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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经典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分析

——一个批判性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1-04-04 23:35:44
作者: 应星 (进入专栏)  
他一般不能完全控制、评估乃至贯彻执行其中的全部意涵”(韦伯,2018:14)。韦伯自觉地构建了一整套极其独特而复杂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其主要内涵包括:第一,将位于理论抽象与特定经验现实之间的“理想类型”(idea types)构建为基本的研究工具;第二,在探究因果关系上强调“多重因果”(multicausality)和“因果妥当性”(adequate causality);第三,在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之外独辟蹊径地提出了“解释性的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强调社会行动的脉络—遇合(contextual-conjunctural)的解释模式;第四,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第五,反对线性历史观和有机整体论,强调历史错综复杂的张力、悖论、裂变、反讽与意料之外的后果(韦伯,1999;Kalberg,1994)。

   再次,韦伯在极其广泛的研究领域展示了比较历史分析应用可及的范围。与其说他更关心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论本身,不如说他更关心对实质经验问题的探究。在他看来,“只是通过解释和解决实际的问题,科学才得以确立,它的方法才得以进步。与此相反,纯粹认识论的或者方法论的思考还从未在这方面起过决定性的作用”(韦伯,1999:44)。而他对实质经验问题的理解是:“鉴于经济因素所具有的根本的重要性,每一种力图做出的解释都必须首先考量经济条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当忽略反向的因果关联;因为经济理性主义的起源不仅要依赖于理性技术和理性法律的在先发展,而且取决于人们支持某些践行的、理性的生活方式的能力和性向(disposition)”(韦伯,2010:11)。故此,包括经济、支配、宗教、法律、组织、身份群体在内的“诸社会领域”“世界图像”以及“生活样式”(韦伯,2011:420、434),均在他的比较历史分析范畴中(苏国勋,2016)。

   最后,韦伯的比较历史分析与既往的比较历史分析传统尤其是马克思的传统建立了深刻的对话关系。“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韦伯,2011:421)。这段话简明而清晰地表明了韦伯对马克思思想传统的吸纳与批判。

   综上所述,韦伯代表了比较历史分析在经典时期所达到的最高水准。由于韦伯的作品理论深邃、方法独特、领域广泛,继承他的思想遗产具有极高的难度。韦伯在20世纪初期的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尤其是德国。比如,德国历史学家欣策(Otto Hintze)通过将韦伯社会学引入历史学而形成的比较制度史研究就构成了比较历史分析经典传统的一部分(Gilbertt,1975)。

   值得一提的是,与韦伯同时代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对比较历史分析的影响比较特别。在方法论层面,他一方面澄清了英国思想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比较方法无法适用于社会学”的误解,强化了比较方法在社会学中的核心位置,提出了比较社会学就是社会学本身而非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相对弱化了历史维度的研究,否定了社会学创始人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的历史方法的意义(涂尔干,2020)。不过,在他的经验研究尤其是关于原始宗教和社会分工的研究中,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仍穿插其间。在涂尔干的直接影响下,莫斯(Marcel Mauss)所作的历史文明比较构成了与韦伯的德国传统所不同的法国传统(莫斯等,2010;王铭铭,2018)。

   总的来说,比较历史分析从孟德斯鸠那里发端,到韦伯这里达到了顶峰,先后形成了四大经典传统。这些传统一方面是共同面对现代性的诞生这个总体性问题的,另一方面又绝非同质性的,它们之间既有继承和发扬,更有否定和批判。无论是18、19和20世纪的世纪传统,还是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国别理论传统,或是现代人自我意识的三大领域——历史、社会和经济——的交错(马南,2018),都充满了巨大的思想张力。正如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在分析霍布斯的《利维坦》时所说的,“我称其为传统,因为它们具有某种传统的特性,这种传统不是坚持与某种单一的特性的一致,而是包容了内在的多样性并将其连为一体,同时还能够在不失去其认同的情况下而发生变化”(奥克肖特,2003:175)。尽管上述经典思想家反映了各自国家的思想传统,也对各自国家进入现代的特殊路径进行了思考并启迪了后世的“国别单位”(national unit)比较,但是,经典传统所确立的是远比那种比较更丰富的思想层次。

   二、比较历史分析的“扳道”: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早期的美国

   以韦伯在1920年的去世为标志,社会科学的重心开始从欧洲转向美国。通常认为,美国社会科学的兴起导致了比较历史分析暂时的“中断”;而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比较历史分析又因缘际会,得以“复兴”。其实,这种“中断”与“复兴”存在着微妙的关联。与其说“中断”,不如用韦伯那个“扳道工”(switchmen,也译为“转辙器”)的比喻(韦伯,2011:421)来说——从20世纪20年代起,比较历史分析被扳离了经典时期的轨道。

