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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汉服西渐五百年

更新时间:2021-04-07 10:07:01
作者: 龚鹏程 (进入专栏)  

  

   今人谈到时装时尚的问题,都不免感叹欧美时尚业之发达,其香水服饰皆令我邦仕女着迷。汉服运动者尤其哀叹西力东渐,国人都已洋化,都穿西式服装,而丢失了“汉家衣冠”。

   对此,我亦同慨。然而颇惜国人尚仅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因为现在欧美所谓现代时尚服饰,正是深受东方影响而然的。

   一、中国人脑袋中错乱的东西方关系

   此犹如咖啡。

   咖啡乃不折不扣之东方饮料,其产地不在欧洲,而在北回归线附近的热带、亚热带。由中国之海南岛、台湾,延伸到越南、马来西亚、爪哇以及阿拉伯世界等地(后来再加上南美洲之巴西)。

   它作为饮料,则由北非、阿拉伯人提倡起来,包括制作咖啡豆及熬煮之方法皆然。

   后来在十八世纪因缘际会,传入欧洲。上层仕女以为舶来品,竞相学习着饮用。宗教人士,尤其是基督新教,则谓其可以止睡,又可替代酗酒,可让信徒过着较理性化的生活,故也鼓励饮用,以致大流行。与同样属于东方传来的饮料——茶,平分秋色。

   然而这种东方饮料,由于晚清以后,国人看西方人都在喝咖啡,竟想当然尔地视为西方饮品之代表。

   咖啡文化遂如此稀里糊涂地,在中国人脑子中与欧洲之浪漫意象结合,也与时尚新潮结合了。觉得喝茶土,喝咖啡才洋气,而不知道人家只把咖啡当工作饮料,真正高阶层宴会、休闲下午茶,都是喝茶的。你到英国皇室纪念品销售网上一查,就知道:卖的都是茶与茶具,谁卖咖啡?

   二、西方现代服饰的东方渊源

   服装也是如此。

   十九世纪,欧洲男子仍在戴假发、化妆呢!要到一八四0年左右,才改为紧身裤、打领带、穿燕尾服。

   女人则穿用鲸鱼骨做的束腹内衣。正式一点的女装则须定制,所以一八六八年法国就成立了高级订制服协会。

   这时男人女人的身体都还是被束缚住的,男装取法于甲冑,女装强调S型曲线。

   一八七五年,英国李伯蒂(liberty)百货公司开幕,才开始带来了变化,标志着现代服装的兴起。

   同年,德国设计师赛格访日归来,作《日本艺术》一书,推动新艺术运动(ArtNouveau)于巴黎,带动了巴黎的东方风潮。

   接着一九00年法国举办第五届万国博览会,日本演员贞奴穿着和服表演,也轰动了巴黎时尚界。

   这一波东方风潮影响所及,包括了像LV这样的品牌,事实上就结合了浮世绘、和服、日本家徽等元素。

   波瓦雷(paulpoiret),这位杰出的设计师,更开始不用束腹内衣。且因受和服及希腊长袍之启发,让女人的身体从服装中复活起来了。一九0三年,他创业的第一年,就推出了“孔子大衣”,标明了这场新服装革命的东方渊源。

   一九一0年,香奈儿进一步放弃了刺绣、蕾丝。大胆启用黑色单色,以休闲、简约、帅气为号召,即是由波瓦雷再往前跨,以致逐渐形成尔后女装往反体制、具解放精神上发展。

   20年代,伊尔莎·斯奇培尔莉(Elsa Schiaparelli)和薇欧奈(Vionnet)把和服风格的悬垂线引入了现代服装。薇欧奈、保罗·波烈(Paul Poiret)、莫里纽克斯(Molyneux)等也各有相关作品。

   六十年代的阿曼尼,更把男人也由盔甲般的男装中解放出来,宽肩、软布料,故深受上班族之喜爱。

   八十年代,日本川久保玲、山本耀司两位设计大家雄踞巴黎,法国仅一戈尔埃蒂(Jean-Paul Gaultier)引领风骚,而东方主义乃二次大盛。

   不只川久保玲他们的黑色基调大行其道,日本漫画、卡通、和服,中国旗袍、印度纱丽,都成为时尚服饰的重要元素。

   直到现在仍是如此,英国品牌Marchesa2018春/夏时装秀上也借鉴了和服的腰带和袖子,Visvim则把二次大战的夹克重新设计成了和服。

   因此,所谓巴黎、米兰、伦敦、纽约之时尚,一如咖啡,我国人以为它是西方的,实则本来就是吸收学习于东方而形成的。

   这是那时整个西方艺术发展的趋势,像西方现代绘画,也和美服制作同样。十九世纪后半期,日本浮世绘大量介绍到西方。西方的前卫画家,如马奈、惠斯勒、德加、莫内、劳特累克、凡高、高更、克里木特、溥纳尔、毕卡索、马蒂斯等都从浮世绘中获得过启迪,如无影平涂的色彩、取材日常生活的艺术态度、自由的构图,对自然的敏感等,推动着从印象主义到后印象主义的绘画发展。

