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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有:冯友兰“普遍性哲学”思想探析

更新时间:2021-04-15 14:59:05
作者: 刘成有  
冯友兰的思考也日益独立、解放, 特别是最后两册中的一些分析, 充分表现出了冯友兰的“文化自觉”。比如他对曾国藩、洪秀全评价的“非常可怪之论”, 就明显体现着突破阶级、民族局限性的特征。他说:“中国维新时代的主题是向西方学习。进步的人们都向西方学习, 但不能倒过来说, 凡向西方学习的都是进步的人们。这要具体分析, 要看他要学习的是什么。中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 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 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这个缺点的斗争中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 并不是西方的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全国, 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个评价……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他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 这就是一个大贡献。”曾国藩“也有大过, 那就是他开创并进行了以政带工的方针政策。西方国家的近代化走的是以商带工的道路, 这是一个国家从封建进入近代化的自然道路。曾国藩违反了这个自然道路, 因而延缓了中国的近代化, 这是他的洋务派思想。……曾国藩的功是阻止中国中世纪化, 他的过是延缓了中国的近代化”。(1989年, 第2-3页) 冯友兰用两章的篇幅 (第64、65章) 重点分析了洪秀全、曾国藩的思想、实践及其历史功过。(同上, 第56-95页) 这种分析虽然与当时流行的看法迥异, 但实际上体现着冯友兰一贯的思路, 即用“普遍性哲学”的“现代化”看待中国传统哲学, 并自觉提供“自己”对于中国思想历史“事实”的“意见”。尽管自己的看法可能会“有人不以为然, 因之不能出版”, 但他宁愿“吾其为王船山矣” (1999年, 自序) , 即使著作“藏诸深山”也一定要“修辞立其诚” (同上, 校勘后记) , 写出自己内心的真实认识, 这表现出了一个哲学家的高尚情操。

   三、“九九归一”的“文化自觉”

   冯友兰最后10年的哲学思考, 学界有较多的评价, “恢复自信”2、“回到张载”3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不过在我看来, 上述两种看法在冯友兰身上实际上是统一的。“回到张载”, 是冯友兰对于中国哲学精神境界追求的自觉认同, 体现着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自觉”;“恢复自信”, 是冯友兰对于以前自己探索“普遍性哲学”的一贯坚持。换句话说, 在晚年的冯友兰看来, 中国不仅有自己的哲学, 而且还有比西方哲学更为“优胜”的特色。因为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反思”、“精神活动的反思” (1982年, 第9、26页) , 与科学的最大不同, 就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作为“无用之大用”4的哲学, 正是具有自觉能力的人的人生“受用”的核心。因此, 冯友兰对于中国哲学精神境界的解说, 对于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分疏 (1996年, 第568-649页) , 所强调的不仅仅是中国哲学的特征, 而且也是中国哲学蕴涵着的人类“普遍性哲学”的特征。他对于张载“仇必和而解”之“客观辩证法”的确认, 体现着他对人类哲学普遍性的理论诉求, 反映着他对人类社会未来出路的思考。他断言:“‘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 现代的社会, 特别是国际社会, 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 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1999年, 第254页) 显然, 这种分析不是对于中国哲学“民族性”的强调, 其落脚点是“世界哲学的未来”——“普遍性哲学”。

   冯友兰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思想, 具有明显的“文化自觉”的性质。但这种“文化自觉”并不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真正的“文化自觉”应该是在清醒而深刻地了解民族文化内在优劣得失、清晰而准确地把握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基础上, 对民族文化既能克服妄自菲薄、也能避免妄自尊大的理性态度。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见方李莉, 第30、75-85、90页) , 固然是一个其乐融融的理想境界, 但清醒地看到彼此的缺陷, 也应该是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重要内容。尽管对于“仇必和而解”这一“客观辩证法”在西方哲学史中的具体体现或者如何成为世界未来哲学的主流等问题, 冯友兰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说, 但这一思想的理论贡献及其现实价值, 尤其是对当代中国“和谐价值观”的培育之功, 值得高度重视。如果进一步从“普世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 冯友兰对于“普遍性哲学”的思考, 更是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蔡仲德, 2000年:《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陈独秀, 1919年:《本志宣言》, 载《新青年》六卷一号。

   方李莉编著, 2005年:《费孝通晚年思想录:文化的传统与创造》, 岳麓书社。

   冯友兰, 1982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 人民出版社。

   [1984]年:《三松堂学术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 人民出版社。

   [1996]年:《贞元六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三松堂自序》, 人民出版社。

   [1999]年:《中国现代哲学史》,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中国哲学史》上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三松堂全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金春峰, 2004年:《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 中国言实出版社。

   梁漱溟, 1999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商务印书馆。

  

   注释:

   1 按照《冯友兰论文目录索引》提供的线索, 该文第1-11章的名称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 (英文) , 第12、13章的名称是“一种人生观”。(见1984年, “附录”) 按照蔡仲德整理出版的《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 1924年10月, 《一种人生观》作为《百科小丛书》第72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三松堂全集》第1卷中, 则题名为《人生哲学》 (《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 又名《天人损益论》) 。(见蔡仲德, 第64页)

   2 此论以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的看法最有代表性。蔡仲德主张冯友兰思想分三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恢复自我。尽管蔡仲德也说冯友兰的“第二时期并未完全失落自我, 第三时期则于回归中既有修正也有发展。所谓‘失落’、‘回归’是就大体而言”, 但其三期的主张还是十分明确的。(见1999年, 第260页)

   3 此论以冯友兰的弟子金春峰的看法最有代表性。金春峰以“重回境界说”、“回到张载”为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说。(见金春峰, 第227、234页)

   4 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总结”部分, 冯友兰指出:“就人的实际生活说, 哲学中一组一组的对于实际无所肯定的概念, 看着似乎是无用, 但可能是有大用。哲学不能增进人们对于实际的知识, 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1999年, 第239-240页)

  

   刘成有,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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