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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 鹿云:承认理论批判 ——从黑格尔到泰勒、霍耐特

更新时间:2021-04-11 11:13:14
作者: 程广云 (进入专栏)   鹿云  
其代表作《为承认而斗争》(1992)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当下各种社会斗争,如工人阶级、少数民族和妇女争取权利的斗争等,都可以视为“承认斗争”的不同表现形式。主体间的承认关系朝着自由化、平等化和普遍化的方向发展,这是理解和把握当今时代的前提和基础。在后自由主义亦即后现代的语境下,霍耐特致力于建构自己的承认理论,复兴古典的社会冲突和道德斗争的思想。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渊源极为庞杂,根据在他的承认理论建构中的作用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理论内核方面的,即其核心原型是黑格尔耶拿时期阐发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思想,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个则是理论建构素材方面的,处于外层,如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福柯的权利理论等,在建构理论过程中,起到了如话语选择、方法借鉴和思想资源等方面支持和借助的作用。由此,霍耐特力图开辟一条既能重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传统的道路,又能符合社会现实规范要求的路径。对于主体间及个体化的类历史过程的描述,霍耐特一方面继承并改进了黑格尔的承认关系结构,另一方面则开创性地发明了蔑视经验,进而说明社会动力学和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

   霍耐特把“主体间的承认模式”分为三种——“爱、法律和团结”,并努力描述自己的社会承认关系结构。首先,作为情感依附的爱。按照黑格尔的命题,爱必须被理解为“在他者中的自我存在”。霍耐特应用精神分析学的成果,分析了人们由于爱的“本源情感关系”,从一种依存性的状态发展到独立性的状态,从“绝对依赖”到“相对依赖”再到“独立存在”,并因此获得“自信”的过程。其次,作为权利赋予的法律。霍耐特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尊重形式”:第一种情况是“法律承认”,“是对‘个人自由意志’的普遍尊重”;第二种情况是“社会重视”,“是对个体成就的承认,其价值是依据社会认为他们重要的程度来衡量的。”“法律承认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限定个人的构成性,而社会重视的中心问题则是借以衡量特殊个性的‘价值’的评价参照系统的构成性。”前者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亦即法律人格人人平等;而后者则意味着在社会评价上人和人不平等,亦即在人生价值上人和人不平等。因此,不是“社会重视”,而是“法律承认”,使人获得“自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在法律承认的经验中,人们可以自视为个人,与共同体其他成员共有那种品质,使参与话语意志结构(diskursiven Willensbildung)具有可能性。我们不妨把以此种方式肯定地自我相关的可能性称之为‘自我尊重’。”[7]118、120、126最后,作为价值关怀的团结。这一阶段旨在于寻求“社会尊重”的承认模式,其特征在于“社会重视”的目标指向刻画了不同个人特征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源于一个社会在文化上自我理解的价值与目标。这些价值目标的伦理构想是开放而多元的,是随着社会的现代转型而变化的,是由“荣誉”概念过渡到“地位”或“声望”范畴。“先前在公共竞争中荣誉所占有的地位渐渐地为‘地位’、‘声望’等范畴所取代,后者被假设能把握一种尺度,可衡量个体在社会上因其个人成就和能力而被给予的重视。现在,这种承认形式所获得的新组织模型仅仅是指个人价值的狭义分层。这一狭义分层是两个过程所遗留下来的,一方面是‘荣誉’普遍化为‘尊严’,另一方面是‘荣誉’私人化为主观限定的‘诚实’。……‘社会地位’或‘社会声望’,仅仅是指个体在某种程度上帮助社会抽象限定目标的实际实现,进而自我实现并由此赢得社会承认的程度。”“我们可以意味深长地把这种实践的自我关系(在日常语言中通用的表达是‘自我价值感’)称之为‘自重’,与‘基本自信’、‘自尊’范畴并列。”[7]131-132、134爱、法律和团结三种主体间的承认形式,分别对应着自信、自尊和自重三种实践自我关系。“所以,自信的前景内在于爱的经验,自尊的前景内在于法律承认的经验,自重的前景内在于团结的经验。”[7]180

