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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经典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分析

——一个批判性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1-04-04 23:35:44
作者: 应星 (进入专栏)  

  

   摘要:比较历史分析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开始兴盛的一个跨学科研究范式,其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欧洲经典社会科学传统。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梳理了比较历史分析的欧洲经典传统的奠基、在美国学界发生的“扳道”以及复兴的过程,剖析了以摩尔和斯考切波为代表的美国比较历史分析主流学界对马克思、韦伯等经典传统的理解方式,批评了美国学界过度化约经典理论的复杂性带来的“中层理论化”问题,并面向中国学界提出了比较历史分析再造的新起点。

  

   国内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近年来对历史维度的社会科学研究兴趣日增,以“历史社会学”“比较历史分析”“历史社会科学”等为主题的专门综述已有多篇(花勇,2017;孟庆延,2018;郭台辉,2019;黄杰,2020)。但目前的梳理仍存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首先是轻源重流。尽管没有人会否认经典的重要性,但对经典的认识仍存在着相当的片面性、模糊性乃至空洞性,人们更重视的是由经典所导出的各种纷繁复杂的分叉问题以及最新趋势。这种综述方式更早地体现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例如斯考切波,2007;Mahoney & Rueschemeyer,2003;Mahoney & Thelen,2015),也深刻影响了国内研究者。其次是对社会科学的历史维度在美国的“中断”与后来的“复兴”之间的关联语焉不详,对比较历史分析的兴替与社会思潮变迁之间的互动缺乏深入的分析。最后,对西方传统的梳理如何与中国正在勃兴的历史社会学之间建立恰切的关联仍然成为一个问题。

   本文以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为切入点。这个概念萌芽于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与农民》,明确于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它强调的是对宏观社会结构进行因果推断。但是,将对社会的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术传统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欧洲社会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比较历史分析这个横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分析范式在西方学界兴盛一时,名家辈出。本文不拟对比较历史分析进行全面梳理和评析,而是先概述比较历史分析的欧洲经典传统的奠基,在此基础上考察这些传统在美国先被遮蔽、而后又被激活的过程中曲折的表现形态。在这种考察中,本文所关心的既非比较历史分析的具体问题和方法,也非对各种枝蔓的厘清,而是推动这一范式(paradigm)的形成和演化的最基本的社会与思想背景,并由此勾勒出它的基本预设乃至“无意识”传统。通过这种知识社会学的辨析,我们希望能展示比较历史分析真正的力量及其局限所在,以期找到它可以重新出发的起点。

   一、比较历史分析的经典: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欧洲

   经典社会理论是在应对17世纪以来的现代性总体问题中诞生的。这个问题在包括资本主义体系诞生、民族国家兴起和社会革命爆发在内的一系列历史巨变中凸现了出来。将历史分析、比较方法与当时正在酝酿成形的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的做法内嵌在诸多经典思想家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中。但比较历史分析在面对历史巨变时并没有形成一个综合的形态。本节按照居于关键地位的经典思想家对比较历史分析的不同贡献来展开分析。

   (一)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传统

   尽管西方学界在“17世纪的总危机”的肇因究竟是生产力危机还是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危机上存在争议(Trevor,1965),但这个概念还是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理论从18世纪开端时的基本社会背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正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论法的精神》开篇,孟德斯鸠明确提出,他要研究的是法与各种事物可能发生的关系(2009:13)。这实际上是要为社会研究奠定有如笛卡尔哲学和牛顿物理学一般的实证科学基础。在这种探究背后,是从古代共和道德的旧世界向现代贸易和自由的新世界转变的趋势(马南,2018:12-13)。为此,孟德斯鸠最早充分地应用了比较历史的方法。首先,他在政体类型的划分上完全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以历史和现实经验为基础划分了共和、君主和专制三种政体。这种划分的实质是所谓“宽和政体”与“不宽和政体”之别,这也开创了比较西方君主与东方专制的先河。其次,他用隐晦的写作方式突出了三种政体类型之外的全新政体,即以贸易和自由为基本特征的英国政体(潘戈,2016:15、155),由此奠定了以国家为单位的新旧政体之间、自由和专制之间的比较传统。最后,他强调了“民情”(mores)这个概念在理解政体原则上的重要性,并通过各种比较展示了政制、自然、历史与民情之间的复杂关联,为理解社会与自然的法则以及偶然与必然的关联提供了基本的思路。这实际上是将比较方法确立为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

   从“17世纪的总危机”进入到18世纪80年代开启的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现代性问题继续向纵深推进,19世纪的社会理论家面临着“革命的年代”和“资本的年代”(霍布斯邦,2006a,2006b)这双重命题的考验。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相当程度上直接继承了孟德斯鸠的思想传统,并回应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提出的平等与自由的张力问题。他接续孟德斯鸠从“民情”入手的分析方式,也刻意使用了比较历史的方法。不过,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将民主社会的标杆从孟德斯鸠眼中的英国转到了美国,从地理、制度尤其是民情上比较了美国这种因为没有旧制度的负担而“生来平等”的社会与欧洲这种经过革命才“变成平等”的社会。他一方面承认美国民主化道路的某些特殊机缘,另一方面又揭示了这种民主化的“天命”性质。他深刻分析了民情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看到了“多数的暴政”和“温和的专制”的症结,同时也揭示了美国社会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机制(托克维尔,1991;曼斯菲尔德、温思罗普,2016)。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将比较的视线重新拉回到欧洲内部,在深入分析法国中央集权制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关联的基础上,比较了法国、德国和英国在中央集权制以及所谓“托克维尔悖论”上的不同表现(托克维尔,1996)。托克维尔这两本主要著作本身即已构成了一个绝妙的比较。

