家吃住。独秀不以为然。君曼改请友人潘赞化从中说情，独秀向赞化剖析道：“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发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延年、乔年生于忧患，日后都自创成响当当的革命家。兄弟俩曾一道留学法国，苏联。都是先加入法共，而后转为中共。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延年曾职至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江浙省委书记，并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早期的红色风云人物，一度与赵世炎、周恩来齐名。凡先驱人物，都有他独特的个性。延年的个性，就是乃父的叛逆基因、底层的艰苦体验、克里姆林宫的红墙情愫、广州的骄阳、热浪和木棉树花的链接。譬如，延年为了深入人力车夫，时常破衣赤膊，和他们一起上街拉黄包车，挣来的钱，也一文不留，统统交给工友；延年白天黑夜忙于工作，忙到根本顾不上找对象，热心的同事多次为之介绍，都被他以“没时间考虑”而婉拒；延年在党的会议上和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见面，向来都是以“同志”称呼，公而废私，革命第一，等等。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策动反共“变脸”，延年在上海被捕。起初，延年化名陈友生，自称是打工谋生的烧饭师傅，与任何政党任何主义无关。因他粗衣破裳，又一副皮糙肤黑的劳工模样，裤脚还扎着一圈刺拉拉的草绳，咋看咋都像一员伙夫，国民党军警信以为真，打算草草发落。节骨眼上，孰料胡适好心办了坏事。胡适出面找国民党中央监委吴稚晖，要他设法开脱延年。胡适找吴稚晖，自有他的道理。因为吴是陈独秀的老熟人，又曾帮助过延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但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如今的吴稚晖，已不是当初陈氏父子的朋友，而是国民党铁杆右派。吴得知延年被抓，立刻向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贺喜”。吴说：“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并且咒骂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延年的身份，就这样为吴稚晖暴露了。杨虎大喜，亲自出马审讯。敌人的软诱、刑逼，只是为志士的崇高气节雕像，前者的手段愈狡猾，愈残暴，后者的丰碑就愈高大，愈不朽。杨虎束手无策，恼羞成怒，只得下令将延年秘密处死。临刑之际，延年昂首挺立。敌人喝令他“跪下”，延年回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下跪！”敌人不得不一拥而上，用力强按。然而，当他们的手稍微一撤，延年又一跃而起，惊得负责施刑的刽子手一刀落空，差点儿扑倒在地。
2
独秀次子乔年，从在安庆老家念私塾，到赴沪半工半读，再到留学巴黎和莫斯科，一直是大哥延年的伙伴与战友。一九二四年夏，延年从莫斯科返国，被派往广州，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第二年春，乔年也回到北京，奉命作李大钊的助手。乔年小哥哥四岁，当时不过二十出头，但处事已颇为老练，斗争尤为坚决，深得大钊先生的器重。陈独秀与李大钊，是社会转型期的两颗巨星，世称“南陈北李”。乔年少时得“南陈”训练，现在又得“北李”指导，进步自然神速。他年纪轻轻，就做到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五大”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独秀一门，“五大”出了三个中央委员，也是党史之精粹，典籍之传奇。
