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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奢侈的话语:“治理”的中国适用性问题

更新时间:2021-04-04 23:31:59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以“中国传统治理”命题的文章,所论包括中国传统治理理念、中国传统治理思想、中国传统治理体系等内容。在这些论述中,大致表现出一个共同的言说特征,那就是将治理一词用来指涉中国古代国家统治的方方面面。着重点,自然是在强调中国传统中包含了丰富的现代治理因素,因此有必要努力推进中国传统治理的现代转化,或者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治理的现代价值,甚或直接在现代处境中运用中国传统治理智慧。更有甚者,自然就是在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出现种种难以克服的弊端的情况下,以更为高超的中国传统治理模式超越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其间,呈现出一个阐释中国传统治理在意欲上的雄心递增线索。

   就中国传统治理的一般论述而言,大致围绕的主题有下述四个方面:

   第一,从国家必然伴有治理事项的一般预设出发,致力刻画中国传统治理模式。作出这样的刻画,自然需要将绝对属于当代范畴的“治理”预先进行一个超出西方国家范围的泛化处理,并凸显一个治理的中西不同范式。“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治理模式。近代欧美国家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实行了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它固然有其优势,但同时又有许多缺欠,尤其是在国家发生重大事件需要应对的态势下,这种治理模式就会暴露出大量的问题”[5]。这是一种中西各有其治理模式,各自的治理模式各有其优劣的断言。这样的断言,是论道中国传统治理模式所预设的知识前提。以此为据,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些断言,又以治理为话语背景呈现出来:在价值观念上,“欧美国家那种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其价值理念便是‘个人优先’或‘个人本位’,这种个人至高无上的价值理念在根本上决定了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总体风貌,它具有极大的缺陷。当代中国治理模式的价值理念则是个人与集体的辩证统一,我们既强调个人的基础性地位,又凸显集体的重要意义”[5]。在治理主体上,西方以个人为单位,中国的治理主体则是多元化的。在目标系统上,西方是资本增长,中国是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5]。在操作体系上,“在欧美国家大多采取了法律的操作体系,并逐步形成了稳定的治理模式,同时也有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治理模式。但这些国家治理活动的操作体系既不同于当代中国,也不同于传统中国”[5]。在凸显中西治理模式差异性基础上,进而明确指出了中国治理尤其是传统治理模式的特点以及优越性。在这里,中西治理的差异性辨认,是论述中西治理模式关系的奠基性预设。而在差异性辨认的基础上,对中国治理模式相对于西方治理模式所具优势的辨认,则是一个实际论述基调。

   第二,以上述预设为指引,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进行归纳总结。这样的归纳总结,主要是一种思想类型的分类。“如何治理国家是中国早期思想家考察的重点问题,先秦时期各家学派在治理方面多有论述,但影响比较大的治理流派主要是儒家、道家和法家”[5]。分开来说,儒家模式是“传统中国最为卓越的理想形态的治理类型”[5]。这种治理类型由四大要素构成:一是一种君臣父子各归其位的礼治模式;二是“为政以德”的德治模式;三是“隆礼重法”的礼法模式;四是“君臣共治”的权力作为模式。道家模式以“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小国寡民”为构成要素。法家治理模式被概括为“法治模式”,这是因为法家思想家商鞅强调“缘法而治”,而韩非推崇“以法治国”。儒家、道家、法家这三种治理模式,基本上是依循思想史的线索归纳总结出来的。因此,从总体上讲,都是具有理想色彩的治理理论模式:所谓儒家治理模式是为中国古代的理想治理模式,道家与法家倾向于治理原则与具体事务的治理模式是为一种现实导向的治理模式,其实都是在想象的范围内作出的古代治理规划。因此都是一种思想形态的治理设计,并不能被解读为儒家不想解决实际治理问题而耽于观念设计,道家与法家仅仅执着于实际政治事务的处置而不设想治理的理想状态。

   第三,结合中国古代的实际治理状态,对中国传统治理的总体模式进行概括。“现实的政治统治的需求与理论家论证的结合共同构造了中国古典社会的治理模式。尽管我们可以从总体上将其称之为‘儒法合流’或‘礼法并治’的治理模式,但通观整个治理的全貌,毕竟在其中还包含了君臣共治、民间治理等多种元素,因此一种更为妥当的称谓应该叫‘辩证统一模式’。所谓‘辩证统一’就意味着两个方面或多个方面的融通式治理,而不是孤立地采取单一模式的治理措施。对多种治理措施也不是用彼此对立的思维加以把握,而是在相互推动、彼此融通上理解和把握中国古典社会‘辩证统一’的治理模式。对于‘辩证统一模式’,我们可以从‘无为而治’‘礼法合治’‘德法并用’‘人法兼重’‘国家社会相协调’等多个方面加以理解把握”[5]。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这些具体构成要素,已经为人所了解,不需要一一描述分析,只需要给出一个总体定位:这一“辩证统一模式”是综合中国传统治理模式诸要素而给出的一个理想化类型。

