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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 鹿云:承认理论批判 ——从黑格尔到泰勒、霍耐特

更新时间:2021-04-11 11:13:14
作者: 程广云 (进入专栏)   鹿云  
是“个别性和普遍性的联合”。

   首先,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三一式中,“自我意识自身”是第一个阶段(“欲望的自我意识”)的正题,“自我意识就是欲望一般”;然后是反题,异化为“生命”,“当下欲望的对象即是生命”;最后是合题,通过扬弃这一异化,复归自身,在“自我与欲望”的统一中,“自我意识就是欲望”。[6]117、120欲望的本质是主动性地指向于外,实现于外。这里的欲望是包含着动物的欲望和人的欲望于其中的。动物的欲望以占有的方式成为自我,人的欲望不仅以占有的方式,进而以被他人承认满足自己。因而,通过对欲望的分析,黑格尔就提出了“占有/被他人承认”的问题,从而使费希特的“自我、非我与同一”进入到了经验的范围。因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就表现为:为了得到他人的承认,我首先必须承认他人是同样独立的自我,他人既是我的对象,我也是他人的对象,只有在相互承认对方的自我和对象的条件下,人的欲望才能满足,才能成为真正的自我意识:“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6122

   其次,黑格尔通过“自我意识的独立与依赖”的矛盾分析,提出了“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这由于、并且也就因为它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6]122什么叫做“承认”?黑格尔说:“自我意识的单个性的扬弃是最初的扬弃;它因而就只被规定为特殊的自我意识。这个矛盾产生这样的冲动:表明自己是自由的自身,并且对他者作为这样的自身而定在着,——这就是承认的过程。”[5]226黑格尔反复强调了“为承认而战斗”的著名命题:“承认的过程是一场战斗”;“只有通过战斗才能获得自由”;“要求承认的战斗是一场生与死的战斗”。[5]227、228黑格尔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争取承认的战斗表现为暴力,而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中争取承认的战斗则表现为伦理和法律。

   第二个阶段(“承认的自我意识”)首先是“双重的自我意识”。“它们承认它们自己,因为它们彼此相互地承认着它们自己。”“一方只是被承认者,而另一方只是承认者。”[6]124、125然后是“对立的自我意识的斗争”。“但是根据承认这一概念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对方为它而存在,它也为对方而存在,每一方自己本身通过它自己的行动并且又通过对方的行动完成了自为存在的这种纯粹抽象过程——只有在这种相互承认的条件下,这才是可能的。”于是,“自我意识”就分化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为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6]125、127通过扬弃前面两个阶段,也就到了最后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由于生命是和自由同样重要,所以战斗首先就作为片面的否定而以不平等结束:战斗的一方宁愿要生命和保持自己为单一的自我意识,而放弃其得到承认的要求,另一方则坚持其与自己本身的联系并为作为被征服者的那一方而承认,——这就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5]230这一关系经历了“统治”、“恐惧”、“培养或陶冶”三阶段。大致地说,“统治”涉及奴隶与主人的关系,“恐惧”涉及他们与死亡的关系,而“培养或陶冶”则涉及他们与劳动的关系。

   自我意识的运动仅仅是黑格尔对承认理论的一个设想,只有在主奴关系的辩证运动中才能获得经验支持。在此,黑格尔揭示了主人和奴隶双方各自包含的自我否定因素,展现了相互承认的辩证运动过程。所谓“主人地位的辩证运动”,就是人为自由而以生命为担保,他内在的超越性终于战胜了外在的自然性,成为主人。因此,主人的存在状态在本质上是自为存在,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主人的荣誉就在于被奴隶承认为主人,主人的自由实现就在于对奴隶的统治及其享乐。然而主人对奴隶的统治,虽使奴隶与物相结合,却使自己与物相分离。所谓“奴隶地位的辩证运动”,就是人为生命而以自由为担保,他内在的超越性最终屈服于外在的自然性,成为奴隶。因此,奴隶的存在状态在本质上是为他存在,他是一个不自由、受奴役的人。“于是在这里关于承认就出现了这样的一面:那另一意识[奴隶]扬弃了他自己的自为存在或独立性,而他本身所作的正是主人对他所要作的事。同时又出现了另外的一面:奴隶的行动也正是主人自己的行动,因为奴隶所作的事,真正讲来,就是主人所做的事。……但是为了达到真正的承认还缺乏这样一面:即凡是主人对奴隶所作的,他也应该对自己那样作,而凡是奴隶对自己所作的,他也应该对主人那样作。由此看来这里就发生了一种片面的和不平衡的承认。”[6]128-129但是,奴隶注定扬弃自己的依赖性,获得意识的独立性,如同主人一样。一方面,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奴隶依赖于主人;另一方面,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则主人依赖于奴隶。在劳动中,奴隶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了自身,也从为他存在变成了自为存在,进而实现了真正的相互承认。在主奴关系的辩证运动过程中,主人与奴隶双方对对方地位的意识都发生了根本变化,直到相互承认亦即相互承认对方是主体,而不是我为主,你为客,这样就有了平等对话的可能。黑格尔对这种承认关系的描述蕴含了主体间互惠的要求。这是一个历史的主体,现实地展开于客观精神世界中。在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自我意识与他者意识是相互依赖的。主人与奴隶间为争取承认的对抗最终发展出相互平等的承认关系。由此,黑格尔揭示了承认对人的发展的意义以及人类社会最终实现平等承认的历史必然性。

