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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勇 李玲玲:商代王位继承制的特质

更新时间:2021-04-18 00:10:21
作者: 杜勇   李玲玲  
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为帝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阳甲,是为帝阳甲。”[21]其中祖丁死后所立弟南庚,为叔父沃甲之子,就是他的从兄弟。南庚死后,阳甲继立,也不是南庚亲兄弟之子,是从兄弟祖丁之子。整个有商一代只有南庚和阳甲的继位,属于从兄弟或从兄弟之子。是时正值“九世之乱”,政治上处于混乱和无序状态,故有偏离常轨的现象出现。

  

   婚姻形态上的嫡庶之分,是为王位继统法的需要而设定的。在王位继承制上,严格意义的嫡庶制还有进一步的嫡庶之别,这是需要注意的。《仪礼·丧服》:“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贾公彦疏:“庶子,妾子之号,适(嫡)妻所生第二者是众子,今同名庶子,远别于长子,故与妾子同号也。”[22]这就是说,庶子除了指庶妻所生之子外,嫡妻所生嫡长子的同母弟(嫡昆弟)也是庶子。又《周礼·司服》贾公彦疏云:“王礼亦适(嫡)子死有适(嫡)孙,适(嫡)孙死有适(嫡)曾孙,向下皆然也。”[23]商代王位继承排除了庶妻之子,但作为嫡昆弟这一部分庶子,却与嫡长子一样都有继承王位的资格,这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嫡庶制了。从这个角度看,王国维说商人无嫡庶之制,并没有错。因为商人嫡庶制的实行,并未从婚姻形态到王位继承一路贯彻到底,走到一半就中止了。

  

   由于王位继承对嫡子本身不再区分嫡庶,当然也就无法形成大宗、小宗有别的宗法制。有的学者认为,“同是商王而直系旁系是有别的,这种区别就是宗法制的反映”。[24]实际上,商王有直系、旁系的区分,是以有无王子继位为标准的,并不是对嫡子再分嫡庶的结果。所以周祭祀谱中有的直系先王并不是嫡长子,如大庚、大戊、小乙、祖甲、康丁等;而有的旁系先王却是嫡长子,如沃丁、小甲、阳甲、廩辛等。自大庚开始,商汤嫡长一脉即告中断。继之嫡长与庶子二脉交织,至武乙时才稳定在嫡长一脉,不过此时已非殷初的嫡传了。这种状况与周代嫡长子继承制相比,是迥相异趣的。王国维说商无宗法,道理就在这里。

  

   要言之,商代虽有嫡庶之制,但并不彻底也不完备,具体表现在有不少商王是通过兄终弟及的途径得以加戴王冠。由于王位传承施于所有嫡子,不足以牢固确立嫡长子的特殊地位,因而也不能形成大小宗有别的宗法制度。

  

   三、王位传子的基本规则

  

   在兄终弟及制下,当无弟可传之时,王位必然传位于子。但这个“子”到底是“兄子”(长兄之子)还是“弟子”(季弟之子)?有无基本规则可循?学者意见不一。

  

   在王国维看来,“其以子继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王氏统计,为弟之子者,有小甲、中丁、祖辛、武丁、祖庚、廩辛、武乙七人。[25]而为兄之子者,他只列举了祖丁、阳甲二人,而且阳甲还是从兄之子。然据周祭卜辞可知,祖辛为祖乙之子,非其弟之子。中丁不是季弟雍己之子,而是次兄大戊之子。至于为兄之子者,除祖丁、阳甲外,还应包括大甲、祖乙在内。大甲之父大丁虽因早逝未能继位,但在亲属关系上依然是外丙、中壬之兄子。祖乙为长兄中丁之子,非中丁季弟河亶甲之子。王氏把“九世之乱”时两位兄子继位作为特例,意在证明弟及制的内涵:一是兄终而后弟及,二是子继亦为弟子。

  