乔年生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材。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时，与湖北籍女生史静仪相识，回国后结为伉俪。一九二七年五月，静仪在武汉生下一个男孩，起名“红五”。独秀对这个小孙儿十分疼爱，因为同年七月，延年在上海遇难，八月，他又因“右倾投降主义”被解除总书记职务，正处于丧子、失势的生命低潮，红五的到来，极大地安慰了他内忧外困、弹痕累累的身心。谁知风云不测，祸不单行，二八年二月，乔年继哥哥之后在上海被捕，六月，就义于龙华。这期间，红五也不幸染疾夭亡。
乔年之妻静仪，在丈夫牺牲后，曾再度留学苏联，而后迭经政治挫折、婚姻打击，忍辱负重，九死一生。但这都是传闻，无从查实。我仅在一家内部资料上，觅到一则短讯：静仪后来改嫁李氏，生有一女，为中央美院出身的著名雕塑家，年前，有感于陈独秀的悲剧命运和与自己的特殊因缘，她立志要为陈独秀塑像。
独秀长女玉莹，年龄排在延年、乔年之间。延年就义，是她带着三弟松年，瞒了母亲，到上海料理后事。隔年乔年被害，又是她同了松年，到上海收尸。哪里还有什么遗体？哪里还有什么日月？朝前看，茫茫人海，不见老父踪影。往后瞧，生离死别，又如何向老母交代。玉莹悲恨交加，急火攻心，竟一病不起，殁于沪上。
延年、乔年相继死难，有一段日子，独秀终日沉默不语，陷入刺骨椎心的悲痛。三八年抗战高涨声中，国民党为了装璜门面，企图拉拢陈独秀出山，派员居中斡旋。独秀严词正告说客：“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
3
独秀三子松年，从小随生母住在安庆。三十年代初，独秀在南京坐牢，松年前去探监，记忆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骨肉情深，不免潸潸泪下。独秀却双眼一瞪，大声训斥道：“没出息！”
一九三七年夏，抗战烽起，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不得不为陈独秀减刑，并将其释放。三八年春，松年夫妇带着祖母谢氏和长女长玮，离开安庆，乘船西上，与父亲相会于武汉。随后一起转去重庆，最终定居在四川的江津。江津对于陈独秀，不啻是吼狮的沙漠，猎鹰的囚笼，头戴“叛徒”、“托派”、“汉奸”的高帽，辩白无门，进退失据，兼之病骨支离，穷愁潦倒。“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病中口占》）；“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寄魏建功》）。独秀始因旋转地球而独步神州，终因地球旋转而失去重心；大江流日夜，载走了他多少怅怅望眼、苍苍白发，和浩浩悲叹。在这段流寓僻远、百事维艰的日子里，松年夫妇一边教书，一边尽其孝心，勉力侍奉老人。直至祖母、父亲相继辞世，第二任继母潘氏返沪，抗战胜利，才又举家迁回故里。
新中国诞生，鉴于陈独秀的路线错误兜天盖地，延年、乔年的烈士功勋，向不为人重视，不言而喻，松年一家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一九五三年二月，毛泽东乘军舰沿长江东下，路过安庆，忆起故旧，遂召地委书记傅大章垂询。毛泽东首先关心：怀宁的独秀山是因陈独秀而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而得名？傅答：原来就叫独秀山，是陈独秀因山而得名。毛泽东继而问起：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傅说：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毛泽东正色道：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末了，毛泽东作出指示：陈独秀后人的生活，还是要予以照顾。
毛泽东发了话，地方立刻雷厉风行。注意，毛泽东这里肯定的是陈独秀本人的历史贡献，而地方，却只能靠肯定他两个儿子的革命业绩，间接体现政策。具体作法是：确立延年、乔年的烈士身份，颁发烈士证书。因为延年终生未娶，乔年也没有留下后人，烈属的种种待遇，自然就落实到松年一门头上。
