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钱云:再论《宋史·外国传》的史源与书写

更新时间:2021-04-06 08:58:39
作者: 钱云  

   摘要:

   明清以来,学者们对《宋史·外国传》的史源问题聚讼纷纭,《宋史》与《文献通考》间的关系在近代渐受关注。本文通过对读《文献通考·四裔考》与《宋史·外国传》,可知两书的北宋纪事虽都是抄录宋朝国史,但南宋纪事则各依据实录等书纂成。通过对《文献通考》和《宋史》的比较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追索《宋史》史源,有益于了解宋朝国史的原貌,增进对《宋史》形成的理解,并为校勘《宋史·外国传》、研究宋朝与周边关系等提供证据支持。

   关键词:《宋史·外国传》?史源学;《文献通考·四裔考》;宋朝国史;

  

   1.引言

   清人朱彝尊(1629-1709)曾说,“历代之史,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1],说的是虽然纪传体史书已形成了一套书写传统,但史书体例仍会因应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反之亦然,民国历史学家朱希祖(1879-1944)说史传当“随世所重,专为记载”[2],因此从史书体例的变化中,又可以看出时代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在《宋史》中,就有一颇值得注意的体例改变,即元代史官打破了汉唐正史以“四夷传”囊括内、外“蛮夷”的惯例,而将“外国”与“蛮夷”二传分立。应当说,这不仅是正史体例的变化,也是从史书中区分了内部族群与外部政权,代表了宋元时代“中外分际”观念的发展,无疑是正史四裔叙事中的重要变化[3,4]。可近代史家刘咸炘(1896-1932)在《史学述林》中说,“沈、萧以降,偶有别识,惟在篇目耳”[5]。那么,元代史官纂修《宋史》究竟是只命了“外国传”之名,还是因应史目的改变而调整了历史叙事?此问题的讨论便依赖于对《外国传》史源的考察。

   元代官修《宋史》本于宋代官修国史,明清时期几成定谳。常常为学者所用的证据之一,是《宋史·外国传》开篇所提“前宋旧史有女直传”,“夏国……仍旧史所录存焉”。所谓“旧史”,指的是宋朝的国史。依照史局修史的传统,宋朝从北宋太宗朝开始直到南宋理宗朝都修纂“正史”,代代相续,至南宋灭国时总共修有十三朝国史。宋亡以后,元人董文炳(1217-1278)以“国可灭,史不可没”为由,请求将宋朝国史悉数收入元朝史馆[6]。所以,“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微排次”[7],以此类推,宋国史中有关周边、域外的记载(“四夷传”)[4],也就成为了《宋史·外国传》的史源。

   但是,随着近代以来对《宋史·外国传》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通过对比流传至今的、有限的宋代文献与《外国传》的异同,对笼统地将《外国传》的史源归于宋国史的结论产生了质疑。因为透过文献对比,不难发现《外国传》与诸书存在史实、叙述上的关联,因此《外国传》的史源不当是一元,而应该是多元的、复杂的。比如,冯承钧便主张多重来源,他说“赵汝适《诸蕃志》与马欢《瀛涯胜览》,盖此二书为宋明二史外国传之一源也。”[8]顾宏义也说,“《宋史·高丽传》所依据的史料来源主要为宋代历朝《国史·高丽传》《五代会要》和新、旧五代史《高丽传》以及《高丽图经》等宋人文献”[9]。

   一与多的不同,实际上凸显出《宋史》史源研究的关键问题,即随着元修《宋史》的纂成,宋朝国史也逐渐散佚,因此后世学者无从确定《宋史》与宋朝国史间的差异。不仅如此,宋朝国史的散佚也意味着简单以“文字比对”的方式追索《宋史》史源,难免会忽视宋朝国史与传世文献间的关系,最终所得出的结论恐怕只能证明各书的文字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甚至会混淆对史源的辨别。这是因为古代书籍间存在复杂的传抄关系,未明于此则对史源的考订难免流于表面,虽然书籍校勘有益史实考订,但却无法藉此考察知识、思想的流播与转变。