   杨升南先生坚决否定这个说法,他认为从大乙到阳甲八世,为传兄之子(沃丁不计,仲丁非常法例外)。从武乙到帝辛四世为嫡长子相传,亦可视作传兄之子。只有从小乙到康丁四世,为传弟之子。因而他的结论与王国维恰好相反:其以子继父者,“多为兄之子”。[26]

  

   这两种意见是通过统计方法得出的。由于各自用以统计的标准有宽严之异,产生分歧是必然的。王位继承制作为君主制国家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古今中外都非常重视,常有成文法予以规范。1356年颁布的《黄金诏书》说:“自此至将来任何时候,诸卓越而宏大之选侯领地……长子应为彼等之继承人,除非长子为心志失常之人,或白痴或有任何其他缺陷而不能君临人民者,否则一切统治权与领地均应属于彼一人。如有上述情形,长子不能继承,则余等命令,如此家庭有次子,应由次子继承,或由死者之长弟或其他在俗戚属继承,但必须为父系之直系后嗣。”[27] 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随即在1701年制定了《王位继承法》,规定了安妮之后可以继承王位的人选范围,禁止天主教徒继承王位。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也可看到查理四世对诸侯继承人的具体规定。《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28]这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诏令形式颁布的皇家继统法,父子相传为一世,世世代代由嫡长子继承皇位。至于商朝是否曾颁布过此类继统法,今不可知。但商汤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和措施,至少会作为一种政治传统或成例为后世所遵循,从而成为历史上所谓“汤法”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商代继统法的制度内涵,或许要比包含各种变数在内的统计更可靠一些。

  

   《史记·殷本纪》载,汤立嫡长大丁为太子,大丁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由于大丁早逝,汤死后由外丙继位,外丙死后由中壬继位,中壬死后则由其兄子大甲继位。这几位商王不是汤之子,就是汤之孙。他们的即位次序无疑出自商汤生前的政治安排。不管当时伊尹如何受汤的信任,或者伊尹的权势有多煊赫,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他都不可能擅作主张,也不可能不依照汤的遗志办事。这就是说,从大丁到大甲的王位继承过程中,可以体现商汤确定的王位继承原则:先王死后,由嫡长子继位,继之诸弟顺次即位,待无弟可传时,再传长兄之子继位。其核心内涵是嫡长子与嫡昆弟依次继位执政,而下一世犹自嫡长始。这项政治原则的主要适用范围当然是商王室,但在殷代贵族身份与财产的继承过程中也多少可以看到一些踪迹。现藏于英国的一片家谱刻辞记载:

  

   儿之先祖曰吹,吹子曰图片,图片子曰图片,图片子曰雀,雀子曰壹,壹弟曰启,壹子曰丧,丧子曰养,养子曰洪,洪子曰御,御弟曰图片,御子曰图片,图片子曰图片。(《库》1506,《英》2674正)

  

   此片为黄祖卜辞。辞中名叫“儿”的贵族追溯自己的家世,其先祖始自吹,十一世中主要是传子,但有两次属于传弟,即“壹弟曰启”“御弟曰”。在“启”与“”死后,身份与财产的继承权又返还长兄之子的手中。这种情况与成汤确定的王位继承法正好相一致。

  

   不过,这样的制度设计有一个非常脆弱的地方,那就是在君主权力的诱惑下,很难保证季弟把王位再传到兄子手中,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商汤死后,由他信任的政治盟友伊尹掌理朝政,可以依照他的政治安排,有序进行交班。但后来的事情发展,便不免有了变数。范文澜先生认为,“大庚传自己的儿子小甲,破还位长兄子的例,大戊传自己的儿子中丁,又破一次例”。[29]大庚死后并未把王权交给长兄沃丁之子,是否违法乱制还不好说。因为历史上对大庚并无这方面的指责,故不排除沃丁膝下无子,大庚才让自己的儿子小甲继位。但中丁的情况有所不同。据周祭卜辞显示,大戊不是雍己之弟,而是小甲之弟,雍己次兄。故中丁既非弟之子,亦非兄之子。他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上,要继承王位完全没有先例可循。估计中丁是通过使用非法的暴力手段,才登上王位的。故《史记·殷本纪》说:“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30]司马迁这个说法是有史料依据的,并非从周制生出来的想象。