正是由于烈属光环的庇佑，松年及其子女，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才能涉险不惊，平安过渡。松年本人，仍留在窑厂干他的技师，他喜欢和砖头瓦块打交道，一干就是三十年，直至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才脱下工装，走进市文史研究馆。大女儿长玮、二女儿长玙，依靠国家的抚恤和补贴，一路读到大学毕业。分配去外省，也都能援情调回家乡。儿子长琦，“文革”中下乡插队，两年后顺利回城，隔年又如愿进了大学。
4
独秀四子鹤年，秉承了父亲和两个哥哥的虎虎生气，中学时就投身革命洪流，被誉为“北平三大学生领袖之一”。怎奈陈独秀这个品牌，越来越只剩了负效应，鹤年意识到自己将无法为赤色社会兼容，于是和妻子许桂馨，远走高飞，去了香港。
鹤年在香港改称“陈哲民”，埋头度日，不与外界交道。只听说他长期在报馆服务，罹患贫血，时常晕倒。终生不涉政治，也不回内地，至多到广州，便不肯往北再走半步。松年晚年，曾积极谋求与这位同父异母的弟弟见面。有一次，松年到了广州，发电报通知鹤年，希望他能来深圳或广州一晤。彼时彼刻，鹤年不可能无动于衷。那将是陈氏两位仅存的兄弟，有生以来第一次聚首。那也应是陈氏列祖列宗，在九泉之下的无上安慰。生者翘首。逝者引颈。情殷殷。意拳拳。
但是，鹤年没有应约。
二０００年，鹤年在香港走完了他帷幕深掩的余生。家人本着他一贯的低调，不予公告。连北京一家专门研究陈独秀的学会，想在研究动态中发个讣闻，简叙几句生平，也被峻拒。
独秀次女子美，早年学习无线电技术，兼妇产接生，经历不详。“文革”落难成了牛鬼蛇神，走投无路之下，遂与两个儿子泅海偷渡香港。那真是怵目惊心的生命大逃亡。想想看，夜幕下的南海，风悲浪吼，鱼龙出没，即使江洋大盗，铁人选手，也不敢贸然入水，而老妇弱子，仅凭一根稻草—— 一个锈迹斑斑的空油桶，就与回头无岸的“苦海”展开了孤注一掷的搏击。同一海域，小提琴家马思聪当年乘快艇偷渡，已经是惊险万状，赢得世人的大声唏嘘，大把热泪。子美母子的“难度系数”，比起他来，更不知要超出多少倍！
这应是敷衍小说、演绎剧本的绝佳情节，可惜都被海浪拍散，岁月尘埋。子美母子逃港成功，尔后又转去加拿大，最后落脚美国。那年头，这一切不会有人投眸，故事的主角也不愿被人关注。就此隐身异域。就此消声匿迹。时光流驶到一九九八年，纽约的华文报纸突然刊出一篇报道：陈独秀八十七岁的小女儿子美，孤身一人，住在市内一家老年公寓。近来，因为连续多月交不起房租，也得不到儿子的帮助，将有可能被房东逐出，流浪街头，云云。消息传出，在海外华人圈内，引起强烈的情感地震。读者纷纷致函我国驻纽约领事馆，要求伸手援助。引发震荡的，是现实，更是往事；是子美，更是独秀。古老的记忆复活了，陈独秀的名字又传递在人们暖融融的舌尖。听檐前黄鸟，声高声低，在为谁啼鸣？叹天际浮云，忽虎忽狗，在为谁怅惘？谁是青史不易传主？谁是舞台匆匆过客？
关于子美，最后的消息，据说是由我国一家驻美机构出面，帮她还清了拖欠的房租。
5
松年生有一子三女。儿子长琦，在合肥工业大学下属某学院，任兼职总支书记。按他的这个职务需要，完全可以脱产。他不肯，情愿一肩担党务，一肩担教职。长琦是副教授，带研究生。“双肩挑，累，自然要累点，但人活得舒坦。”他说。
要想在千百人中，一眼认出长琦，是很容易的。前提是你要看过一张照片——也就是陈独秀作《新青年》主编时拍的那张。这张照片传布甚广，你仔细对照，长琦的相貌，从脑门、眉毛、眼睛、鼻梁，到嘴巴、面颊、耳朵、发型，莫不和其祖父酷肖。如果穿上西服，系好领带，出演中年独秀，不用化装，绝对可以乱真。唯一出格的，是身材略高于乃祖。不过这无关紧要，你想普天下又有几人，晓得大名鼎鼎的陈独秀，身高仅有区区的一米六十三呢！
血，总是浓于水。隔天，我在安庆见到长琦的妹妹长璞，琢磨她的面孔，极像乃父，又像另外一个人。那人是谁？一时回忆不起。待稍后见到她的二姐长玙，端详之下，方才恍然大悟，姐妹俩长得很像她们的二伯父乔年，尤其是长玙，活脱神似。