   三、孔子的大衣,衣被西方

   以上说的西方服饰之东方渊源,看起来是在说日本。其实不然,你注意到了吗?波瓦雷(paulpoiret),创业第一年,推出的划时代杰作,名字就叫做“孔子大衣”。

   为什么?欧洲十八世纪以来,在服装领域,就一直在学中国的纺织品纹样、服装款式和色彩。

   这个大潮流,发展到清末,中国整体国势衰弱,他们才改由日本方面获取补充。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日本风格的各种工艺品,继十八世纪中国风(Chinoiserie)之后,成为欧洲流行之物。设计师们均按照和服的样式修改他们的线条以满足新的狂热。时尚沙龙里,如果没有日本扇子、印刷品和成堆的和服,工作室就不会被认可。

   但这仍是中国风的延伸或支流,仍算是中国服章的影响,因为谁都知道日本服饰的中国渊源。

   这是整个学界和服装界的基本共识。美国入Honour Hugh写《Chinoiserie:the vision of Cathay》介绍中国风的产生、发展和对欧洲艺术的影响(如巴洛克时期,包括路易十四庭院中的中国风,凡尔赛的例子,复辟时期的中国风等;罗可可时期,路易十五时期的中国风,中国瓷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中国风等)时,即分析了中国风格与日本风格的渊源和区别。事实上也就是把日本的影响当作中国风的延伸或支流。

   四、中国风: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而说到中国风,话就长了。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讲讲服装部分。

   中国古代丝绸等纺织材料和技术,天下第一,是不用说的了。西出阳关,被商贾行销到整个西风世界。

   古代西方既没有丝绸绫罗锦缎等材料,其织机也甚落后。因为使用竖机,不能使用较多的综片,也不能利用脚踏控制经线的提升或间丝,织不出结构较为复杂的织物。直到六七世纪,西方才改用中国式的水平织机,织出较复杂的提花织物。

   古代丝路的贸易量,不好统计,后来海上贸易则稍可考证。从1580年到1590年,中国每年运往印度的丝货为3000担,1636年达到6000担,到了18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每年的丝绸进口量多达75000余匹。

   利益驱动下,欧洲织纺也开始绘制龙、凤、花鸟等中国传统图案,自称“中国制造”,假冒原装进口。而为了仿造,欧洲丝织厂的画师甚至人手一本《中国图谱》。连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举行盛大舞会,也曾身穿中国服,坐一顶八人大轿出场。

   法国画家布歇则绘制了《中国花园》《中国捕鱼风光》《中国皇帝上朝》《中国集市》,市面上更出现了大量的中国人物和青花瓷、花篮、团扇、伞等图画。贵族们收购这些画、挂毯和衣饰。

   十八世纪,中国风纹样在欧洲大行其道,据说归功于法国最大的沙龙女主人,法王路易十五宠信蓬巴杜夫人的倡导。宫廷画家布歇的油画“蓬巴杜夫人肖像“中她即穿绣着中国风花样的长裙。此外,在印染花布上也纷纷印制中国风花样。

   凡此等等,包铭新《欧洲纺织品和服装的中国风》等中外文献早有论述,只是国人一般不太了解而已。

   但这里也不用细说,总之,中国服装体系自古就对欧洲影响深远,而在这几百年的中国风气氛中,尤其发展强烈。

   这种影响是持续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绅士喜欢用杭纺做衬衫,紫花布做裤料。一些清代服式也以“曼特林风格“(Mandarin style)的名称被效仿。马褂演进为女式晚礼服外套;花翎项子一变而成“曼特林帽” (Mandarin hat,一种插羽毛的女帽)流行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且人家是真心在学,因此仿中国的织品有时几可乱真。故宫博物院有一块“湖色罗纹地竹叶纹绸“,就曾被误认作是中国产品。后来发现布头背面打有一淡紫色印记(用的是Staznp Pad而不是中国印泥),在一鸭子商标四周有产地的记载,才知是法国里昂产品,不知如何进入宫廷供“御用”了。

