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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娜:“内卷化”理论在中国

更新时间:2021-04-07 11:02:39
作者: 郝娜  

  

“内卷化”理论的来龙去脉


   英文词汇involution,一译“内卷化”,一译“过密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使用频率极高,影响范围较为广泛的概念。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关于农业生产的理论如何成了解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近代危机深化的万能钥匙。

   20世纪50年代,旧有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新的民族国家纷纷诞生。担心共产主义扩张的美国不仅要想方设法阻止莫斯科的革命输出,还要了解那些可能成为革命对象的亚非拉新国家的文化与社会状况。为此,美国的行政机构和大学、科研机构组织了很多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和学生前往世界各地做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组织了两个对印度尼西亚的考察和研究项目,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是Fufus Hendon领导的项目成员之一。通过实地考察,吉尔茨发现,在爪哇岛和外岛之间存在着二元发展,外岛的一些地区借助于技术进步,生产朝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而爪哇岛的一些地方则朝向劳动密集型方向发展。爪哇岛聚集了印尼2/3的人口,主要从事粮食生产和小型手工业;外岛散布在爪哇以外的广阔区域内,殖民者在那里建成了高效率、大规模的出口工业基地。爪哇人由于缺乏资本,土地数量有限,再加上行政性障碍,无法将农业向外延扩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于是吉尔茨提出了“农业内卷化”的概念。[1] 它是指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增长的劳动力不断进入农业生产的过程。

   吉尔茨不是“内卷化”概念的发明人,这个头衔属于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Coldenweise)。他用这一概念描述一类文化模式,即当一种文化模式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它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身转变到新的形态,而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化。吉尔茨借鉴戈登威泽的概念来描述“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的形态。[2]吉尔茨的“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密集化、系统内部精细化和复杂化。

   美籍香港人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移花接木,进一步发展了吉尔茨的“内卷化”概念。黄宗智把这一概念应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单位劳动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他称之为“过密化”。他提出,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与糊口农业共存,商品化并未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反而加固了糊口农业中单位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力的“过密化”程度。[3]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黄宗智对吉尔茨的“内卷化”概念的推进,在于他将劳动密集化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直接挂上钩。

   印度裔美国人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也丰富了吉尔茨的“内卷化”的概念。他认为所谓“内卷”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4] 他参照西欧国家转型的特征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即不成功的或背离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目标的失效行为,也就是“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国家徒有扩张,没有收益。[5] 如果说黄宗智把“内卷话”理论从印尼搬到了华北,杜赞奇则把这个之前主要用来解释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理论从经济学领域搬进了政治学领域。

   就这样,一个叫吉尔茨的美国人在印尼爪哇岛研究水稻增产问题所提出的一个理论,被到美国求学的香港人黄宗智和印度人杜赞奇加以发展和引申,用于解读西方人最难以理解的中华帝国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与政治转型。之后,这个理论漂洋过海来到了刚刚开始冲破马列主义传统,试图理解自身历史与经验的中国,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中国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治学方法。

  

黄宗智: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悖论


   黄宗智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后在该校任教,为中国研究中心主任(1986-1995),创办期刊《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并任主编至今。黄宗智主攻明清以来的社会史、经济史与法律史,著述颇丰。他对中国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界的影响不仅仅限于involution理论(黄将之概括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和“过密化”),让他名声大噪的是他在运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历史与现实经验时发现的一系列悖论,如“没有发展的增长”,“没有发展的商品化”,“没有公民权利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没有民主发展的市场化”和“没有民主政治发展的市民团体的兴起,表达性实践与客观性实践”等等。[6] 他长期思考这些悖论背后所包含的研究困境与范式危机,旗帜鲜明地反对用西方理论来简单裁剪中国经验,因而是成功运用西方理论“播种”中国经验的研究者中的佼佼者。自1986年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下文简称《华北小农》)成书以来,直到2007年他对清代法律和民国法律实践中的表达性现实与实践性现实的梳理的研究成果成书,再到近两年他在《开放时代》上不断地用新的“悖论现象”来解读当代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现象,他一直笔耕不辍,对于探究中国社会的独特现象孜孜不倦。

