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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振环: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全球史意义

更新时间:2021-04-02 23:06:53
作者: 邹振环  
18世纪初,尽管日本实行严格的禁书制度,《天学初函》中与天主教无关的科技书也被准许进口,甚至连整部《天学初函》都被偷运至日本,在知识人中间辗转抄写、研究。《天学初函》收录的《职方外纪》《泰西水法》《几何原本》等,也为朝鲜思想家所容受,如星湖学派领袖李瀷的著述中就可以见到这些汉文西学书籍的大量印迹。晚清江南更是东亚知识环流中的重要中转站,上海墨海书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刊刻的《地理全志》《大英国志》《博物新编》《地学浅释》《化学鉴原》等,亦多有和刻本问世。

   这种互动还充分体现在绘画艺术中。明末西画东渐,海西派画法从宫廷传至江南,影响深入民间,采用透视法的桃花坞“姑苏版”年画即为典型。桃花坞年产年画数万张,远销日本、东南亚。中国版画对日本浮世绘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其中就包含使用透视法的姑苏版年画,自称首先运用透视法的江户时期浮世绘画家奥村政信,其《唐人馆图》就摹写了一幅乾隆时期的《莲池亭游戏图》。这一中—欧—日绘画环流,也体现在晚清画家任伯年的作品中。他曾到“中国西洋画的摇篮”——位于上海的土山湾画馆观摩素描、写生、水彩画抹色及油画上彩,认为用铅笔画素描与其学过的擦笔画有不少相似之处,没骨花鸟丰富的色调明显受到西方水彩画的影响。他不仅吸纳欧化技法,也学习兴起于17世纪初的日本浮世绘的图式。清末沪上画坛与日本画界交往密切,日本浮世绘作品通过日清贸易研究所贩卖到上海。任伯年有不少订单来自日本客商,日医冈田篁所著《沪吴日记》对此有详细记载,任氏画作还被收录于1936年原田谨次郎编著的《支那名画宝鉴》。为契合买方趣味,任伯年的画作适度采用色彩艳丽、光影和明暗变化的新形式。(22)个体活动在亚洲乃至世界环流大势的推动下,迎合了历史的潮流。

   四、江南文化中的世界元素

   江南与亚洲乃至世界互动所形成的经济互补、人员和技术交流,必然带来文化构造上的变化,给明清江南文化留下了很多世界性元素。

   1.吸纳异域不同物产和融汇各种元素而实现的“郑和大交换”

   明初南京、苏州、松江、镇江等地都有庞大的官营造船业。南京有宝船厂和龙江船厂,是海船建造业的中心,郑和下西洋所用船只有很多就是在南京船厂建造的。郑和下西洋每到一地,都代表永乐帝拜会当地国王或酋长,同他们互赠礼物,向他们表达通商友好的诚意。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满载丝绸、瓷器等几十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产品,同各国商民平等贸易,换回海外的特产,据《明会典》《明史》《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统计,共有11大类、191种货物。(23)克罗斯比(Alfred W.Crosby)将15世纪关于生物、农作物、人种、文化、传染病在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的交流命名为“哥伦布大转换”,(24)我们不妨也将郑和下西洋及围绕这一西太平洋到印度洋之间大规模的货物交换和文化交流,称为“郑和大交换”。这一交换进而影响到江南本地文化,永乐十年(1412)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归来时,永乐帝决定在南京狮子山西南麓建静海寺,来供奉郑和带回的佛牙、陈列海外珍品,并在寺庙内种植郑和携归的珍贵树种。为报答生母硕妃的养育之恩,永乐帝还在静海寺东南建造了大报恩寺,寺内建有高达78.2米、融中外不同元素的五色琉璃塔,塔身白瓷贴面,琉璃拱门的门框饰有狮子、白象、飞羊等充满异域风格的五色琉璃砖,被称为“天下第一塔”。(25)

   2.西来东往:外来移民和留学海外的江南学子

   近代上海不仅吸纳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前来定居,登记的常驻外国移民曾达到15万人,包括世界一流的建筑师、技师、艺术家和商人等,(26)他们将各自国家的文化带到江南。宁波、南京、上海等开埠后,又为引入、融汇外来文化提供了舞台。晚清最后40年有中国史上赴美、赴欧和赴日三次留学高潮,近代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为代表的江南城市成了留学生走向世界的津梁。江浙一带城市的知识人先后留学欧洲、日本和美国,不少人学成归国后服务于政府、教会和民间的专业机构,如舒高第、沈纮、汪有龄、杨廷栋、杨荫杭、鲁迅、蔡元培等,其中不少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领航者。

   3.江南城市文化的多元性

   随着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南京、苏州、杭州、宁波、上海等城市先后成为西方传教士和异域商人主要活动的地区,西方人带来了从天文地理到水利机械,从油画、透视法到摄影术,从解剖学到放射性理论等科学、技术和文化。地处江南核心区域的城市陆续成为展示西方文化的窗口:从葡萄酒、啤酒到西餐,从煤气灯、自来水到电灯、电话、电报、公共交通等,并逐渐引进了西方的制度文化,如银行、证券、邮政、诉讼律师等,促进了城市管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近代化,并在江南城市中形成了一个不同文化相互竞争、交流、融合的平等机制,多元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使江南文化呈现出一种复合型的文化形态。