   (一)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早期的美国社会与大学

   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经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成为最主要的工业化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迟缓了其发展的节奏,但经过“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龙头地位更加稳固(曼彻斯特,2006)。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成功使“制度化经营”的概念从经济层面扩展到科学和教育层面。随着美国大学在20世纪的快速扩张以及财团力量和政府智库对美国大学的深入影响,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都出现了规模化、集团化、专业化的“制度化经营”特点。韦伯在其1917年的演讲《科学作为天职》中就已洞察到这种美国式的“制度化经营”注定要变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韦伯,2018:7)。正是美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以及二战后霸权地位的获得决定了在美国的大学及科学体制中什么是最紧迫的问题以及什么是处理它们的最恰当方法(华勒斯坦等,1997:37)。就美国社会科学而论,其特点突出体现为所谓“工具实证主义”,即以经验实证为主流取向,强调通过恰当的方法对不稳定的因素进行控制性的研究;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中所假定的严格性为社会科学的首要目标,进而在社会科学中推崇统计技术;强调归纳式的研究策略和团队研究;重视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信念等(叶启政,2018:1-78;罗斯,2019:608)。即使是那些宣称要继承欧洲经典思想的美国学者也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卷进了美国社会科学的独特轨道。就其代表人物而论,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是最关键的社会学家。围绕他的思想激起的拥护、修正和反对,是理解比较历史分析从被遮蔽到激活的关键线索。

   (二)帕森斯的思想及其追随者

   帕森斯的实证主义行动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与美国的工具实证主义关联起来的(叶启政,2000)。他在几个方面启动了对比较历史分析经典传统的“扳道”。

   首先,他对经典进行了选择性的会通(convergence)。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会通了涂尔干、韦伯和帕雷托(Vilfredo Pareto)等人的社会理论(帕森斯,2013)。这种所谓的“会通”即将异质性的研究传统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传统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为了保证这种统一性,他在“会通”中排除了马克思、托克维尔的传统,对韦伯传统则作了“实证社会学化”“去历史化”“单面化”的改造(赵立玮,2012:155-204)。

   其次,他的“宏大理论”背后的宏观经验指向有别于经典传统。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后来在激烈批判帕森斯时赠送了他一个封号——“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米尔斯,2017:33),意指其理论的高度抽象性及其对概念的堆砌。应该说,米尔斯的这一批判是不够公允的。实际上,帕森斯的抽象理论背后有着明确的经验指向,即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为核心群体的、从大萧条到二战后的美国主流社会。他对这种经验现实的理论构建不是零碎的、局部性的,而是系统的、总体性的。就其关怀的问题的宏大性而言,帕森斯理论与欧洲经典理论有相似之处,只是两者定位的总体问题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前者定位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后者定位于现代性在全世界所开启的历史巨变。

   再次,他将社会分析与历史分析分离开来。帕森斯在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确立了现代化在发展道路上的唯一正当性。他的这种进化论思想与功能主义的结合导致了线性的历史观,历史研究因此失去了重要的意义。此外,帕森斯长期位居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主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等要职,积极推进社会学的学科专业化,刻意强化社会学与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分界。受其影响,帕森斯的高足斯梅尔塞(Neil J. Smelser)在其《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一书中就重新阐释了托克维尔、韦伯、涂尔干,将他们对历史实质问题的研究与比较方法完全割裂开来。在他看来,“科学事业就是为控制变化而奋斗”(斯梅尔塞,1992:172)。在帕森斯的追随者中,也有个别人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艾森斯塔得(Shmuel N. Eisenstadt)的《帝国的政治体系》就是一例(艾森斯塔得,1992)。这项研究虽有相当的价值,但其鲜明的功能主义色彩与前述经典比较历史分析已大异其趣。

   (三)默顿:帕森斯时代的修正派

帕森斯理论在美国社会学称雄近二十年,既有大批的追随者,也引发了各种批评。本文把比较温和的批评称为修正派,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默顿(Robert K. Merton)。他对比较历史分析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中层理论”(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默顿自己主要是从经验研究的主题上来界定中层理论的,即经验研究应该在宏大理论问题与微观工作假设之间搭建中层的理论构架。这是因为社会学的成熟度尚无法与自然科学相比,所以应该降低学科期望,致力于社会机制分析,例如角色冲突理论、社会流动理论、相对剥夺理论就是这样的中层理论。值得注意的是,默顿提出中层理论,不仅是要批判帕森斯所构造出来的“宏大理论”本身,也反映了他对帕森斯借重欧洲经典理论来构造新理论的做法的不满。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应该像自然科学那样重视学科的积累机制和最新进展,而“由于相当遥远的过去的理论和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被结合到现今的积累性知识中,所以对于过去伟大贡献者的纪念实质上被保留在这一学科的历史之中”(默顿,2006:43)。欧洲经典那种学科不分、论域无边、问题含混、方法缺乏操作性的做法不符合准确、简洁、清晰的美国实证科学标准。因此,他认为社会学应着力分析的是可以被观察、操作或检验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纠缠在那些过于复杂、含糊的因果关系中。如果说经典对默顿还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在孔德所谓的“大脑卫生学”(cerebral hygiene)的基础上从经典中抽取一些看似可用的部分,并赋予其功能性的意义,即应用权威来证成自己思想的合法性,避免重复劳动,培养自己的鉴赏力,等等。经典思想脉络本身的完整性、面对现代性总体问题的重要性、其理论概念与方法界定及经验问题的扣合性都在默顿这种功能主义的经典观中被消解了(默顿,2006:54-105;田耕,2006)。他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中对经典理论的功能性阐述与对中层理论的分析是前后紧连的,这表明二者的内涵是有关联的。就此,我将默顿这种经典理论观称为经典理论的“中层理论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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