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焕珍:佛教教育管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8 次 更新时间:2021-04-06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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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焕珍 (进入专栏)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教育面临的问题,大家多有反省,学人不打算重复,这里想就本人的肤浅体会,谈谈办好佛教教育应当照顾到的几种关系:一是师资关系;二是教理的邪正、深浅与总别关系;三是教理与观行的关系;四是内学与外学的关系。

一、师资关系

在教育中,教育者是传授知识的一方,受教育者是接受知识的一方,两者并不是对等关系,而是以知识为核心的授受关系。众生的知识有两类:一类是趣识的知识,它是依理性建立起来的工具性知识,目的是为了解决众生在生活中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一类是趣智的知识,它是依智慧建立起来的非工具性知识,目的是为了对治分别识给众生带来的烦恼。两类知识的传授都离不开善知识,趣识的知识源于众生的分别识,虽与众生的历劫习气相近,但因有“先知后知”的特点而需要善知识;趣智的知识源于众生的无分别智,与众生的历劫习气悬殊,更因有“先觉后觉”的特点而需要善知识。

佛法属于趣智的知识,对此佛陀曾有明确开示:“我所得法,甚深微妙,难解难见,寂寞无为,智者所知,非愚所及!众生乐著三界窟宅,集此诸业,何缘能悟十二因缘甚深微妙难见之法?又复息一切行,截断诸流,尽恩爱源,无余泥洹,益复甚难。”(《弥沙塞部和酰五分律》)如此甚深微妙、难解难行的佛法,如果没有善知识传授,众生必然会顺着久已习惯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进行分别知解,不是堕入常见就是偏执断见,很难建立起中道正见,要成佛就遥遥无期了。所以,《妙法莲华经》说善知识是众生成佛的大因缘,《大般涅槃经》更具体地说:“若离四法得涅槃者,无有是处。何等为四?一者亲近善友,二者专心听法,三者系念思惟,四者如法修行。”当然,佛陀并不否认众生通过自学趣智的知识能取得一定的成就,但认为他们最多只能成为缘觉,而这不是佛教的最终目的。

佛教中,善知识主要有三种:一是外护善知识,即护持道场和修行者的善知识;二是同行善知识,即共同修学佛法的善知识;三是教授善知识,即善巧传授佛法的善知识。佛教教育中的善知识指第三种。教授善知识因是否见道的差别又可分为两种:见道位(大乘菩萨初地)以上的善知识是四依菩萨中的圣人,即智者大师所谓“圣师”,他们既可以经师、论师、禅师的身份示现,也可以其他身份示现;他们的教示虽然不一定如佛陀圆满,但同样完全本于智慧,既当理又当机,教法的具体内容与形式与有别,但宗旨与归趣与佛并无二致。不过,在象、末二法时代,要遇到这样的善知识比较难,需要很大的福德因缘。

除了“圣师”,还有“凡师”。“凡师”即四依菩萨中的前三种菩萨,其中第一种菩萨虽然“具烦恼性”,但“能奉持禁戒,威仪具足,建立正法,从佛所闻,解其文义,转为他人分别宣说”(《大般涅槃经》),也可以担任善知识。有的佛弟子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只有“圣师”才能讲经说法,见到别人讲经说法就问他有没有开悟,这是不理解佛意的表现。“凡师”是具体属于什么阶位的菩萨呢?指菩萨道中处于十住、十行和十回向位的修行者,即初发心住这个阶位以上的地前菩萨。从佛陀的有关开示看,他们须具备三个方面的素养:首先,对佛法有坚固信心,不会生起邪倒二见,不再造五逆十恶,不再生三途八难;其次,能如理思观察十种佛智慧,以信解力理解佛法、安住空性,明了一切法唯心所现;第三,已发起自度度他、度尽众生的菩提心。因为“凡师”既能依佛智慧思维观察万法,又能发起菩提心,完全有能力利他,迦叶菩萨这样赞叹他们,“初发已为人天师,胜出声闻及缘觉,如是发心过三界,是故得名最无上”(《大般涅槃经》),称他们为天人师。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可知,“凡师”虽未见道,但水平并不低。对此,我们不妨结合现实情况略加解说,以便对其品质有更加准确地把握。“凡师”必须坚守佛教本位,深信因果,皈依三宝,持守净戒。如果自称深信因果,却沉溺于算命、看相、占筮、赌博、股票等邪命之业;或自认皈依三宝,却心仪天魔外道;或自诩持戒清净,却不护威仪、不顾讥嫌,都没有资格做善知识。“凡师”虽然尚未现证空性,不能像“圣师”那样当理当机教化众生,但能够依信仰产生的理解力理解佛陀圣教、对佛法有全面和深入的解悟,能够始终依万法皆空为宗旨讲说佛法。否则,如果一方面宣称皈依万法皆空的真谛,另一方面却得少为足、不懂装懂,甚至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断常二见,同样不能担任善知识。“凡师”没有现证空性之前,发起的必然是夹杂着我法二执习气的世俗菩提心,这就要求他时刻不忘两件事:一是时刻不忘以上求下化为最高目标,二是时刻不忘对治自己的我执习气。当我法二执习气现前时,要能够及时反观自身,把烦恼心压伏下来;如果我法二执现前时,不知反省和对治,甚至顺着习气越走越远、越走越欢,必将自误误他,不堪为师。