   (二)斯密传统

   孟德斯鸠对贸易和自由的高度推崇也对英国思想家斯密(Adam Smith)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斯密的《国富论》在孟德斯鸠以及休谟(David Hume)思想的启发下,以国民及国家财富的最大化为问题线索,对现代劳动分工、市场、贸易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剖析,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他在书中虽然并未正面论及比较历史的方法,但仍对这一分析范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首先,他强调了国家财富是国家力量的来源,将经济引入到政治实践中,将市场与政府在国家“治理术”的意义上紧紧联系在一起,奠定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开展比较分析尤其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其次,他对比了以外贸为动力的英国资本主义道路与随农业的推广和改进出现的“财富的自然的发展”道路,也比较了欧洲资本主义增长道路与中国“似乎停滞于静止状态”的发展道路,将发端于孟德斯鸠东西方发展道路差异的讨论带向了更复杂的方向(斯密,1994:65、345)。

   (三)马克思传统

   德国思想家马克思以其独创的辩证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变化趋势,尤其是商品和资本运行的内在矛盾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深入批判。他开创的社会理论传统对后来大多以国家或宗教为分析单位的比较历史分析来说似乎是一个悖论。因为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提出了人的解放优先于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这种利己生活的一切前提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然而是作为市民生活的特性存在的”(马克思,2009a:30、50)。马克思分析的主要着眼点是对资本主义世界而言具有普遍性的市民社会和生产方式,而非特殊的国家或宗教之间的比较。但是,马克思这种以阶级和生产方式为主线的分析方式极具历史穿透力,对于后世着力于国家或文明形态比较的做法深具启发意义。此外,马克思还有两个具体的研究方向与比较历史分析有着紧密的关联性。第一个研究方向是他晚年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马克思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称为“人体解剖”,而将他在晚年花费了很大精力进行的关于前现代社会的人类学、历史学研究称为“猴体解剖”。他在研究东方社会时,提示了一种独特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亚细亚生产方式;他也指出了在俄国村社制度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马克思强调,不同社会从前现代形态走向现代形态,从“猴体”变为“人体”,是因不同的历史条件而异的(马克思,2009b:463-467,2009e:570-590;梅洛蒂,1981)。第二个研究方向是马克思对法国政治的分析。在他看来,德国与理论有更强的亲和性,英国与经济有更强的亲和性,而法国与政治有更强的亲和性。他对法国政治的研究有著名的“三部曲”——《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法兰西内战》。他的这些研究,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既与英德政治构成了或明或暗的对照,同时又为我们展示了阶级政治与国家自主性两条线索之间的张力(傅勒,2016;应星,2017),成为后来的比较历史分析的一个焦点问题。

   (四)韦伯传统

   19、20世纪之交是资本主义体系最后的成型时期,也是经典社会理论最后的高峰时期,同时还是比较历史分析最重要的经典传统的成熟时期。它们集中体现在德国思想家韦伯(Max Weber)的著述中。韦伯对比较历史分析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韦伯是第一个将比较历史分析作为自身整个思想体系的支撑点的经典大家。韦伯思想的复杂,再加上早逝导致文本的不完整,造成学界对韦伯的中心问题究竟为何存在颇多争议。不过,中外学界还是较多认为理解韦伯中心问题的“钥匙”不在韦伯最后未完成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而是他生前亲手编订的《宗教社会学文集》第一卷(Gesammelte Aufs?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Tenbruck,1980:316-351;李猛,2001:113-127)。在该文集的总绪论中,韦伯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的问题:“身为现代欧洲文明之子,在研究普遍历史问题时,都会必然地和正当地铭记如下特殊问题:各种情境因素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结合起来产生了那些在西方、而且仅仅在西方出现的,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至少文明倾向于认为)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有效性的文化现象”(韦伯,2010:1)。韦伯还在该文集中把他的方法明确地称为“比较宗教学”(韦伯,2011:404)。可以说,韦伯的核心问题即是通过比较宗教学的方式探究欧洲资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独特性格。这个问题指向与比较宗教学方法之间的“选择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y)(韦伯,2010:56)清晰可见。

其次,韦伯也是第一个系统而深入地提出了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论的经典大家。韦伯的时代与他之前的时代所不同的是,大学开始了以专业化为标志的“制度化经营”(enterprises)。而专业化首先就表现在方法论的自觉上。“业余者与专家的唯一不同,就在于他缺乏一套完全确定的工作方法,因此,对于自己的想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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