长璞是松年最小的女儿。她出生晚，在需要打基础的年纪，没能正经读上几天书。然后就运动，然后就下乡。等到有一天招工回城，已经错过了继续深造的黄金岁月。但她也有引以自豪的经历：她对爷爷陈独秀，从小就有一种天然的仰慕。招工后，一有空暇，就千方百计收集爷爷的资料。爸爸不许，小心翼翼地告诫她：“孩子，你爷爷的事，是国家大事，自有国家来搞，你千万不要插手！”长璞不听。偏想：“我爷爷的事，我不做！谁做？”从此她就瞒过父母，把收集、整理资料的地点，由家里改到单位。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结果，单位改换了几家，她的研究，也上了几个台阶。如今，她是安庆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也是研究陈独秀的一方权威。
访问长璞，适逢她因腰病住院。长璞不愧是爷爷的隔代追星族，即便卧病在床，只要一说起爷爷，她立马就神思飞越，激情澎湃。印象最深的，是她讲到一九九四年，爷爷的老朋友、艺术大师刘海粟举行百岁庆典，她前往上海祝贺。在海翁家里见到爷爷的手迹：“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这是爷爷当年在南京坐监，应前来探望的刘海粟的要求，当场书赠的。海翁告诉她：我一进监狱，见到你爷爷，就握着他的手说，“你伟大！”你爷爷回答，“你伟大！敢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还大声抗议，说，“蒋介石要我反省，他倒要反省！”也许是触发了沉沉家世，悠悠国运，长璞今天谈起，犹然情不能抑，热泪泉涌。
6
前文说到，鹤年当初远走香港，一去不再回头。这只能说明他晚年的心性。早先，应该不是这样。否则，你又如何解释建国伊始，他把妻子许桂馨和四个子女，统统送回北京？
做梦也没想到，这竟是一条心寒骨惊之路。
鹤年的大女儿祯祥，回内地时，还只有十二岁。赶上抗美援朝，她踊跃报名。她太小了，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但她的心劲，得着时代的确认。很快，她就成了少年行列中的青年团员。祯祥尔后读中学，读师范学院，一直担任班上的干部，并且梦寐以求地争取入党。一九五七年整风，她竭忠竭诚、尽心尽力地靠拢组织。哪知，愈靠愈远，最后反靠成了“右派”。
起因，是她响应上级号召，给所在学院提了一些纯属竹头木屑、鸡毛蒜皮的意见，譬如什么“图书资料太少”、“新教师的教学质量有待提高”等等；而根源，却在弥漫朝野、愈演愈烈的血统论。且看人们对她的定性批判——
“你祖父是陈独秀，你父亲在香港，你反党是有意识的，你是天生的右派！”
天啊，这就叫在劫难逃！
母亲许桂馨惶惑了。她该怎么办？要怎样才能向年轻的共和国剖示自己的赤诚？又要怎样才能保护另外三个孩子免遭厄运？
利剑断腕，快刀斩麻，许桂馨狠狠心，和滞留香港的丈夫解除婚约。
没曾想，离了婚，依然摆不脱陈氏家族的阴影。“文革”，大女儿祯祥，受到更残酷的批斗，连累她的丈夫刘邵也被迫害致死；二女儿祯荣，因为在思想汇报中说过“对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便被上纲为“替陈独秀翻案”，而后又被一脚踹成“五一六”分子；三女儿祯庆，在买毛主席像章时，脱口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从此祸从口出，沦为现行反革命；小儿子祯祺，一九六八年去内蒙插队，一去就是十三年，不管他如何玩命表现，就是招不了工，回不了城，更不用说入党、提干、上大学。
难怪陈鹤年多年来望北却步。
以后的日子当然有大变化。个人的大变化从属于客观环境的大变化。原子时代、宇航时代的全方位观照，绝对优于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大字报加红袖章的时代；无论是审美，还是审丑。
变化之一便是陈独秀的显影。且看《红色后代》一书披露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插曲——
一九九一年八月，祯祥去香港探望老父。
祯祥说：“爸，今天陪您看场电影。”
鹤年摇头：“你自个去吧。我都三十年不进影楼了。”
“今天您一定要去，这是内地拍的片子，讲的是我爷爷。”
“那就更不能去。内地都是说你爷爷坏话，拍电影也是糟踏他。”
“这部不同，是新拍的，您还是去看看吧！”
架不住劝说，鹤年终于随女儿走进了影院。片名《开天辟地》，上下集，长达三个小时。然而，年届八十的陈鹤年，一开头就被吸引住了。在整个放映期间，他一直屏息凝神，挺胸端坐，没有靠过一下椅背。