如果有这样的善知识维系佛教教育,就不担心学生不尊重善知识,就不害怕因缘和教学形式发生变化,就不相信佛陀圣教会衰落。反之,如果没有这样的善知识,学生不能因善知识示导见性,无论借助什么新颖媒介来教育,佛教教育都可能徒具外表,佛陀圣教都很难兴盛。

二、教理的邪正、深浅与总别关系

佛法坚信万法平等,其最终目的也是令众生觉悟万法平等。由于众生无量劫来受到无明遮蔽,不能如实了知这一真相,并按照这一真相开展智慧、自在与慈悲的生命,佛陀才示现世间度化众生。因众生从无明转向智慧的过程有其次第性与共同性,佛陀教法相应地体现出一定的次第性与系统性,从修行者看可以视为众生成佛的总相教法。

在总相教法中,最基础的内容是建立正确的因果观,令众生从关于因果的邪见转向正见,深信佛陀宣说的世间因果道理。什么是因果邪见?佛陀说:“彼有二种,谓失、不信。云何不信?彼人心谓:‘无施无祀,无斋无会,无有善业,无不善业,无业果报。’广则无量。云何为失?彼人心谓:‘一切苦乐皆是天作,非业果报。’”(《正法念处经》)第一种是无因论,第二种邪因论,青目菩萨注《中论》时分别称之为粗邪见和细邪见。细邪见以神、梵、宿命、自然等为因,认为一切苦乐皆已注定,众生不能也无须有所作为。这种邪见不知众生心为苦乐之因,破灭了佛法追求的涅槃乐,但因其相信苦终有尽,信奉这种邪见的众生还能得到世间快乐。至于粗邪见,由于它不相信因果,认为行善会得恶报、行恶会得善报,根本破坏了因果不爽、善恶有报的真理,信奉这种邪见的众生不但得不到涅槃乐,甚至连世间乐都得不到。的确,试想想,如果一个人相信杀人放火可以飞黄腾达、乐善好施反遭困苦厄难,他怎么会尊重众生生命、与人为善,又怎么会因此得到快乐呢?远离这两种邪见,才能够真正建立起佛教所说的世间正见,这就是以十善业道和十不善业道为核心内容的世间因果观,它与前者的根本区别是将众生苦乐视为其造业所感得的结果,而造业的本因则是众生之心。

佛陀发现,众生造善造恶、长劫轮回六道、不得出离解脱,根本原因是他们不知此心的真相,把它当成了实体,于是便因应不同根器开出了深浅不同的教法:“若众生下劣,其心厌没者,示以声闻道,令出于众苦。若复有众生,诸根少明利,乐于因缘法,为说辟支佛。若人根明利,饶益于众生,有大慈悲心,为说菩萨道。若有无上心,决定乐大事,为示于佛身,说无量佛法。”(晋译《大方广佛华严经》)这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四乘教法。如果将缘觉乘摄入声闻乘,则为声闻、菩萨与佛三乘教法;如果将佛乘摄入菩萨乘,则为声闻、缘觉与菩萨三乘教法;如果将菩萨乘摄入佛乘,则为声闻、缘觉与佛三乘教法;如果摄声闻、缘觉为小乘,摄菩萨、佛为大乘,则为大小二乘教法。

总相教法有深有浅,声闻、缘觉、菩萨、佛诸乘深浅各别,不相杂乱,但我们不能将此执著为定相。从佛陀施设教法看,上到佛乘的教法都是佛从其圆满体证的一真法界中垂示的教相,是佛“以一佛道随诸众生种种分别而为说之”的表法(《大般涅槃经》);从众生修学看,下到世间因果法都是指向佛乘的教法。因此,深不是定性的深,而是必然显现为诸乘教法的深;浅也不是定性的浅,而是必然以佛乘教法为归趣的浅,所谓“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妙法莲华经》)。佛陀所说三乘教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我们把握好总相教法的这种总别关系,就不会在教育中以深破浅或以浅破深。现实中,我们常常见到这两种偏颇,有的人从菩萨道起修,便偏执所有人都要从菩萨道起修,导致以深破浅,譬如以大乘破小乘;有的人从人道因果起修,便偏执所有人都应从人道因果起修,导致以浅颇深,譬如以人乘破天乘。这都是没有真切地领会总相教法的深浅关系的结果,不能彻见教法全体。

