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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华新:耀邦,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更新时间:2021-04-16 23:15:04
作者: 祝华新  
把我逼得无路了!”

   据余焕椿回忆,耀邦后期同人民日报的蜜月也逐渐变得苦涩起来。书记处有一次开会讨论人民日报问题,耀邦忽然说:“我对人民日报是回避的。”话中包含着许多难言之隐。

   人民日报上的耀邦形象

   富于青春活力,演讲时动辄激动地站起来挥舞拳头,在官场显得异类却很受年轻人喜爱的胡耀邦,在人民日报上留下过一些清新的记忆。

   他曾用富有感染力的语气说:“我们的国家处在地球上气候最优良的地带”(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胡耀邦同志在全国青年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在座的各位年纪有大有小,但是我们大家都是二十世纪的中华儿女。由于粉碎了‘四人帮’,现在我们大家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掌握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一首歌,叫作《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的确,我们现在是在阳光灿烂的大道上前进。”(1979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华国锋等同志接见文代会代表》)

   “我们的事业能不能成功,能不能在一二十年内取得为后代人称赞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在中国现在政治舞台上的近二千万干部、三千八百万党员、几百万解放军和几千万共青团员。”(1981年2月2日人民日报《胡耀邦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

   1984年,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击败美国队,首次实现“三连冠”,举国欢腾。中美女排决赛结束时,耀邦正在北戴河欢宴朝鲜总理姜成山,得知喜讯,连声说:“好!好!”耀邦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姜成山。两位领导人站起来举杯对中国女排获得奥运会金牌表示祝贺。姜成山说:“中国运动员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献了一个礼。”耀邦风趣地说,“赢总是好的嘛!”(1984年8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

   197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据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保育钧透露,这位未署名的老干部就是耀邦。对青年和知识分子,耀邦向来不喜欢强势的“教育”姿态。耀邦说:“教育青年的办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宽,这是我几十年工作经验的总结。”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位诗人给耀邦写信,说现在只讲思想解放,不讲思想改造了,我觉得对知识分子还是不能丢了“团结、教育、改造”。在今人眼里,诗人可能是对当年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心有余悸,而产生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难能可贵的是,耀邦表现出走过雪山草地的老共产党人深邃的历史感和光明澄澈。《人民日报》1982年10月21日头版的社论《当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关键》,大段引用的实际上是耀邦的原话:

   “现在有些同志谈到知识分子政策时,还沿用建国初期提出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口号。这是时代的错误。现在,我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工作、学习了几十年。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说团结知识分子,那就同团结工人、农民一样;如果说教育知识分子,那就同教育工人、农民一样;如果说改造知识分子,那就同改造工人、农民一样,不应该也不必要在工人、农民之外单独提出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口号。

   有些同志说,现在还要提这样的口号,是因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人人都需要改造世界观,世界观的改造是一辈子的事。谁都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已经完全改造好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不是说我们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已经不需要再改造了,而是说,对待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应该同对待工人、农民的世界观问题一样。问题的实质在于,某些同志至今仍然把知识分子当作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来对待,而不是像党中央那样,把知识分子看作同工人、农民一样,是我们党的依靠力量。”

   近四十年过去,耀邦对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的满腔热忱和博大胸襟,是党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似乎也已变成一种稀缺资源。

   人民日报率先披露耀邦不葬八宝山

   耀邦去世那天,人民日报记者魏亚南正在江西共青城采访,适逢共青垦殖场和中国农村信用社合办的全国第一家农村产业集团——鸭鸭集团成立,庆贺之时广播电视里突然响起耀邦去世的哀乐,全场惊愕,喜庆顿时变成了哀悼。有的放下手中的酒杯起立默哀,有的禁不住掩面流泪。成立大会原定施放的焰火熄灭了,安排好的舞会取消了,人们自发地扎花圈遥致哀思,前往北京吊唁的代表准备打点上路……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于维忠,是1955年到这里垦荒的第一批上海知青。他告诉魏亚南,当初98名上海知青来到这里不到四十天,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就赶来看望大家。(1989年4月22日《共青城的哀思》)

   耀邦追悼会会后,于维忠在北京下榻的前门宾馆给魏亚南透露了一个秘密:胡耀邦的骨灰还要送到共青城来。“这件事已经得到中央批准,我们这就回去安排。”于维忠回到共青城后,又给魏亚南打来电话,动情地述说了耀邦子女在共青城选择墓地的细节。于是,魏亚南含泪写下了《身后一片情依旧——胡耀邦墓择址记》(1989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正式披露了这件令人动容的事:

   耀邦逝世前,一次偶然的家中聊天,他谈起了自己身后的愿望:“我死了,不想到八宝山去。我希望共青城的青山绿水能成为长眠的地方。”说者有心,听者有意,夫人李昭真真切切地记下了这句话。

   魏亚南的报道见报后,引起热烈反响。他接到人民日报副总编兼海外版总编余焕春打来的电话,要他马上到5号楼钱李仁社长办公室来一趟,说社长有急事找你。推开门,只见老钱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大余平静地说明情况,原来耀邦的夫人李昭刚才来电话询问《胡耀邦墓择址记》一文的情况,钱社长没有当即回答,说等向记者了解一下后回复给她。

   听了魏亚南的详细说明,大余与钱社长低语片刻,让魏亚南把刚才与他们讲的直接向李昭陈述,看她对这篇报道有什么话要说。联系上耀邦秘书后,过了一会儿,办公桌上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魏亚南当着两位社领导的面赶忙抓起电话,两位领导也凑上近前,只听话筒里传来了对方热情明快的声音:“我是李昭啊。你就是《身后一片情依旧》的作者吗?”