片终，鹤年痴痴地望着银幕，半天，不说一句话。
他在想什么？是为了首次在银幕上看到父亲叱咤山河的高大形象而血波鼎沸？或是为了首次看到生母的光辉艺术造型而心旌摇曳？还是勾起了他也曾有过的那一段段慷慨激昂，金戈铁马？……
可惜，鹤年因为年老体弱，最终也没能回内地观光。倒是他在建国初期返回北京的子女，一个个，除了老二祯荣，如今都已作孔雀东南飞，重新回到了香港。
7
陈独秀祖传的老屋，已从安庆城内彻底消失。所幸，郊区还保留有他的坟墓。
墓地遭际，也是人世荣枯的投影。
陈独秀一生结过三次婚，元配为前清安庆统领高登科的长女高晓岚，再婚为高晓岚的妹妹高君曼，晚年又与女工潘兰珍同居。独秀大概是在辛亥革命前后，背弃晓岚而与君曼结合，并双双搬居他乡。独秀的发妻晓岚，则一辈子苦守在安庆老家。晓岚生前，在城外叶家冲置了一块茔地。她嘱咐儿子松年：我死后，就埋在这里。墓旁留一块空地，将来你爸爸百年归天，务必要和我合葬。
哀哀此心，生不同林，死要同穴。松年谨遵母嘱。一九三０年，高晓岚在凄凉寂寞中谢世，葬于她预先买下的茔地。十二年后，陈独秀在江津病故，就地安葬于康庄。又过了五年，松年扶先父灵柩回原籍，与先母合冢。
所谓合冢，也就是一丘黄土，外加半截石碑。为安全计，碑上不敢刻“陈独秀”的大名，用的是他科考时的用名“陈乾生”。从此，每年清明，松年都要带儿女上坟。当然是偷偷的，尽量避开熟人的耳目。到了六十年代初，连偷偷摸摸的祭祀也被迫停止。直到十八年后的一九七九年，他才再次前往。那天，他在坟山上左找右找，整个茔地都不见了，更不用说祖坟，石碑。
斜阳衔着滴血的哀伤。恐惧荆棘般扎满松年的心。
幸亏遇到当年抬棺的一位老农，帮他在杂木林中找出祖坟。这回留个心眼，他选择了墓旁一株笔直的青杉，在齐眉的高度，剥去巴掌大的一溜树皮，作为记认。然而，当他下次再出现在茔地，甭说作了记号的那株青杉，整片树林都遭人砍伐，只剩下一截截残桩。
这样下去不行！松年啊，你要是连祖坟也保全不了，又如何对得起父母的在天之灵！
可是，不这么办又怎么办？谁会理睬脚下这一丘黄土？谁会理睬墓主陈乾生？
突然，一个大胆的念头，从荒烟蔓草间腾起：何不干脆公开墓主的身份，争取政府的保护？
松年于是向安庆市有关部门写信，报告原委。这封信，写得正是时候，很快就有答复，很快就见行动。一九七九年十月，值陈独秀诞辰百年之际，安庆市政府拨款，协助陈松年重修祖坟。
尽管款额有限（统共才花了几百元，包括清理荒秽，平整墓地，挖土垒坟），行动却带有石破天惊的历史性，侧身荒废的陈独秀之墓，终于熬过了遮遮掩掩的日月，堂而皇之地向世人公开。
修复是以延年、乔年、松年和鹤年四人的名义进行的。墓前嵌碑，上刻：
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经历了生前身后无数次的“大考”，“陈乾生”的科考名再度完成使命，退出草莽，“陈独秀”的大名又开始重见天日。
一九八一年，松年的小女儿长璞，为爷爷的若干历史遗留，径直上书中共中央。小平同志阅信后，就其中提到的坟墓一节，作出如下批示：
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并望报中央。
这就引发了第二次修葺。鉴于小平同志的批示，没有涉及对墓主的任何评价，经办人员在设计方案时，着实费了一番苦心。结果，土丘改成水泥，四周铺以石板，围以石栏；碑高及人，上镌“陈独秀之墓”（注：既非同志，亦非先生）。而墓顶却维持裸露，一任黄土冲天，杂草疯长。人说，这是象征盖棺而未论定。不知这是出自哪一位天才的构思，或联想？
是说也有道理。一个大起大落、毁誉交加的复杂人物，常常要等时间老人剔伪存真、删繁就简几十年几百年，才能完成最后的造型。
如是又经过了十多载夏雨秋风。此番，我迢迢千里前往拜谒，浮现在青烟绿霭中的，是新近又加以扩修了的墓园。墓为圆顶，高四米，直径七米，通体用汉白玉砌成。四周石板，石栏，石阶，用的也是上等白石。占地达一千多平方米。石碑愈见高大，上面镌刻的，仍然是“陈独秀之墓”五个孤单单的大字。
“这只是首期工程，”陪同我的安徽省人大常委、诗人卞国福先生，指着四下里的山坡、林木，介绍说，“还有二期，三期。规划中，要修成一座很壮观的陵园。……”
2001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