   第四,在归纳总结中国传统治理模式之后,致力对这一模式所具有的现代价值进行概括。这样的概括可以区分为两种进路:一是直接引导出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现代价值或现代转化;二是指出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缺陷,而强调以现代治理模式补足其重大缺失。就前者讲,武树臣和武建敏指出:“在中国传统治理模式中凝结着非常重要的治理经验。作为一种传统它们沉淀在历史流动的过程当中,对中国古典社会的协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传统治理资源中,诸多治理形态不仅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在现代社会中也发挥了显著的治理作用。比如传统治理模式中的‘德法并用’模式,在现代社会已经被人们自觉地以‘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话语加以重述,从而使其转化为现代社会的治理理念,并构成一股重要的实践力量。中国传统治理模式中蕴含了丰富的治理资源,都有待挖掘其内在价值,从而实现它们自身的现代转化。”[5]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构成要素直接对现代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的断言。为此,论者着重指出了一些具体可以转变为现代治理的传统要素,例如:“保民”的向度在当代中国转化为“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将传统的“无为而治”转变为现代的“人民自治”;在重视现代法治治理模式的情况下,激活中国传统的“礼义规范、道德、法律、习惯、官箴、家训等多元化治理方式”;发挥“人法兼重”“贤人之治”的现代价值;进而从总体上推进现代治理的“辩证统一模式”——“‘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现代转化已经获得了普遍认同,而‘自治’向着‘德治’与‘法治’的融入,则是传统辩证融通的治理模式所给予现代治理的重要经验。充分发掘传统治理资源,实现‘德治’‘法治’与‘自治’等治理方式的现代融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5]。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以外,还有另一种思路即正视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缺陷,并以现代治理模式加以补足的主张,则以两个相倚的强调呈现出来:一是强调中国传统治理是具有结构性缺陷的治理模式。“儒家德主刑辅的治理观念,在根本上规范和约束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过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成效是不尽如人意的”[6]。这一在中国古代不太成功的治理模式,显然不能直接用于中国的现代化治理。原因有三:“第一,传统治理观念缺少对社会大众基本权利的认识,在古代思想家的观念中,民众被理解为治理的对象,这种观念预设了国家权力与社会大众的对立,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出现周期性社会紧张的深层原因……第二,中国传统治理观念包含着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制度规范的诸多误识,这在客观上导致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过程缺少制度的约束,社会政治生活也因此有着更多的不确定性……第三,中国传统治理观念倾向于由行政权力掌控社会经济生活,长远地看,这种观念阻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6]二是论者主张“中国传统治理观念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过程是相适应的。尽管以儒家治国理念为核心的治理观念,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持,但由于传统治理观念自身的局限,它已经不可能满足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需要。对致力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当代中国人来说,走向现代国家治理的最为重要的一步,便是反思中国传统治理观念,建构与现代国家治理相适应的观念,为现代国家治理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6]。这显然是一种自觉区隔中国传统治理模式与中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主张。其区隔的基本理由就是:中国传统治理模式是与中国传统社会相适应的模式,在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现代的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寻求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型治理模式。不过,对中国的现代治理来讲,首要的还不是因应于现实需要谋划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事项,而是反思中国传统治理的得失。

   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总结归纳,在构成要素上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但在其现代价值的评价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就前者讲,众所公认,儒道法三家构成中国传统治理的思想基础,其思想基本命题构成认知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观念支柱;而儒道互补、儒法互补,相应呈现出观念形态的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互嵌情形。这中间,为论者所注重的“内圣外王”,恰恰是道家提出而儒家阐释的中国传统治理理想境界。阳儒阴法,则构成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政治观念基础。在中国传统治理的实际运行模式上,王霸并用、礼法并用、德刑并用的“吾汉家制度”,正是中国传统治理模式收到满意的治理效果的具体治理方式。必须指出,中国古代确实有一套卓有成效的治理模式。这正是处在现代早期阶段的欧洲国家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古代治理绩效心生羡慕的原因所在。“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录用。在中国,这些衙门就是治理一切的机构……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7]。可见,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在欧洲思想家那里获得过较高的评价。从这类评价中可以推知,中国传统治理即使没有达到前述论者所说的满意程度,也确实取得了很高的治理成就。以至于如果不是直接从中国传统治理推出现代治理的话,也确实需要在现代处境中首先反思中国传统治理的得失。

不过,上述论断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一方面,从上述分析可知,中国传统治理之为治理,大致是在统治、管理、处理、整修这些治理的日常词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因此,那是一种泛指的治理,而不是在现代机制发展到晚近阶段上才出现的那种特指意义上的“治理”;另一方面,即便承诺中国传统治理是与中国传统社会相适应的治理机制,但这一治理模式是否可用多元治理加以定位,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因为在古代中国,就权力结构上讲,在一个“事无巨细皆决于上”①“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政治机制以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②按同篇董仲舒自己的说法则是:“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的儒家独受国家权力推崇的体制里,治理很难成为多元化、哪怕是权力多元化实施的格局。与此同时,“皇权不下县”③关于中国古代皇权是否下县,在社会学界、历史学界存在争论。如果以行政机构的设置来讲,说皇权不下县有其道理;如果说从基层事务处置来讲,皇权则是下县的。相关争议,参见胡恒:《“皇权不下县”的由来及其反思》,《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4日,第5版。的权力悬浮机制以及基层社会的齿序结构,也不可能与国家权力体系在运行中发生紧密互动。因此,这种治理一般也就呈现为国家权力与社会运行的分治定式。进一步解析可知,“中国传统治理”中的“中国”已经约定俗成,而其中的所谓传统,可以被区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两个构成面。大传统是长程化、大范围、深度性的传统;小传统则是指短时段、小范围、浅层性的传统。从中国传统的结构上看,大传统是指整个中国古代权力促成的传统,小传统则是指社会按照自然秩序的和谐以相对独立的节奏运行的传统。从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关联性上讲,大传统指的是中国萌生以降,截至清末以来的漫长历史传统;而小传统则用来指近代以来、尤其是1949年至1978年之间形成的新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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