同时,由于众生的烦恼存在种种差异,佛陀即使在同一个层面也会开出不同的教法,所谓“贪欲多者,为说不净;瞋恚多者,为说大慈;愚痴多者,教勤观察;三毒等者,为说成就胜智法门;乐生死者,为说三苦;若著处所,说处空寂;心懈怠者,说大精进;怀我慢者,说法平等;多谄诳者,为说菩萨;其心质直、乐寂静者,广为说法,令其成就”(唐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如果把这林林总总的教法称为别相教法,又存在合理地理解总相教法与别相教法、别相教法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

学人的总体看法是,总相教法是别相教法之经,别相教法是总相教法之纬,既不应以别破总,也不应以总破别。总相教法是佛陀教化九界凡圣的教法总纲,是所有菩萨道弟子都应该修习的基本教法,如果偏执别相教法而不研习总相教法,很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境地。或许有人会说:我有圣师引导,只要遵照师教修习即可。这诚然不错,但我们应知道,圣师之所以成为圣师,也是通达了总相教法才能为圣师的。今天,汉传佛教界偏执别相教法、忽视总相教法的现象比较普遍和严重,有的甚至以其偏执的别相教法破毁总相教法。譬如,有人讲《妙法莲华经》,把经中的“除诸法戏论之粪”一语理解为“除了《妙法莲华经》之外,其他佛法都是粪”,认为佛教就一部《妙法莲华经》;有人弘扬净土法门,宣称末法时代只有“一句佛号”才能救度众生,以为研习总相教法或别的经典都是下劣根器所作无益之举。凡此种种执见,正是犯了以别破总的过失,不知没有总相教法则没有别相教法,终其一生不过株守一法的井底之蛙。

另一方面,佛弟子也不应以总破别。无论是佛陀还是诸大菩萨开出的别相教法,它们本身都是从总相教法的不同角度开出来的具体教法,都是以总相教法为归趣而不是游离于总相教法的东西,此其一。其二,由于佛法的实践性格,每个佛弟子都应该选择一个与自己相应的别相教法一门深入,否则很难有所成就。因此,从千差万别的具体教法入手修习佛法,乃是佛教教育的实态和常态。这方面,佛教教育要做的工作是为别相教法提供总相教法的基础,进而开出新的别相教法,而不能以总相教法破斥别相教法。譬如,有人看到别人专修净土或专门参禅,就认定他们不通教理,这就犯了以总破别的过失。

在这个深浅、总别圆融的教法系统中,各种别相教法相互之间则是“法无高下,当机者良”的平等关系,任何人都不应执自己修学的教法而毁破其他人修学的教法。

三、教理与观行的关系

我们很清楚,从佛陀下化众生的维度来讲,所谓教无非由观而来,没有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的观行,就不可能有“三藏十二部经”的一代时教,所以教观本来一体,既不存在远离观行之教,也不存在孤悬教外之观。

既然如此,我们在教育中就应该用教观一体的方式传授与研习佛法,既不要离观解教,也不应离教修观。离观解教,“譬如有良医,具知诸方药,自疾不能救,多闻亦如是。譬如贫穷人,日夜数他宝,自无半钱分,多闻亦如是”(晋译《大方广佛华严经》),不免沦为知解宗徒。另一方面,“若观心人,谓即心而是,已则均佛,都不寻经论,堕增上慢,此则抱炬自烧,行牵恶道”(智顗《妙法莲华经玄义》),必定成为盲修瞎炼的癫狂痴汉。

今天,汉传佛教比较衰落,主要原因不是四众弟子不精进,而是不太重视佛陀圣教对观行的指导作用,若要振兴汉传佛教,当务之急是研习与弘扬佛陀圣教。研习与弘扬佛陀圣教,首先要让大众接诵读佛陀圣典,只有诵读佛经的人多了起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发愿进一步了解、研习佛陀圣典,向佛陀学习离苦得乐之道。因此,我以为最近两年兴起的“大众阅藏运动”对汉传佛教的复兴具有基础性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阅读佛陀圣典的层次,如果仅仅停留这个层次,不进一步如理思维、研习教理,尚不足以中兴汉传佛教。因此,“佛教义学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够站在趣智立场、以学修一体的方式显明佛陀圣教的宗趣及其总别、深浅等关系,为学生学修佛法提供必须的增上缘。