   在学者们对《宋史》史源的研究中,颇受重视的是《宋史》与《文献通考》的关系。邓广铭先生有关《宋史·职官志》的研究对相关问题有发覆之功,他在《〈宋史·职官志〉考正》与《〈宋史·职官志〉抉原匡谬》中就认为《宋史·职官志》常常袭抄《通考》以致多有谬误[10,11]。20世纪40年代以来,有关宋史诸志的研究,大多都受邓文研究的影响,往往关注到两书的相似之处,将《文献通考》视作是《宋史》的史源之一[12]。但是,近年随着文献资料的增多,考证工作愈便利,孔繁敏以诸书中所记宋朝国史《职官志》原文,说明《文献通考》与《宋史》虽多有相同或相近之文,但两者并非相互抄袭,而是都源出宋朝国史[13,14]。顾宏义也发现《宋史·高丽传》与《通考·四裔考》互有详略,很难说《宋史》的史实错误系沿袭《通考》所致,反而推论两书史出一源[15]。

   之所以要反复考证《宋史》和《文献通考》的关系,是因为两者文字大量相似乃至相同,无法为研究者所忽视。但是《宋史·外国传》中除《高丽传》外的各传,是否也与《文献通考》存在相关的联系,尚未有所论证。另外,如果从编纂方式、体例结构等问题入手,两者是否还会相似?比如《四裔考》与《外国传》所列诸国、记载时限、叙事策略是否相近?本文拟参读《宋史·外国传》与《文献通考·四裔考》,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并由此说明元代史官的编纂工作。

   2.一、《文献通考·四裔考》与《宋史·外国传》对读

   在进入诸传内容对读之前,首先从两书的书写范围来看,以《文献通考·四裔考》所记两宋事迹与《宋史·外国传》对比,除因另修《辽史》《金史》以列契丹、女真部分,《文献通考》将西夏归入《封建考》而不入《四裔考》外,两书都包含了高丽、交趾、大理、占城、真腊(皆附真里富)、蒲甘、邈黎、三佛齐、闍婆(皆附南毗)、勃泥、注辇、丹眉流(《通考》作州眉流)、天竺、于阗、高昌、回鹘(《通考》作回纥)、大食、层檀、龟兹、沙州、流求国(《通考》作琉球,皆附毗舍耶国)、定安国、渤海国、日本国、党项、吐蕃,共计二十六国传。

   这与宋代其它有关域外书籍相较,有较大的差别。比如《诸蕃志》中有宾童龙、凌牙斯加、佛啰安等数十国,《宋会要》中有蒲端国、佛泥国,均未曾见于《通考》与《宋史》。另外从内容上来说,《诸蕃志》中的登流眉国与单马令国应指《宋史》中的丹眉流国,却国名不同,不当被笼统视作巧合[16]。其它诸书,如以国史为本的《隆平集》《东都事略》等纪传体史书,所录国数目甚少,且内容与《宋史》《通考》多有出入。

   再通过将两书上述二十七国列传进行文本对读,可依据两书记载的相似程度,分为以下五种情况:

   (一)《四裔考》与《外国传》的文字基本相同,包括蒲甘、邈黎、南毗、注辇、丹眉流、天竺、层檀、沙州、拂菻等传。以“拂菻”为例[17]14124-14125,[18]9397-9398:

   《宋史》

   拂菻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青唐,乃抵中国。历代未尝朝贡。

   元丰四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言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产金、银、珠、西锦、牛、羊、马、独峰驼、梨、杏、千年枣、巴榄、粟、麦,以蒲萄酿酒。乐有箜篌、壶琴、小筚篥、偏鼓。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

   《文献通考》

   拂菻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达靼、青唐,乃抵中国。历代未尝朝贡。

   至元丰四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言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产金、银、珠、胡锦、牛、羊、马、独峰驼、梨、杏、千年枣、巴榄、粟、麦,以蒲萄酿酒。乐有箜篌、胡琴、小筚篥、偏鼓。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

