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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齐:叶秀山的传统中国哲学思想研究

更新时间:2021-04-07 10:26:34
作者: 王齐  

  

   当代哲学家、美学家叶秀山(1935-2016)在60年哲学生涯中,对欧洲哲学从古希腊至后现代的发展历程进行过多次“迂回”式研究,确立了欧洲哲学是自由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科学的思想认识。在此参考系下,叶秀山以“互相参照”的视角和对汉语哲学概念进行“说文解字”的分析方法,对传统中国哲学进行了深入探究,重点考察了中国哲学之“形而上”性与知识论的关系,人的定位等问题,以思想实践破除了哲学的古今中外之分,实现了中西哲学的“会通和合”。

   叶秀山先生(1935-2016)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美学家,自1956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至2016年9月8日溘然长逝,他在哲学的园地里辛苦耕耘60载,留下洋洋12卷著作,内容包括中西哲学、美学、京剧和书法领域的研究专著及论文,还有少量学术随笔和怀人记事散文。[1]汉语对“哲学家”这一称谓有种固执的吝啬,学界同仁只以“哲学研究者”或“哲学工作者”自称,这种画地为牢的思维方式极大地损害了汉语哲学思想体系的建设。但即使在这种苛刻的境况下,叶先生作为哲学家的存在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在60年的笔耕生涯中,叶先生用作品说话,逐渐形成了以哲学史为基础,以中西哲学问题为导向的贯通式的思想和写作方式;他在京剧和书法方面造诣颇深,写作的关于京剧和书法的理论著作已成为当代经典。叶先生的离世是中国哲学界和思想文化界的重大损失。在叶先生逝世后,除涌现大量悼念和回忆文章外,《哲学动态》组织过两组专稿,《中国哲学史》、《清华西方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评价》都刊登过叶先生哲学思想研究的文章。其中,谢文郁和赵汀阳对叶先生提出的“纯粹哲学”的理论构想进行了分析[2],宋继杰提出以“自由哲学”为主线把握叶先生的整体哲学思想[3],张祥龙、干春松从“会通”的角度讨论叶先生对传统中国哲学思想的认识[4],等等。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叶秀山的哲学思想是值得当代乃至后世汉语哲学界消化、吸收和批判的。叶先生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倘若在一篇文章中加以阐述,则无法保证深度。因此在本文中,我将以叶先生对传统中国哲学的研究为对象,重点考察他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传统中国哲学的性质及潜存的问题,人的定位,以及叶先生的写作风格对汉语哲学的贡献。为此目的,本文将首先对叶先生哲学发展历程进行一个概要式的回顾和总结,以之作为理解叶先生对传统中国哲学思想研究的理论背景。

   一、叶秀山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

   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功之一就是对哲学史人物的思想发展历程进行分期。像所有哲学家一样,叶先生的思想形成也经过了一个过程。为研究的便利,我将这个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中我都将结合叶先生标志性的作品进行简要叙述。

   1956~1982年是叶先生学习和积累的时期,它涵盖了叶先生进入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工作,一直到1982年他结束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尼分校为期两年的进修访问为止。这26年恰好是国内政治运动频繁的时段,受此影响,叶先生真正能够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非常有限。受家庭影响,叶先生从小习书法和京剧,对中国传统艺术颇有感悟,因此他一度希望能够从事美学研究。进入哲学所工作后,在贺麟先生的督促和直接指导下,叶先生学习德国古典哲学,并把对古典哲学的思考与艺术问题结合起来,发表过一些文章,因此在1961年被抽调到王朝闻主编的高校教材《美学概论》编写组,表明他早期的美学研究工作得到了认可。“文革”开始后,不管是在河南息县干校还是在京,除了练习书法,叶先生把时间用在自学外语上,不仅提高了英语和德语的阅读水平,还自学了希腊语,并得到过古希腊文学戏剧大师罗念生先生的指导,把十年“文革”变成了一个自修期。1980年至1982年在美国的进修是叶先生学习和积累期在纵深层面上的延长。叶先生是带着学习古希腊哲学的计划和任务前往美国的,但在美国的两年时间中,凭着对哲学问题的兴趣,他开始全面了解现代西方哲学,自觉地把哲学关注和思考的视野扩大到了后黑格尔时期,只是这个时期的学习积累要在稍晚的时段才能见到成效。