   黑格尔所谓“主人和奴隶”是在纯粹自然条件下的“主人”和“奴隶”,从而忽略了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历史条件。诚然,战俘从被杀死到被奴役是历史的一个进步,虽然他们的自由权被“蔑视”,但他们的生命权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承认”。然而奴隶并非只有战俘这一来源,还有债务奴隶等等,即使战俘,他们成为奴隶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怕死,而是因为整个奴隶制度使然。但是,黑格尔反而以纯粹自然条件为这一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辩护。他说:“所以,奴隶制和专制统治在各民族的历史中都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并因而是某种相对合理的东西。那些始终是奴隶的人没有遭受过绝对的不公正;因为谁没有勇气冒生命的危险去争取自由,谁就理应是奴隶;相反地,如果一个民族不仅是幻想要自由,而且现实地具有坚决有力的自由意志,那就没有任何人类强力能够使这个民族留在被动的受统治的奴隶制里了。”“与奴隶对立的主人还不是真正自由的;因为他在对方中还没有完全看到自己本身。因此,只有通过奴隶之成为自由的,主人也才成为完全自由的。”[6]232-233、234正如黑格尔的许多其他命题一样,黑格尔的这一命题同样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革命的一面,保守的形式辩证地包含着革命的内容:其一,从奴隶方面说,在生命和自由的两难中,唯有“不自由,毋宁死”,才能获得解放;其二,从主人方面说,奴役别人的人,自己也受到奴役;解放别人的人,自己也得到解放。这就是“为承认而斗争”的两个基本要义。只有同时扬弃“主人”、“奴隶”两个对立方面,才能达到第三个阶段(“理性的自我意识”)。

  

   三、现代承认理论

   承认理论在黑格尔那里并未得到充分发展,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主要是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直到20世纪,泰勒和霍耐特等人返回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模型,激发了人们的思想灵感。对黑格尔承认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回应,一个是泰勒的承认政治,另一个则是霍耐特的承认思想。他们将“为承认而斗争”的重心转移到在道德经验中构造承认和尊重,在人和人之间的相互斗争中获得认同。

   20世纪晚期最重要的时代背景即全球化的兴起,多元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愈益突出。进入后自由主义的当代西方,政治的主要趋势转向对承认的要求,并成为后现代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背后的动力,也是工人阶级、少数民族和妇女的诉求。在其代表作《承认的政治》(1992)中,泰勒以黑格尔为基础,重新解读了承认问题,阐发了承认政治理论,力图解释当下的多元文化现状,他将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思想直接表述为“承认的政治”命题。泰勒集中探讨了认同的含义和现代认同形成的历史过程,并阐述了承认的主题化。从对自我认同的根源的探讨到认同的建构都与“承认的政治”相勾连,他考察了公共领域层面的承认与蔑视,阐发了一种不同于认同政治的承认政治。

   泰勒从自我的研究出发,在研究和分析自我的过程中发现自我的形成和发展既离不开他者,更离不开他自己所处的社群。泰勒强调一个人自我认同的本原就在于他自身,这就是现代自我观念的产生。这里,黑格尔的主体间性理论发生了现代文化的主体性转向。在强调主体性的同时,泰勒的承认理论重视其对话特征。“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是其根本性的对话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思想的起源不是独白式的,不是每一个人独自完成的,而是对话式的。”[7]296-297因此,他自觉地站在对话者的立场或更为广泛的社会立场来表达集体性权利的诉求,把问题从“认同的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转向“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同时,泰勒构建了一种系统地解释现实生活中认同冲突问题的理论模式。“认同(identity)一词在这里表示一个人对于他是谁,以及他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这个命题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认同部分的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地,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7]290这就是说,承认是人类的一种重大需要,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就会对人造成伤害,甚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

   泰勒认为,现代的尊严概念应当成为承认的核心诉求,其基本前提是每个人都享有尊严,因此每个人都应当得到平等的承认。以这个现代尊严概念为基础的“平等尊严的政治”,也就是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而后现代所要求的平等承认形式则需要包容建立在对个人或群体独特性的承认基础之上的“差异的政治”。泰勒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种平等承认的模式——“平等尊严的政治”(politics of equaldignity)和“差异的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这两者都是随着以荣誉为基础的等级制度的崩溃以及平等观念兴起以来的不同表现,共同分享着普遍主义的基础。“这两种政治模式,虽然都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却是互相冲突的。一种观点认为,平等尊重的原则要求我们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种见解的核心是,人之所以要求平等尊重是因为我们都是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们应当承认甚至鼓励特殊性。前者指责后者违背了非歧视性原则。后者对前者的指责是,它将人们强行纳入一个对他们来说是虚假的同质性模式之中,从而否定了他们独特的认同。”[7]305泰勒试图在平等尊严政治和差异政治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既要考虑前者的现实性和合理性,也要考虑后者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具体是什么,他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但是,要求我们承认个人或群体独特的认同,承认他们与所有其他人们相区别的独特性;承认并包容差异,承认并包容不同民族和社群的自我认同的正当权利,促成不同认同的平等地位并使他们具有合法生存空间,这也就是“承认的政治”的重要内涵。

   泰勒把经验的东西引入了承认的概念,并且丰富了承认的政治内涵。一方面,泰勒试图应用承认概念来分析私人领域中自我如何通过和“有意义的他者”的对话和斗争而形成自我认同;另一方面,泰勒又试图应用承认概念来描述公共领域中政治的根本特征,亦即平等承认的政治。平等承认的政治所采取的价值中立化原则恰好适应于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化多元。但正因为如此,泰勒的经验论述遭遇到了形而上学的困境。对此,我们还是应当回到黑格尔的论述,平等承认不是他者给与的,而是个体自身通过实践活动争得的,决不是单纯话语的事情。

霍耐特致力于复兴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他是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三代理论家的领军人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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