   除个别字词的差异外,可以看到“拂菻传”的正文内容、叙述顺序乃至文字修辞都如出一辙。

   不过,比之《通考》,《宋史》中常将“达靼”二字削去,再举一例:《四裔考·于阗》中作“历黄头回纥、达靼、青唐”[18]9315,而在《宋史》则为:“历黄头回纥、青唐”[17]14109。实际上不仅《宋史》中削去“达靼”,《辽史》《金史》中也或删去“达靼”或改称“阻卜”。王国维曾指出,这是因为“蒙人本非鞑靼,而汉人与南人辄以此名呼之,固为蒙古人所不喜”[19]。同理,将“蕃”字改为“国”字[17]14087.[18]9147、“夷狄”改作“远方”[17]14052,[18]8961、甚至将“胡琴”改为“壶琴”等,大都应为元代史官所为。

   另有“龟兹”,两书所纂内容、文辞大体相同但语次略有不同。《宋史》中按一般的书写惯例,将该国风俗(“其国主自称师子王,衣黄衣,宝冠,与宰相九人同治国事”)、里程(“其国西至大食国六十日行,东至夏州九十日行”)、族属(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或称龟兹回鹘)等写在篇首[17]14123。而在《通考》中,这段文字被插于文中,置于景祐四年和熙宁四年两次入贡记录中间,除此以外两书别无二致。与之相类似的,《宋史·高丽传》与《四裔考·高丽》的北宋部分文字完全一致,只是在《宋史》文末所记高丽风俗、里程等,《四裔考》中系于北宋纪事之末、南宋纪事之前[17]14052-14055。除此以外,《宋史·真腊传》亦有类似情况的出现。这大概都是元代史臣有意调整,以使全文更为通贯、符合惯例。

   (二)《通考》与《宋史》所载大致相同,但《通考》中节略了奉表、诏书等内容,偶尔也将连续数年朝贡记录整合,如勃泥、回鹘、党项、定安国。或部分史实、词句《宋史》缺载,如高昌;或《通考》缺载,如于阗、渤海。

   以太平兴国六年(980)定安国王乌玄明上表为例[17]14128,[18]8010-9011:

   《宋史》

   定安国王臣乌玄明言:伏遇圣主洽天地之恩,抚夷貊之俗,臣玄明诚喜诚抃,顿首顿首。臣本以高丽旧壤,渤海遗黎,保据方隅,涉历星纪,仰覆露鸿钧之德,被浸渍无外之泽,各得其所,以遂本性。……

   《文献通考》

   定安国王臣乌玄明言:臣本以高丽旧壤,渤海遗黎,保据方隅,涉历星纪,仰覆露鸿钧之德,被浸渍无外之泽,各得其所,以遂本性。……

   除《通考》记的“臣本以高丽旧壤”一句以外,《宋史》中所记太宗给乌玄明的回书亦不见于《文献通考》。就马端临而言,四裔之国的表文,常常叙述清晰且有文采,“略无岛夷侏离鄙俚之谈,有类中土操觚文士之笔”,甚至有时比惯用汉文的高丽、交趾写得更好,因此他“窃疑史文容有缘饰,非其实也”[18]9168。或正因此,《四裔考》中少有繁复地录文,大多是择录部分,甚至全部删去。与之类似的,《四裔考》中惯将连篇累牍的朝贡记录作简要处理。例如在《四裔考》中记载,回鹘国在“(乾德)三年,又遣使贡方物。开宝中,累入贡,其宰相亦来贡马。”[18]9641《宋史·回鹘传》则作“三年,遣使赵党誓等四十七人以团玉、琥珀、红白犛牛尾为贡。开宝中累遣使贡方物,其宰相鞠仙越亦贡马。”[17]14114

以下再对两书缺载部分的史实做简单的考证,以说明《宋史》与《通考》间的差别。两书有关高昌国的记载,主要差别在王延德《西州行程录》。太平兴国六年,西州回鹘(即高昌)阿斯兰汗称西州外生师子王,并遣派都督麦索温出使北宋。五月,宋太宗派遣供奉官王延德出使高昌。雍熙元年(984),王延德自西州回到开封后,将出使过程撰写成《西州行程记》上呈朝廷。在《四裔考》所录《行程记》的文末有“延德初至达靼之境,颇见晋末陷虏者之子孙,咸相率遮迎献饮食,问其乡里亲戚,意甚凄感,留旬日不得去”[18]9290-929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5897.html
文章来源:青海社会科学. 2020,(05)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