  

   中丁死后,大体上仍是弟及而后传位兄子。只有祖丁死传从弟南庚,南庚死传从兄之子阳甲,严重背离法统。由于中丁的继位公然违制,所以他的后裔也不可能安分,相继展开了争夺王位的激烈斗争。这从中丁以后都邑屡迁,即可看出端倪。“迁徙和外来侵略是破坏习惯的强大力量,因而也是产生政府需要的强大力量”。[31]频繁迁徙都邑,正可成为打破习惯、战胜对手、加强王权的重要手段。自成汤居亳以后,殷都五迁,其中四次迁都发生在“九世之乱”期间。此即中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南庚迁于奄。平均两个王就有一次迁都,足见“弟子或争相代立”的权力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动乱持续时间很长,都城屡迁,国力益衰,疆土日蹙,贵族国家联合体的统治力、凝聚力和向心力都受到极大削弱,以至“诸侯莫朝”。

  

   “九世之乱”后,商代王位继承制的传统习惯遭到严重破坏,原来以子继父的是兄子,从小乙开始则一变而为弟子,再从武乙开始由弟子二变为嫡长子。子继者的亲属关系虽有变化,但在武乙之前基本上保持兄终弟及的格局,从而显现出商代王位继承制的特质。

  

   四、商代继统法的利与弊

  

   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从《史记·夏本纪》看,夏朝王位继承以传子制为主,间有传弟或传从兄弟者。如太康崩,弟中康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厪立,帝厪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孔甲即帝厪的从兄弟。与夏朝相比,商代的王位继承制表现出两点差别:一是传弟不限一人,直至无弟然后传子。二是原则上传子为嫡长之子,而不是传弟之后弟亦传子。

  

   商朝何以开国之初就实行兄终弟及制?或许商汤未及深谋远虑,甚至不免为形势所迫。太子早逝,若以太孙继位,太孙大甲年幼,对治理新建国家,巩固新生政权,将会产生诸多不利。而采取弟及制,在外丙、中壬先后继位后,太孙长大成人后再继王位,则有利于提高其执政能力。加之整个过程有商汤深为信任的大臣伊尹从旁监控,可以保证最高权力的平稳更替,有效巩固殷人天下共主的地位。商汤这样的政治设计,实际是确立了王位兄终弟及制的基本原则,保留了后世子孙循此前行的政治路标。

  

   应该说,兄终弟及也是有其制度优势的。由于弟及王位者年龄相对大一些,执政经验更为丰富,执政能力有所增强,对于应对各种复杂的政治局面,维护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自有其积极作用。后世立君,也常常有这样的考虑和方案。如《左传》文公六年(前621)载,晋襄公死,太子年幼,权臣赵盾考虑晋国多难,欲立长君,准备让襄公之弟公子雍从秦国回来主持国政。公子雍“好善而长”,赵盾认为“置善则固,事长则顺”。[32]后因襄公夫人抱着太子号啼于朝,卿大夫畏之,只好仍由太子继位,是为晋灵公。又《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前516)载,楚平王去世后,令尹子常想立子西为王,立足点也是“立长则顺,建善则治”。[33]只是子西不从,其事未果。这说明弟及制由年长者继承王位,对国家治理是不无裨益的。此外,兄终弟及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防止兄弟之间对王位激烈相争,祸起萧墙。因为作为嫡子,迟早都是有机会继承王位的。故王国维说:“然使于诸子之中可以任择一人而立之,而此子又可任立其欲立者,则其争益甚,反不如商之兄弟以长幼相及者犹有次第矣。”[34]

  

不过,凡事总是有利有弊的,兄终弟及制也不例外。其弊端可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从弟及角度看,同为嫡子,年龄差别不会很大,若等到长兄死后再由诸昆弟次第继位,他们执政的时间一定很短暂,设若健康出了问题,也可能连即位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有可能在诸昆弟中滋生各种阴谋,并以合法的旗帜为掩护,引发提前夺取王位的政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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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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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2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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