   霍耐特是以“个人的同一性”为前提和基础讨论“蔑视”问题的。“‘蔑视’一词所含意义就是人的特殊脆弱性,它来自于黑格尔和米德所揭示的个体化与承认之间的相互依存。”[7]140蔑视形式也就是拒绝承认的形式,包括“强暴、剥夺权利、侮辱”三种。它们都是对个人的“同一性”或“完整性”的侵犯。强暴主要包括虐待、拷打和强奸,剥夺权利主要包括权利丧失和社会排斥,侮辱主要包括人格侮辱和心灵伤害。强暴植根于虐待体验中,它摧毁了个体的基本自信;剥夺权利植根于贬黜体验中,它伤害了个体的自尊心;侮辱植根于羞辱体验中,它剥夺了个体的自重感。“三种蔑视经验,它们的典型特征在于,常常以参照人类肉体败坏状态的隐喻来描述蔑视对个体造成的后果。对拷打或强暴给个人造成影响进行心理研究的时候,常常说到‘心理死亡’。在研究奴隶制度的受害者对付权利剥夺与社会排斥的方式时,通常使用的概念是‘社会死亡’。关于与生活形式的文化贬黜相联系的蔑视形式,我们比较爱用‘伤害’这个范畴。”[7]144这三种蔑视形式在程度上呈现为逐渐递增的趋势,而在范围上又表现为不断扩大的态势。

   从主体间的三种“承认”模式——“爱、法律和团结”,到三种“蔑视”形式——“强暴、剥夺权利、侮辱”,再到“反抗”亦即“为承认而斗争”,是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基本逻辑。“蔑视经验代表了社会反抗和集体暴乱的认识之情感源泉。”“社会反抗和社会叛乱的动机形成于道德经验语境,而道德经验又源于内心期望的承认遭到破坏。”霍耐特区分了两种“关于社会冲突的逻辑”,第一种“功利主义的冲突模式”,认为“社会冲突”“服从利益追求的逻辑”;第二种“承认理论的冲突模式”,认为“社会冲突”“服从道德反应的逻辑”。“在始于集体利益的冲突中,我们分析的是争夺稀有产品,而在始于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集体情感的冲突中,我们分析的则是为个人完整性的主体间条件而展开的斗争。”霍耐特认为第二种冲突模式不应该取代,而应当仅仅补充第一种冲突模式。但是,归根结底,“社会对抗在原则上是根据为承认而斗争的道德模式来理解的。”[7]149-150、170、172、173于是,霍耐特将社会进化的模式描述为:“蔑视”、“斗争”、和“承认”,斗争是一个过程,蔑视是其动力,承认是其目标,结果是创造出爱、契约和互惠的良性社会生活,使个人和社会都行进在通往伦理生活的道路上。在这一道路上,关键在于自信、自尊和自重的发展。

   在重构黑格尔承认学说的基础上,霍耐特围绕着承认与蔑视、蔑视与反抗的关系,阐述了三种主体间的承认模式——爱、法律和团结以及个人认同所遭遇的三种蔑视形式——强暴、剥夺权利、侮辱,并试图阐明蔑视体验是社会反抗的道德动机,从而阐发了社会承认关系结构。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并非原创性的理论,他借鉴了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模型,但却超越了黑格尔的思辨和形而上学特性。他对“承认”、“蔑视”和“斗争”的描述加入了经验的内容,并充分阐述了其间的运动过程,从而明确了个体的自我实现所需要的主体间的条件。在阐释这些条件的过程中,霍耐特形成了有关“伦理生活形式”的概念,即一种批判性的规范标准。

  

   参考文献:

   [1][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德]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谢地坤、程志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 [德]阿克赛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德]黑格尔:《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主编,北京:三联书店,2005

  

   (原载《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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