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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百年变局与中国政治学的新征程

更新时间:2021-04-11 00:08:18
作者: 朱云汉  
其实严格意义上的普选制与多党制代议民主,在人类政治文明历史长河中只有短暂的实施经验,这种体制能否保证“良好治理”与“长治久安”,仍有待时间与实践的检验。从西方自己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不能把内部社会矛盾移转到外部的话,民主是相当脆弱的;20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欧洲民主体制就因为资本主义危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争夺接近饱和以及社会矛盾激化而崩解。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覆盖的历史经验也非常狭隘,基本上就是西伐利亚和约之后以西方列强为基本构成单元形成的近代国际体系,因此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就无法硬套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东亚[3]。许多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者所推崇的“自由国际秩序”,假设西方国家所推行的价值与行为准则可以成为普遍性的规范,而忽视非西方世界有可能另起炉灶,可以根据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建立新的国家合作模式与规范。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与行为模式来理解其他行动者,不能理解中国领导人倡议的“义利之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美国霸权,包括“霸权稳定论”“安全困境”“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些概念的提出都是基于这个动机。他们用所谓的“自由制度论”与“民主和平论”,为美国主导的霸权体制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他们对于美国霸权体系下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与质量欠佳的问题视若无睹。对于应对新兴全球议题所需要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的态度基本上都是消极与抗拒;美国还不断削弱联合国体系的权威与功能,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失去对联合国会员多数的掌控。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的提款权额度早已严重不足,但美国长期反对认股权增资或比例调整,避免稀释其股权与动摇自己的否决权。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作祟下,世界银行的资本规模长期被冻结,远远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开发融资需求,美国还试图抵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设。但美国国际关系学者避而不谈国际社会如何长期饱受美国制造的国际“公共之恶”(public bads)。例如,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坚决捍卫美元霸权,阻止SDR扮演超级货币功能,积极防范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设法阻止石油交易改为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美国长期推销“华盛顿共识”,加剧全球化造成的两极化分配,排除社会边缘群体;美国主导金融自由化,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在各国流串,不断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并让华尔街有毒金融资产泛滥全球;美国以多种名目强推知识产权,维护美国跨国企业暴利与市场垄断,阻碍创新与知识共享,将药品专利凌驾生命价值之上;美国将相互依存作为战略武器,采用霸凌手段搞金融封锁、贸易战、长臂司法管辖,网络封锁打击竞争对手。

   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者极少会从宏观比较历史角度来阐述二战后亚洲兴起的非凡历史意义。因为这批成功的后起工业化案例都是在西方国家已经拥有丰沛的资本积累、盘踞产业价值链的顶层,掌握多数核心技术与专利保护,控制能源与其他重要资源的供给管道,全盘主导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与经济交换游戏规则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后起的新兴经济体主要是倚靠自身的积累、勤奋与学习,并积极掌握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从参与低阶的国际分工开始的;他们从来不是倚靠战争扩张、殖民掠夺,也不倚靠对资金、技术与市场的垄断。这与西方崛起的历史经验非常不同,从16世纪一直到二战结束,西方的崛起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对非西方世界的残暴侵略、蹂蹒、掠夺、榨取与不对等交换之上的。

   然而,多数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者都试图用自由主义价值观这样一个简化的理论架构来漂白西方崛起的历史。他们对与西方崛起过程中斑斑可考的弱肉强食、奴隶贩卖、种族屠杀、殖民掠夺,以及透过战争扩张领土与建立势力范围这些残暴行径都选择避而不谈;也对军事革命、频繁的战争及战争动员在带动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轻描淡写[4]。像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新制度学派学者诺斯(Douglas North)的历史叙事就是选择性的,简化并扭曲历史来削足适履,他的作品让读者相信英国、荷兰、法国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正确的制度演进路径。麻省理工学院的阿切莫格鲁(Acemoglu)则试图让读者相信西方发达国家的兴起是因为他们采行包容性的政治体制[5],而且后起的殖民帝国(像是英国)给殖民地留下的法治遗产为这些前殖民地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6]。新古典经济学者更是刻意忽视国家机构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强势主导角色,而把成功的要诀简化为让自由市场机制发挥关键作用、保护私有产权以及降低交易成本[7]。

   他们的分析架构无法容纳像英属东印度公司这种同时具备垄断贸易、鸦片种植与专卖、武装部队、税收特权与风险投资功能的国家特许商业帝国在殖民掠夺与帝国主义扩张中的关键角色[8]。他们选择性的历史诠释经不起严谨的历史分析。其实,西方崛起基本上就是一部“战争资本主义”(war capitalism)的历史[9],西方崛起的道路是由非西方世界人民的血与泪铺成的,这段血腥与残暴的历史一直到二战结束后殖民体制崩解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才告结束。

   与上述历史呈现鲜明对比的是:中华民族再兴与中国道路再次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带给许多亚非拉国家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机遇。三百年来第一次有一个兴起中的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欠发达国家;第一次有一个大国具备同时在上百个国家兴建电厂、超高压输电网、光纤通讯网络、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海港的基础设施超级供给能量,以及协助其他国家克服发展瓶颈的强烈意愿;第一次有一个制造业大国能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体全方位供应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与电子商务平台,协助几十亿人跨入数字与网络时代;第一次有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与投资来源国,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以及国营企业为推动经济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不事事要求知识产权的保障与回报,也不以资本回报极大化为唯一的考虑;而且作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理解国情,不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削足适履,不强迫买武器,不制造安全威胁,不干涉内政,更不搞政变。