   1983~2003年是叶先生哲学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同时也是叶先生第一个写作高峰期。1982年出版的专著《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是叶先生出国前已完成的著作,4年后出版的《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是他回国后按计划研究和写作的成果。这两部篇幅不算很大、但在80年代具有很强学术性的著作奠定了叶先生在古希腊哲学研究领域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在《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当中,叶先生尝试着从古今统一、历史和理论结合的角度阐述“辩证法”思想,提出“辩证的思维方式”与“分析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哲学史中并置的观点,开始显露出思想的锋芒。之后,叶先生中断了原定的古希腊哲学的研究计划,于1988年出版了以现象学和存在哲学为主题的标志性著作《思·史·诗》,这部作品是叶先生首部学习现代西方哲学后的总结之作,也是他个人学术生涯中第一部真正具有理论性和思想性的著作。叶先生不仅把“思、史、诗”视为是对现代现象学传统的总结,而且还将之视为一条理解现象学之后的“解释学”和“后现代派哲学”的主线。《思·史·诗》之后,叶先生撰写了一系列研读后现代哲学的论文,从发表顺序看,当是一个系统学习的结果——1989年研究德里达的论文《意义世界的埋藏》,1990年的《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1991年以利科为对象的《哲学的希望与希望的哲学》。[5]这些文章在文本引证的全面性方面无法跟今天的后现代哲学研究相比,但它们以其思想的历史厚度和思维的穿透力,至今仍对后现代哲学研究起着不可忽略的纲领性作用。在这段时间中,有着深厚中国文化滋养的叶先生还开始主动思考传统中国哲学的问题,以1988年发表的《中西文化之“会通和合”》为标志[6],标题所言“会通和合”成为了叶先生对传统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开端至90年代,叶先生发表了一系列为学界所关注的论文——《中西关于“形而上”问题方面的沟通》,《漫谈庄子的“自由”观》,《试读〈大学〉》,《试读〈中庸〉》等,它们后来以《中西智慧的贯通》为题于2002年结集出版。90年代中后期,叶先生开始从现代哲学的视域反观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以及古希腊哲学,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论文,这里按发表顺序列举代表作——1994年《重新认识康德的“头上星空”》,1995年《说不尽的康德》,1995年《从Mythos到Logos》。[7]可以说,在叶先生哲学思想发展的中期,他超越了自己在80年代初树立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的身份,开始尝试打破哲学的古今中外之分的学科壁垒,开启了以哲学问题为导向的哲思生涯;而叶先生自己总结的不断返回源头、不断回溯哲学史的“迂回-detour”的研究策略,也在这个阶段确立。

   2004~2016年是叶先生哲学思想历程的晚期。之所以把时间节点定在2004年,是因为这是叶秀山、王树人两位前辈总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多卷本第一卷“总论”的出版时间,它标志着叶先生对哲学的认识又上一层楼。在“总论”卷中,叶先生负责撰写上编“西方哲学观念之变迁”,他用“以史带论”的方法,把西方哲学的观念形态分为古代、古典和当代三个发展阶段。正是在这本书中,在论述“西方哲学的本源”问题的时候,叶先生在标题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观点;在行文过程中,又提出“哲学之为自由”的观点,从此,哲学作为“科学”和“自由”的理路一直贯穿在叶先生的写作之中,成为叶先生对哲学的整体性认识。在打通西方哲学史上诸观念之间的连续、连贯甚至断裂的环节之后,2006年叶先生出版了《哲学要义》,这是在他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新生开设的“哲学导论”的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在这本书里,叶先生用“以论带史”的方法,把西方哲学史上出现的诸如形而上学与哲学、存在论的历史变迁、知识论与存在论的关系等问题呈现出来,与“总论”卷相映成趣。2009年叶先生出版了专著《科学·宗教·哲学——西方哲学中科学与宗教两种思维方式研究》,把他自90年代就开始关注的西方哲学中科学、哲学与宗教-基督教的关系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理论梳理,提出科学把宗教看作自身之外的对立物,它在对宗教的“否定”之中发展自身;而哲学把宗教看作一个“被扬弃”的“对立物”,它在对宗教的“化解”之中发展自身。这本著作不仅强化了“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认识,并且论证了“哲学‘化解’宗教”的可能性,其中令人深思的观点层出不穷,体现出了叶先生思想中很强的理性主义倾向。

