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也谱写了宏伟的战争画卷。中华民族以理性、智慧著称于世，中国人长于理性思维、辩证思维，关注事物的普遍联系、能动转化和循环发展，善于综合地、动态地把握纷繁复杂的现象。这种民族心性体现在军事实践中，表现为注重对战争规律、战争法则的探讨、总结，注重在把握战争规律的基础上理性、智慧地指导战争。因此，中国古代军事思维十分发达，从商周时期《周易》《尚书》中的军事思想萌芽，到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孙膑兵法》等军事专著的相继问世，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系统军事理论，开启了兵学兴盛的滔滔长河。据研究统计，中国清朝以前见于记载的兵书多达三四千部，目前传世的古代兵书仍数以千计，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所有兵书的总和。

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富于战略性，表现为战略思维的发达和战略思想的丰富，注重对天下大势和战争全局的理性思考和能动把握，强调“不谋全局者，不可以谋一隅”。既是中国传统兵学奠基之作也是中国传统兵学巅峰之作的《孙子兵法》，在当代被公认为是一部杰出的战略著作，一些西方战略学家甚至认为，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此外，像汉代晁错《言兵事疏》、诸葛亮《隆中对》、西晋羊祜《平吴疏》、元朝刘整《平宋策》、清朝施琅《边患宜靖疏》等历代军事策论中的名篇，也都以其洞观天下、运筹全局的远见卓识而名传千古。可以说，底蕴深厚的战略智慧是中国传统兵学文化最为宝贵的精髓。

先哲卓越的战略智慧是中华民族一份永恒的财富，对思考和筹划国家安全、国防和军事问题永远具有借鉴价值。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战略智慧的如下四个基本取向，对我们立足21世纪的国际力量格局和国家安全环境进行军事战略创新，筹谋好国防和军事问题，尤其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是“重根本”。战略的根本是实力。没有实力，再有智谋也无用武之地；没有实力而高谈谋略，无异于自欺欺人，结果更加适得其反，只能贻笑天下。有鉴于此，中国传统战略智慧首先强调自身实力培植。《孙子兵法》说，“善战者先为不可胜”（先谋求不可被战胜），“不可胜在己”（不可被战胜关键在于自己）。后人常说孙子“尚智贵谋”，但孙子自己却说，“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因为善战者之胜，“胜于易胜”（《孙子兵法形篇》）。什么叫“易胜”，就是自己形成强大的实力，而敌人却处于衰败状态，还没出手就已经处于胜势，取胜非常容易。这才是孙子的大智所在。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其实，“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易胜”之极，在根本上必然是以强大的实力为基础，而不可能是仅仅依靠什么“奇谋妙计”。正是基于对实力这个根本的重视，中国先哲很早就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思想（《商君书农战》），揭示了大国强盛的根本途径在于以“富国”来支撑“强兵”，以“强兵”来保障安全和发展，通过“富国”和“强兵”的互相促进作用来实现国家的安全巩固和持久兴盛。

二是“贵有备”。中国传统战略智慧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突出的预备观念。《周易》中就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箴言（《易经系辞下》）。《司马法》明确指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先哲从无数惨痛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军队可能“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鹖冠子近迭》），因而主张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始终保持国家安全上的警惕性，“夫安国之道，先戒为宝”（《吴子料敌》）；而且要针对可能的安全威胁，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无恃其不来，恃我有以待也”（《孙子兵法九变篇》），“无备，虽众不可恃”（《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尚书说命中》）。明太祖朱元璋曾经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此做了鞭辟入里的论述：“人孰（谁）不曰：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若晋彻（撤）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彻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正须常守不虞之戒，然则武备其可一日而忘哉！”（《明太祖宝训》卷六）

三是“求全胜”。中国传统战略智慧对待军事和战争问题，从来都不简单地就事论事，或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看问题，而总是首先从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进行审视，把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追求“安国全军”（安定国家保全军队）的“全胜”目标。这种宏大的战略视野使先哲看到，军事力量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必须将之与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因素相结合进行综合运用，相辅相成，才能够达到良好的效果；单纯依恃武力或简单地使用武力，其结果往往是破军疲国，使国家陷入四面楚歌的危机。中国古人把军事和战争手段称为“武”，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非军事手段称为“文”。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在当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与硬实力”理论两千多年前，中国思想家其实就已经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文武并用、刚柔相济的明确主张：“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三略上略》）因此说：“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只有可持久的胜利才称得上是“全胜”。

四是“忌轻发”。中国传统战略智慧对待军事和战争问题，一贯秉持理智、冷静、慎重的态度。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又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兵法火攻篇》）基于这样的清醒认识，中国先哲坚决反对情绪化地、轻率地处理战争问题，而力主理性地、慎重地谋划和指导战争，“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而且，普遍对武力的运用设置了严苛的界限。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三十一章》），孙子说“非危不战”（《孙子兵法火攻篇》），都把战争手段作为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这些观念千百年来深入人心，使慎战成为民族的普遍意识，前人因而说“从古知兵非好战”。

中国传统战略智慧的这些基本取向，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军事实践丰富经验教训的历史结晶，是传统兵学文化最为精华的思想成果。今天，虽然战争和军事的技术形态有了巨大发展，但国家力量博弈的本质关系并没有根本变化。中国传统战略智慧的上述基本倾向，有其内在的有机联系，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国家力量博弈本质关系的独特把握，这就是重力量而不轻率使用力量，极其强调慎重、合理、有节制地运用力量。这正是中华民族理性智慧特点的重要表现，也是我们今天进行军事战略创新首先需要加以继承弘扬的民族思想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