   五、中欧比较视野下的明清江南

   2000年,美国加州学派代表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出版《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将江南与英格兰进行对比后,认为在工业革命前,江南并不比英格兰落后,与1750年欧亚大陆许多地区的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存在令人讶异的相似之处。1750年长江下游人均生产的棉布,与1800年英国一样多。(27)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他说明写此书的目的是把中国与欧洲比较、把江南与英格兰比较,寻找两者分道扬镳、分别走向落后和先进的分水岭,结果发现欧洲的工业革命是世界“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的时间节点。这一观点与先前流行的明以后中国已落后于西方的论断相去甚远。国内学界较早呼应海外学界关于1500-1800年经济全球化论说的是樊树志,其代表作《晚明大变局》(28)通过对江南市镇的长期研究,不仅印证了彭慕兰的分析,也呼应了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关于经济全球化中东方是世界经济中心的观点,(29)指出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尤其是在丝织、棉纺织行业中达到的水平,领先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江南丝织业的工艺水平也领先于欧洲。

   李伯重长期致力于江南经济史研究,先后完成《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等一批学术著作。(30)他尝试从世界视野出发,又立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实际,通过对“江南道路”的分析发现,西欧道路对中国历史的普遍意义并未经过验证。所谓“西欧道路”,其实是英国模式,其核心即工业革命体现的经济变革。因此,以之作为研究的默认前提,是盲目套用英国模式,是一种预设结论的先验性研究方法,其实质是想要证明西欧道路也适用于中国,而非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特点。他通过对英国模式和中国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后发现,“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核心的历史发展观,是建立在一种对英国模式过时认识的基础之上的”。(31)李伯重既能进入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与之对话,又能跳出西方研究模式得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明清江南史研究经历了若干年快速发展后,在选题上出现了“滞胀”的危险,但随着近年来江南文化、红色文化与海派文化的活跃,又给江南史研究注入了活力。不管是历史研究,还是现实需要,我们都无法绕开新资料的发现和对旧资料的新解读;同时更需要以全球化视野,构建起江南史学科的“整体史观”,这也是目前国际社会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泛流行的重要概念,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历史学家大多以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单位,而进入全球化时代后,突破国家和区域史的视野已成为学界共识。

   李伯重总结出全球化视野不同于以往世界史研究的主要特点:一是以“社会空间”而非“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二是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三是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他比较了传统的中外关系视角与全球史视角,指出传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对象是中国和西方,而西方又指西欧部分地区,强调“单向关系”,即16世纪以前是从中国到西方;从16世纪开始则是从西方到中国。而从全球史角度来看,这些认识是存在问题的。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在150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大多是间接的,但也有直接的;不只一种方式,而是多种途径。因此,这种交往虽然终端在中西,但过程又具有全球性。(32)

   明清时期是东西方海洋活动开始频繁的时代,也是世界真正开始进入全球化的时代。不仅江南史的大结构和大进程的叙述需要宏大的全球史视野,甚至其中个体生存与活动的细节,也有变动中的宏大背景。梁启超曾用“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组范畴,(33)建构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模式。我们不妨借用梁启超的范畴,推演出研究明清江南史,亦需形成包含“中国之江南”、“亚洲之江南”和“全球之江南”三组范畴在内的解释框架。这一框架不仅要将江南放到东亚海域里,还要将之放到世界经济贸易的环流中,来考察江南与中国其他地域、亚洲乃至世界各地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互鉴,由此认识一个新的具有多种元素的“历史世界”,其意义在于转变了以往多把江南视为一个中国区域性的研究主题。明清江南史研究是一个打破了朝代框架、地域社会和城镇格局,以问题为导向的开放性区域史研究,是在方法论上打通了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交叉性研究。江南史既非传统中国以自我为中心的叙述,亦非东方学所建立的对他者的陈述,而是努力呈现出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

   在认识框架上,明清江南史研究或许也能给我们提供更多、更重要的全球史意义。在继承既有研究基础上,如何从江南来观照中国、亚洲和世界,同时不仅从中国看江南,也从亚洲和世界来反观明清江南史,揭示其在全球背景下的各个侧面,展现其与世界其他文明区域相比所具有的共通性和特殊性,有助于重新理解世界其他区域近代化的不同驱动力,以及如何转变为19世纪城市工业化的过程,以“区域性”、“本土性”和“国际性”三个不同维度,呈现一种方法论的意义,为全球史学的发展作出中国学术的特殊贡献。

  

   注释:

   ①松浦章:《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郑洁西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序言”。

   ②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健民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84页。

   ③大庭脩:《江户时代日中秘话》,徐世虹译,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27、124页。

   ④例如2005年,日本学者小岛毅、冈元司等主持的科研项目“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开创跨学科研究”,就集合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建筑学、船舶工程等领域的134位研究者,并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资助。

   ⑤参见永積洋子编:《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年——復元 唐船貨物改帳·帰帆荷物買渡帳》,東京:創文社,1987年,第35-238頁。

   ⑥何太青:《乍浦杂咏》,沈筠编:《乍浦集咏》,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卷7,第1-2页。

   ⑦参见冯佐哲:《乍浦港与清代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2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245-263页。

   ⑧林大椿:《为杨西亭嗣雄写东海归帆图系之以诗》,沈筠编:《乍浦集咏》,卷8,第14页。

⑨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2、33《学术志》,《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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