   “记者同志,我打电话给你们,是向人民日报和你表示感谢的。你的这篇文章写得好,我们全家都看了,真的谢谢你呀!本来我想,文章发表前要是给我看一下就好了,免得出什么差错,我也好心里有个准备。现在看来没这个必要,文章没有什么问题。你不用担心没有知会我了,我不怪你。告诉老钱,谢谢你们,谢谢了!”

   魏亚南的心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老钱和大余同样听得明白,自然也是释然一笑。魏亚南这时才充分理解了李昭老人家给报社来电话的本意。原来,她见了这篇文章,马上给报社打电话,是为了自己心里有个底儿,有个准备,以便更好地应付可能出现的麻烦,根本没有责怪报纸和记者的意思。魏亚南事后写道:至此,我打心眼里钦佩老人家,心思缜密,从容应对;更敬重她对此事表现的不避风险、敢于担当的精神;尤其感谢她支持丈夫深明大义选择的身后安排。

   魏亚南没有写入报道的一个细节,是于维忠在北京时讲述:耀邦对一些极左分子嫉恶如仇。他早就向我们表示过身后不愿意去八宝山,希望到与青年们一起奋斗过的共青城,在那里的青山绿林里安息。

   “解放了的人”不希望死后被束缚

   据魏亚南采访报道,1989年4月28日,胡耀邦的大儿子胡德平、女儿李恒(满妹)带着父亲的宿愿和家人的嘱托,来到鄱阳湖畔、敷阳山上,为胡耀邦选择最终的归宿。

   一些老垦荒队员听说耀邦家属考虑国家经济困难,主张丧葬从简,纷纷要求为他们所挚爱的人解囊捐款,同时希望能将耀邦安葬在共青城最好的地方。北京举行耀邦追悼大会后不久,江西省委书记、省长就来到共青城,为耀邦墓地预备了几个选址。

   4月28日,胡德平、李恒首先来到了共青城中心,一处原计划辟为公园的山岗。这里风光秀丽,绿树娉婷、芳草滴翠,一汪珍珠湖波光粼粼,真是个宜人的休憩胜地。在共青人心里,耀邦安息在这里再好不过了!然而,德平、李恒不用踏勘,便否定了这个选址。李恒说:“父亲生前最怕侵害群众利益,死后也不能与人民争地。不要因父亲墓地改变共青城的规划,这里还是留给人们作公园更合适。”

   一行人离开城中心,来到周围几座山岗,只见处处黑绿的杉木林郁郁葱葱,都是精心绿化过的。人们望着山上的树木,当年耀邦与第一代垦荒队员住茅棚,点篝火,开荒种树的情景宛若眼前。不料,几处苍翠的山岗都没被耀邦家人认可,他们认为:“在绿化过的山上修墓,免不了砍掉一部分树木。爸爸虽然钟爱大自然,喜欢树木,但为了一个死去的人破坏已有的树木,他心里会不安的。”

   人们打着雨伞,踏着泥泞的红土地,在方圆42平方公里的共青城范围内继续选址。走到城东南两华里的地方,山坳中间一座高40多米的荒山呈现在人们面前,据德安县志记载它叫敷阳山。登上山顶,鄱阳湖一望无际,共青城尽收眼底。

   “这里很好,就选这里吧!”德平与妹妹环顾左右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墓址,定在这荒山岗上。德平、李恒依照父亲生前的意愿,又当场宣布了建造胡耀邦墓地的希望与要求:不能因父亲墓地大兴土木;在世时,父亲的负担已经够重了,死后不要把灵堂、纪念馆等建筑物压在他身上了;父亲生前是个解放了的人,他希望死后也不要被大理石或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墓穴缚住,只须将骨灰深埋地下,让他与养育过自己的土地融合到一起;地面不必竖立高大墓碑,塑个半身像,基座不一定要碑文,刻上少先队、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徽志,象征他从参加儿童团、共青团到共产党的革命一生;如果考虑到有人要来凭吊,可修一遮阴避雨的纪念亭。(《身后一片情依旧——胡耀邦墓择址记》,1989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2019年我到江西共青城出差,魏亚南嘱我打听于维忠的下落,当地人告诉我,于维忠已过世了,生前是九江市人大副主任。耀邦骨灰到共青城时,就是他迎接的。

   耀邦的遗愿仿佛提示了一个时代的宿命,光明澄澈的领导人,把青年拓荒者的园地作为最后的归宿。我们的青春年代,曾经的愿景和豪情,也永远地凝结在眼前的青山含黛、茂林修竹、湖水浩渺中。学者金观涛42前曾在中国青年报写道:“我们是最后的,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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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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