有人会问:“没有见道前,怎么能‘站在趣智立场、以学修一体的方式显明佛陀圣教的宗趣及其总别、深浅等关系?’”必须依靠信解力。相对智慧力来说,信解力也是一种分别力,但它是建立在信仰佛陀圣教基础上的理解力,因此拥有信解力的佛弟子,在对待佛陀圣典的态度、研究佛陀圣典的方法及其旨趣等方面,与从趣识立场上研究佛陀圣典的学者都很大差异:其一,依信解力研习佛陀圣教者尊重佛陀圣典传承传统,不会随意增减圣典字句,更不会随意会集圣典;即使从文献学、历史学意义上发现了现传圣典的异文甚至异本,也不会轻易改动现传圣典。其二,他不会从趣识立场、以理性与逻辑为准量研究佛陀圣典,而会从趣智立场、依佛法印为准量、以“法四依”为原则研究佛陀圣典,他对其力所不及的圣典奥义必心存仰信,对看似矛盾的圣典诸说则能遵从“四悉檀”力加贯通。其三,他深知信解力只是智慧力前行阶段的能力,故虽依信解力,却旨在由解入观而获得智慧力,不像趣识立场的学者偏执一己分别见以自是。

这方面,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回到佛陀的本怀,秉承教观一体的精神,在解释圣典时,除了从“因缘”、“教相”、“本迹”三个角度对教理加以解释,还专设“观心”一释,解明如何将法义到落实到修行之中,令学生当下即可受用。如他解《法华经·方便品》中的“开”、“示”、“悟”、“入”四字时,从观心方面解说道:“约观心释者,观于心性三谛之理不可思议,此观明净,名为开;虽不可思议,而能分别空、假、中心,宛然无滥,名为示;空、假、中心,即三而一、即一而三,名为悟;空、假、中心,非空、假、中,而齐照空、假、中,名为入。”(《妙法莲华经文句》)如果我们继续发扬这个研习佛陀圣典的传统,汉传佛教一定会重现教观双美的胜境;否则,要改变偏废的局面恐怕不容易。

四、内学与外学的关系

内学即佛教所谓内明,外学除了佛教所谓外明,还包括外道和邪见。外明指因明(辨名析理的智慧)、声明(语言文字的智慧)、医方明(治疗疾病的智慧)、工业(巧)明(制作器具的智慧),外道即前面说的邪因论,邪见即前面说的无因论。内学与外明是能摄与所摄关系,内学为能摄,外明为所摄,为增强辨名析理能力而摄因明,为提高语言文字能力而摄声明,为保持身体健康而摄医方明,为提升成就事法能力而摄工巧明;内学与外道、邪见则是能度与所度关系,内学为能度,外道、邪见为所度,即通过内学转化外道和邪见。

对于外明,弥勒菩萨说应与内学同时修学,因为菩萨道行者应勤学一切明处,而菩薩只有在学习佛法的同时广学外四明,才可称为“勤求一切明处”(《瑜伽师地论》)。但对于外道和邪见,则不能与佛法同时学习。在阅读佛教经典和从事佛教教育的过程中,学人有一点体会:在学生道心未坚固之前,不宜涉猎外学,否则容易退转。学人到几家佛学院讲过课,看到他们的图书馆多半收藏佛法著作,觉得这样很好,有助于学生坚固佛法信仰。刚进佛门的学生,很可能还没有建立坚固的佛教信仰,如果这个时候让他广泛阅读外道典籍或种种世论,如四书五经、史汉庄韩,乃至康德、尼采等人的著作,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些著作讲得很精彩、很有理,从而无助佛法信心的巩固。

但是,菩萨道毕竟要度众生,要度众生就得知道众生之所好所执,只有这样才能当机对他们施行教化。譬如,如果我们对邪外之见一窍不通,遇到一个精通尼采哲学而又不满足的人来向我们请教佛法,我们还是用“无明缘行、行缘识”这一套概念来应对,就很难让他看到尼采的不足和佛法的殊胜,很难达到佛陀所谓“先以欲勾先,后令入佛道”(《维摩诘经》)的度化效果。不过,这样的内容应等到学生对佛法具有坚固信仰后才能加入;而且,学生在进入见道位前,始终要以学习佛法为主,兼学外道典籍,以免本末倒置。

果然如此,则佛教教育就能形成一个上求下化的良性循环系统,佛教的发扬光大就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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