   那几世纪,经常被借鉴的汉人服装是褙子,这是宋代皇后贵妃以至奴婢侍从均喜服用的式样,以直领对襟为主,前襟不施绊纽。袖或宽或窄,长度不一。另在左右腋下开以长衩,也有不开侧衩者。其次是马褂,但是立领、对襟,这是除了旗袍之外西方设计师借鉴最多的中国传统服装形式。

   二十世纪初保罗·波瓦雷想改革欧洲的紧身服装,乃吸收了中国没有接袖的连袖式,长而宽松的直线条裙子,和旗袍臀部放宽,下摆收拢,两边开衩的样式,名为“孔子大衣“,以解放身体。

   底下的故事还很多。包括卢卡斯导演的《星球大战》前传《幻影的威胁》中银河女王的服装,就有三套中国风。一套源自清代后妃朝服,肩部有类似佩披领的造型;一套源自宋代和明代流行的背子; 另外一套综合了中式立顿和中国古代服装的大袖子。……

   五、传教士穿汉服

   如果说以上讲的还只是大趋势的话,那么更具体的实证,就是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改穿汉服。

   1595年5月利玛窦(Matthoeus Ricci)在江西樟树改换儒服,向来被视为西方传教史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当时金尼阁神父在1610年的信中即特别指出这一点,并大加赞扬。

   利玛窦入华之初,本来是改换成中国僧人服装的。

   汉地僧袍,其实也是不折不扣的汉服,因为小乘、南传、藏传,乃至中亚、印度都不这样穿。乃是就汉地原有服装,规定了颜色,稍微改变其式样而成,如缁衣之类。传统法服,三衣五衣之类,只在法会期间穿。

   12年之后。利玛窦觉得传教的主要竞争者是佛教,所以不如易换儒服,跟儒家站在一起。儒士也远比僧人更受社会重视。

   不过,利玛窦并不是入华耶稣会士中易换服装的第一人。第一人是罗明坚(Michel Ruggiere)。

   1583年2月7日罗明坚写给总会长阿桂委瓦(Beao P.Rudoifo Acquiviva)神父的信中说是肇庆的两广总督建议他们穿僧装的。他们欣然同意,因为“不久我们将化为中国人”。

   利玛窦初入中国时,清人张尔岐《嵩庵闲话》卷一说︰“利玛窦初至广,下舶,髡首袒肩,人以为西僧,引至佛寺”。后来是看了罗明坚他们的做法,才改穿汉僧服装的。所以这是第一次改装,第二次才改成儒士服。

   他对这套衣服极为满意,1595年11月4日致总会长的信说︰“离开韶州前,已经做好一套漂亮的绸质服装,准备在特殊场合穿用,另有几套为平日使用。所谓漂亮讲究的,即儒者、官吏、显贵者所用,是深紫色近乎墨色绸质长衣,袖宽大敞开,即袖口不缩紧,在下方瓖浅蓝色半掌宽的边,袖口与衣领也瓖同样的边,而衣领为僧式,几乎直到腰部。腰带前中央有两条并用的同样宽(的)飘带,下垂至脚,类似我们的寡妇们所用的。鞋子也是绸质,手工很细。头带学者所用之帽,有点像主教用的三角帽。”

   于是,利玛窦高冠博带、美髯垂胸的新形象,当时就广为人知,也引起了欧洲同行的羡慕。

   六、以审美跨越鸿沟

   易服色,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极为重要,例如位孝文帝改换汉服,就代表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甚至是汉化。因此利玛窦改穿儒士服,过去讲中西文化交流的人都非常关注,认为这表示了他对儒家的认同。由于利玛窦与徐光启等儒士官员的交往,甚至翻译中国经典,更让大家在此多有想像。

   但其实这只是耶稣会士们在远东地区甚至整个东方普遍采用的策略。利用改变形象来接近社会高层,以利传教。

   所以汉装儒服只被他们工具性的使用,骨子里还是基督徒、还是要传教的。

   最多,我们可以说他们算是对汉文化有好感的一群人,也愿意与儒家同盟,对抗蕃夷(佛教)。别的不谈,至少,汉服之美确实打动了他。他对那套“漂亮讲究”的儒服的喜爱,便说明了一切。

   同样,西方那些中国风的爱好者,君王贵冑、妇女商贾、模特儿、设计师,基本上也都各怀利益动机,只把中国服装作为工具性的使用,未必即认同我们的文化内涵价值观。

   但审美终究还是跨越了鸿沟,华风西渐,衣被西方五百多年了。未来我们们还能不能持续这样的影响,则要看我们这一代“美盲”的人能不能开眼。以汉服对抗西服,更有点文不对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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