   叶先生生前从事的最后一个课题是“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它缘起于2007年的论文《欧洲哲学发展趋势与中国哲学的机遇》,2010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2014年底结项,之后进入书稿增补和完善环节,叶先生突然逝世时,书稿按他的计划还缺论朱熹的章节。[8]从课题名称可以看出,叶先生为自己设立了两个任务:一是考察欧洲哲学的发展历史,二是探究中国哲学的机遇。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为此叶先生制定的方案是,在解读哲学原典的基础上,力求以哲学问题为切入点,对中西哲学的历史发展进行一种大纲式的梳理,不求全,但求深。在对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的考察方面,叶先生再次采用“迂回”策略和“以论带史”的方法,考察了从古希腊到现代现象学的历程。所不同的是,这一次除了他向来偏重的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部分外,叶先生还对17世纪经验主义者培根、霍布斯和卢梭,以及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路线做了专章探究,这是《西方哲学史》导论卷和《哲学要义》没有的内容。在研究笛卡尔时,叶先生发现并首次提出欧洲哲学史上从“概念论”到“概率论”的发展的观点,指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欧洲哲学重视“概念”和“推理”的“几何学”之路,它面向的是过去;而笛卡尔开启的“概率论”则是一条重“计算”的“数学”之路,它面向的是“未来”,也就是说,“计算”有可能把尚未到来的“未来”转化为将会到来的“实在性”。[9]叶先生把这个发现视为是自己“近年来的一个新的一得之见”,也是欧洲哲学从“哲学范畴(知识论)”到“哲学本体(存在论)”的一个“意识”上的推进。[10]在阐述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的时候,叶先生也是以“轮廓-大纲式的”策略,按时间线索,以问题为导向,对传统中国哲学中儒、道、释三家进行了探究,重点对董仲舒、《淮南子》、扬雄、邵雍、周敦颐、张载和二程的思想做了有文本依据的理论分析,对于年愈八旬的叶先生来说,这项工作是全新的课题,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虽然我们最终遗憾地未能见到叶先生酝酿中的关于朱熹的文章,课题的最终形态《哲学的希望》也痛失叶先生亲自统稿的机会,因而缺失了对章节之间衔接的强化和贯通,但这种遗憾和缺失本身也是作品的一部分,它将与叶先生“活到老,学到老”的不懈追求精神一起,成为后世学人景仰的榜样。

   在完成“机遇”课题的过程中,叶先生多次“跑题”,撰写了关于康德的形而上学、法权哲学、“至善”观念、“自然目的论”等问题的论文,新意迭出。在《“一切哲学的入门”》一文中[11],叶先生重审了《判断力批判》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提出《判断力批判》不仅沟通了《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所涉及的两个领域,而且它所涉及的世界是人作为“自由者”的真实的“生活场所”,是胡塞尔、海德格尔提到的“生活”的“世界”,打通了德国哲学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环节。德国古典哲学是叶先生哲学生涯的起点,也是他常常教导后学晚辈开始西方哲学研究的起点。这次对康德的回溯是叶先生进行的一次哲学的“返乡之旅”,他从古今哲学视域融合的立场上,不仅使德国古典哲学回归“本位”,而且还在哲学的古今之变的方向上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学生们的建议下,2013年叶先生将他研究康德数十载的重要论文结集成册,以《启蒙与自由》为题出版,为汉语康德哲学研究树立了一个新标杆。

叶先生曾不止一次说,他不是一个成熟的作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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