   四、误入歧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西方主流政治学者知识困境的第三个源头,是他们所依循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科学哲学是知识活动的上方指导原则,引导学者根据科学家普遍接受的程序与判断标准去建构可靠的知识(reliable knowledge)。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家普遍信奉逻辑实证主义,也借助这套科学知识建构程序来标榜自己的知识活动最符合科学的要求,可是他们完全忽视了过去四十年科学哲学理论的剧烈变化,没有警觉到逻辑实证主义这套科学哲学理论早已被科学史学者以及新的科学哲学理论所扬弃[10]。从今日的主流科学哲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以追求经验性规律为知识目标,把个人当作社会构成的基础单元,以及以回归微观层次作为社会现象解释起点的理论建构途径,都是误入歧途。不是说依循这样的指导原则产生的知识没有用,但它只是工具性知识。如果学者只想回应操作性问题,这些雕虫小技是有用的,如预测下一季经济增长率,又如选择用什么样的政治宣传广告可以打动选民;但要想回应历史剧变时代的结构重组与长期趋势反转等巨型变化问题,这些工具性知识则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在美国也有少数政治学者有这种觉醒与反思,例如耶鲁大学伊恩?夏皮罗(Lm Shapiro)在十几年前就通过《脱离真实的人文科学》(The Flight from Reality in the Human Sciences)这本书指出,整个美国的社会科学战后的走向越来越偏离现实,是孤芳自赏、象牙塔式的知识建构。他呼吁我们应该重新建立一个“实存主义”(或译“实在主义”)的科学哲学基础(real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他非常反对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解释方式,即回到以个人作为基础单元和解释起点的社会科学解释模式,尤其是理性选择解释模式,他认为这完全是误入歧途[11]。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在库恩(Thomas Kuhn)提出科学革命结构的理论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理论逐一推翻了逻辑实证论对科学知识活动的一些纲领性理解:包括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子论本体论、经验主义认识论、法则式解释与否证主义等这些基本主张,它们都无法通过科学史的检验,因为这些主张与自然科学家实际接受的知识建构准则相抵触。所以科学实存论(scientific realism)指出逻辑实证论严重误解了自然科学的本质[12]。

   经验主义认识论主张科学研究的范畴应该完全局限在经验世界,不探讨经验世界以外的事物,这其实并不符合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立场。科学史研究非常清楚地显示,自然科学家清楚地认识到经验世界只是研究对象中非常小的范畴,除了经验世界的真实,还有实现层次与实存层次的真实存在,后者才是他们探索的最终对象。

   过去,在逻辑实证论的引导下,主流社会科学家都认为科学应该追求法则式解释,依赖经验性规律来提供因果解释。比如要研究罗马帝国为何衰落,就要先找出帝国衰落的普遍规律,让它来解释个案。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种研究途径荒谬得可笑。除非把帝国衰落的概念抽象化到没有太多内涵的东西,否则不可能实现这种折腾。但是,这居然成了引领两三个世代学者的指导性原则。科学实存论提醒我们,科学活动最终的目的是对实存世界的构成、这些结构的基本属性和可能产生的作用作精确而彻底的理解,有效的解释都是结构性解释,也就是回溯到现象后面的结构前提或者它的产生机制,而不是用表面上可以看到的经验规律去解释特定事件的发生。可观察的行为规律只是社会科学知识探索的起点,而不是终点。这些表层知识不能回答为什么在有些条件之下经验规律可能发生,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变化或根本消失[13]。

   否证主义也是极为天真的,因为它的前提是事实命题与理论命题可以明确做区分,这样,事实就可以作为独立的支柱来验证理论的真伪了,但后库恩时代的科学哲学家都认识到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理论都提醒我们,所有的观察(以及记录观察的叙述)都是受理论框架引导的,在对经验现象的任何一种描述或测量背后都夹带或蕴含着理论[14]。

   方法论个体主义引导学者往个体层次找到解释源头,经济学是最典型的,所有理论都要有个体基础。从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尤其是批判实存论(critical realism)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因为没有与生俱来具有社会行动能力的个体,只有社会结构才能赋予个人这种可能性。每个人都由于隶属于并参与了一层一层的结构关系,他才可能扮演各种角色,才具备了社会行动的可能性。科学实存论提示我们真实会有不同层次的显现,这就是“聚现”或“萌生”(emergence)的概念,它的意思是一群更小的构成单元,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就萌生了更大的个体,这个更大的个体(或结构)就涌现新的、更高层次的属性,并产生因果作用力,而且这个层次涌现的属性与因果作用无法归因于组成这个个体的各个构成单元。这种本质普遍存在于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科学实存论指引社会科学家要设法辨识及界定更高层次构造的存在以及其特有的属性,研究社会的起点不是个人,而是个人所隶属的不同层次的群体或结构关系。社会科学家在寻求解释来源时应该优先考虑“宏观回溯”(macro-regression),而不是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微观回溯”(micro-regression)。经济学家把微观基础当作所有经济理论的基础和所有经济现象解释的源头,这是对社会世界的构成与运作机制的错误理解。

   五、踏上新征程的必备座右铭

从事社会科学的知识活动,尤其是从事政治学研究,其知识成果都有深刻的实践意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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