   《华北小农》与《长三角》的主题都意在探究中国农村经济停滞的原因,黄宗智将它归之于人口压力和劳动边际收益递减,也就是“过密化”。《华北小农》的特色首先在于黄宗智对传统的亚当·斯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两个假设的推翻,即生产力发展标准的商品化与资本主义萌芽间的必然关系假设和生产关系发展标准的雇佣劳动关系假设。黄宗智认为近代中国的华北农村和六百年来的长三角都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商品化和劳动雇佣化,但都未催生新的生产结构,使中国的农业经济发生结构上的突变。黄宗智的《华北小农》得益于对满铁调查资料的使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1906-1945)为服务日本势力在华的推进,设立调查机构,对中国全国各地进行广泛调查,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形成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华北是日本人蓄意已久渴望得到的地方,因此华北的资料也比较丰富和翔实,包括华北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满铁的资料可以透视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人际关系和文化状况。

   《长三角》的特色首先也在资料的翔实。黄宗智除了使用满铁调查对长三角八个村庄的调查资料外,还使用了费孝通与林惠海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研究。黄宗智与妻子白凯(Kathryn Bernhardt)常年在江浙与上海的档案馆查阅和抄录原始档案,体现了美国社会科学严格训练出来的历史学家从事研究时的严谨性和刻苦性。《长三角》还将“过密化”论断的适用时间拉长,黄认为人口压力推动的商品化和经营式农场只能加固已有的“过密化”趋势,“过密化”是明初以来(1350-1980)中国农业的总体特征。

   继《华北小农》和《长三角》之后,黄宗智又以论文的形式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史研究中的一系列悖论现象的认识,他将这些悖论现象归结为“规范认识危机”,提出中国研究者应该从中国的现实实践出发,提出符合中国经验的理论,勾勒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图景。[7] 进入90年代,黄宗智的著述有个非常大的转向,他借鉴新文化史和布迪厄对实践、语言的研究探讨清代和民国的法律制度,试图描述和解读中国近代的法律、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和运行逻辑。他发现中国社会超越了韦伯所规约的“身份”与“契约”的类型划分,它有着世袭君主官僚制**和名实不符的司法实践传统(在刑律名义下的大量民事诉讼),于是开始探讨“第三领域”和“准官员”,革命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法律的表达与实践问题,[8] 这些研究所引发的争议与讨论和他的“过密化”理论不相上下。

  

杜赞奇: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历史


   杜赞奇在美国拜汉学大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为师,后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主攻中国近代的社会、思想与文化史。为杜赞奇奠定学术地位的第一本书是《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此书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和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这本书中的政权“内卷化”和“经纪人”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初翻译传入中国后流传甚广。

   2003年,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1995)在中国翻译出版,其中对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解构,对复线历史(即国家建构的历史和民间受到压制而失语的历史)的研究与反思,正与柯文(Paul A. Cohen)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相契合,引起中国历史学界的强烈反响。杜赞奇借鉴印度贱民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成果,比较了中印这样同样遭遇西方冲击的两个古文明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同与不同。这本书集中讨论的是20世纪早期中国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叙述与线性大写历史之间的关系,弱小国家强大的民族主义是如何压制与消解多歧性的(bifurcated)少数族群的利益表述,并让自己登上唯一主角的位置的。[9] 这本书清理了西方线性的启蒙进步观对后发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殖民”影响,让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能更清晰地看到自己国家的民族主义的西方传统和西方霸权。杜赞奇的“复线的历史”对近些年方兴未艾的区域史与社会史研究有相当的启发与促进意义。

   杜赞奇的《主权与真实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与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从不同主体(义和团对于历史学家、义和团运动中的当事人和20世纪的政治运动行动者)的立场来解读同一个东西以呈现不同的历史图景的做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这本书中杜赞奇继续深入推进“多歧性的”历史和复线历史观研究,将日伪时代的满洲国也放置在不同的主体立场上来解读:满洲人的满洲、中国的满洲与日本人的满洲,让人们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和亚洲局势,对于解构中国近代的民族叙述有着更为颠覆性的效果。

  

“内卷化”是指“持续增长”还是“过密化”?


黄宗智的“过密化”是个极为专业的经济史研究术语,这一概念所引发的赞赏与争议旗鼓相当。黄在《华北小农》中即已提出近代史上的中国农业经济结构中的人地矛盾与过密化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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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国际评论》2010年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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